所以最近，李國濤先生救人心切，急於發動更多更大規模的全球呼籲行動時，我們一再勸他等一等。因為我們完全處於中共掌控之中，即使中共不抓我們，指示網路偵察員多搞點搗亂活動，就足以令我們的聯繫中斷，陷我們於癱瘓狀態了。我們目前，只能在中共容忍的有限空間裡做一點點事，根本沒有條件圖大求多。
除了網上特務，我們的身邊，還有更多的特務，以各種方式接近我們，監察我們。這些特務有在本地活動的，還有在外地活動的。識別起來很不容易。一般只有對一個地方的狀況長期觀察，認真研究，達到專家的水平，才能識別出來。對此不太重視的民運人士，總是屢屢上當，或者成為特務操縱的工具，攪亂民運，或者與特務合作，最終被誘進監獄。或者最後醒悟過來，自感已被特務操縱的灰頭土臉，只好退出民運。
在大陸這很簡單。凡跟異議人士有經常來往的，公安機關便會找去談話，調查來往內容，連哄帶嚇，要求對方配合，充當線民。凡不願充當線民的，以後自然也不敢再與異議人士保持聯繫了。這樣異議人士的身邊，剩下的幾個朋友，除了不屈不撓的同道，其餘幾乎都是中共的特別情報員了。
中共對異議人士的監控，是全方位的，正如楊天水先生指出的那樣，他們施行章魚策略，把觸角伸向四面八方，構成嚴密的蜘蛛網狀，哪裡有一點動靜，當局就會立刻察覺。
除了安全部網路偵察局、技術偵察局對我們進行電訊監控，公安部國保局通過特情對我們進行人力布控之外，政權最基層的派出所、街道、居委會、保衛科也負有偵察任務，都有各自的一班情報員和明確的偵察物件。
由於現在政治形勢複雜，國家安全部的對內人力偵察系統也急劇膨脹。去年我的一個朋友被蚌埠安全局抓去審訊，我們八九個朋友，趕去營救，好不容易找到富麗堂皇的安全局新大院，門衛卻不許我們進入院內辦公樓，並且嚴厲地警告我們：市委、市政府、公安局都可以闖進去上訪告狀找人什麼的，這裡卻絕對不行，誰敢未經領導批准進入大院，一定會被當場抓起來，送去勞動教養三年。
在登記求訪等待批准時，我順便翻看了一下訪客登記薄，登時倒抽了一口涼氣，原來我一直以為安全局只是一個針對國外的偵察部門兼技術偵察職能，沒想到他們現在的觸角那麼深，在轄地各個單位、部門、工廠、賓館、酒樓、火車站都有線人，這些線人定期到安全局匯報工作，領取津貼，也需要做訪客登記。而且由於受培訓較少，線人在訪客性質分類裡填寫得很明確：約談、工作談話。我十分訝異這麼重要的資料，怎麼會擺在傳達室裡任人翻看，問詢傳達員後才知道，由於近期安全局工作量太大，人員編製跟不上，安全局的傳達員，都是拉關係、走後門臨時僱用的退休老工人，當然缺乏安全概念。
但是第二天我們再去，我想再翻看那本「威虎山聯絡圖」時，就再也不見蹤影。新一個傳達員冷冷地告訴我們：「不許亂翻亂看亂問，安靜等待，昨天那個傳達員，糊里糊塗，違反紀律，已被批評處理。我可不想惹麻煩。」看來，蚌埠安全局頭目昨晚就通過監視攝像鏡頭發現並堵住了這個漏洞。
中共由於生性是個非法暴力組織，所以從誕生之日起，就必須隱藏起來，按照毒蛇和老鼠的生存方式，在地下活動。所以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到最基層的鄉村黨支部、黨小組，直到已掌握政權55年後的今天，由於「工作」中說的儘是不敢為人聽到的黑話，幹得儘是見不得人的醜事，依然還像黑社會那樣，嚴格奉行情報組織的活動規律，一切都對外保密，經常在夜間開會。
這就導致，中共女幹部的丈夫，長期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妻子總是神出鬼沒，動不動外出開一整夜的會，到底在搞什麼性質的「革命活動」，做丈夫的永遠也搞不清楚，夫妻糾紛當然不斷，最後只有離婚或屈服。所以女子一加入中共，就變成了江澤民在哈佛演講時所稱的「free-women」了。
中共是通過特務活動起家的，可以說中共在特務工作方面所花的精力、代價，古往今來沒有任何一個政權或組織能比。前蘇聯克格勃龐大無比，觸角伸向全球各個角落，曾經令人談虎色變，而中共的情報組織，其實更複雜、更龐大、更無法估計。
中共的大大小小每一個頭目，都兼職從事情報工作。即使楊尚昆後期做了國家主席，也照樣兼做情報工作。蔣彥永就曾經是楊尚昆的情報及統戰工作物件。而美國洛杉磯僑領陳文英，更是楊尚昆單線聯繫的特別情報員，楊尚昆有一次訪美時，曾親手遞給陳文英10萬美元現金活動經費。
由此可見，中共把情報活動置於多麼重要的地位，堂堂國家元首訪美，居然都要親自從事情報活動，傳遞大筆現金，這可是嚴重違反訪問國法律和外交慣例的，若當時被發現揭露，全世界都會震驚，簡直臭名昭著，中共卻根本不當回事。
水來土掩，兵來將擋。我們必須高度警惕中共特務，才能做一點正事。
(－－轉載自《議報》15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