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中國當局公布數據，歷來有水分，按照這一規律推理，增加的貧困人口，應該遠遠多於80萬。貧困人口，按照中國的定義和標準，只有2900萬；然而，當局承認，按照國際上的標準，中國貧困人口最少也有9000萬。事實上，國際上普遍認定：中國的貧困人口為2億。
中國貧困人口的增加，與其他幾個相關數字的變化，是聯繫在一起的。這幾個數字是：其一，從2000年開始，城鄉差距重新回到1978年以前的水平；其二，從2004年開始，中國人均糧食擁有量下降到二十多年來的最低水平；其三，中國耕地面積逐年減少，去年就銳減1億畝，僅剩20億畝；其四，因工資遭長期拖欠，各地「民工潮」正演變為「民工荒」。
「高速增長」、「一枝獨秀」的經濟神話，是以大城市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和盤旋延伸的高速公路來象徵的，但是，農村破舊、農業滑坡、農民赤貧、城鄉差距擴大、貧富懸殊加劇、貧困人口增加，卻構成一幅絕然相反的圖景。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這首先要追溯到自江澤民1989年上臺以來，所推行的「出賣與收買」政策。出賣廣大農民，犧牲下崗失業工人，漠視弱勢群體；收買城市居民，籠絡知識精英，豢養軍隊警察；犧牲農村，填充城市；犧牲農業，偏重工業。變「工農聯盟」為「官商聯盟」。一整套急功近利的市井思維模式，直接造成全社會發展水平的嚴重失衡。
其次，官場貪污成風，腐敗成性，有限的資源朝權力傾斜，不斷為「強者」洗劫、瓜分。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在這一「國情」下，基層行政機構臃腫；農民負擔沈重；扶貧資金屢遭挪用、貪污；以及農村土地被強行佔有，民工工資被長年拖欠，等等，怎能不導致貧困人口急劇增長？
上述兩種禍根，也解釋了為什麼每當水電等工程開工，便製造出大量貧困人口的由來。在強行征地和暴力拆遷的恐怖氣氛中，在「最低補償費」的愚民政策下，僅因水利開發一項，就人為製造出一千多萬貧困人口：庫區移民。原本生息在富庶的河谷地帶，卻被強行遷徙到自然條件更為惡劣的地區。搬遷費往往被貪官挪用，再就業計畫一再落空，一些庫區移民竟淪為「叫化子」，靠撿破爛為生；一些女性移民則淪為人口販子竟相倒手的對象。
除此之外，因亂攤亂派致貧，因剝削致貧，因歧視致貧，因災致貧，因病致貧，因學致貧......人民貧窮的原因，可謂林林總總，千奇百怪。
曾幾何時，中國將亞洲「四小龍」作為模仿和追趕的對象，轉眼間，25年過去了，豈料，貧富懸殊、兩極分化、腐敗深重、並暗藏巨大金融黑洞的中國，卻越來越像極了那些經過短期暴發與躍進、卻又陷入長期疲軟與不振的南美國家，如委內瑞拉、阿根廷、巴西等。至於資源浩劫與環境污染，中國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大上海高樓林立，地面因之急劇下沉；北京城氣派輝煌，卻經不起一場暴雨的洗刷。這一切證明，即便是表面繁榮的中國城市，也是紙糊的燈籠，一戳就穿。
中國與亞洲「四小龍」最大的共同點，乃是「出口導向型」經濟，最大的不同，則在於，「四小龍」先後實現民主、有效遏制貪污、建立社會公正、注重協調發展，於是，很自然地，「四小龍」趨近的，是政治清明、經濟健康的西方國家。
中國與南美諸國最大的共同點，在於官場腐敗，社會黑暗，政治左傾。其中，尤以權力經濟，官商勾結為登峰造極。最大的不同，則在於，南美國家初具民主雛形，社會矛盾可望有效化解；中國則繼續淪於專制與獨裁，社會不公所導致的社會對立無法排解，情緒與矛盾隨時可能激化，全面崩潰可能不期而至。比如，民間和平上訪，遭遇官方暴力截訪，拆遷戶與失地農民怨氣衝天，正是為全面崩潰奠基的背景之一。
總之，經歷短暫的「燦爛榮景」之後，中國，在經濟上，正步南美國家的後塵，或病態增長，喪失平衡；或徘徊反覆，實質倒退。這一「南美化」的症候，大可能終結「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之神話，另一句被提前終結的神話，曾經是這樣說的：「二十一世紀，是巴西人的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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