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國未經改革的政治體制固有的工商風險在眾多中國經營人員中滋生出一種「企業策略文化」的反應，鼓勵他們尋求短期利潤、地方自主和過度分化。除少數例外，中國企業多集中拉攏與黨官的特殊關係、拒絕建立橫向聯繫和廣泛的相互交往以及放棄長線技術發展及普及方面的投資。
*開放再開放：外企佔據中國出口主導地位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引進外資5千億美元，10倍於日本1945年至2000年累積外資。根據中國商業部統計，美國公司已在中國4萬多個項目上投資400億美元。外資企業佔中國出口的比重在2003年達到55%。在這方面，中國不同於典型的亞洲成功案例。根據麻省理工大學的黃亞勝（譯音）的統計，七十年代中期，外資企業僅佔臺灣製造業出口的20%；1974年至1978年間，外企僅佔南韓製造業出口的25%。泰國外資企業所佔比例從七十年代的18%降至八十年代中期的6%。
而且，中國外資企業的主導地位在先進工業品出口方面更為顯著。過去10年，工業機械出口實際增長10倍（去年達830億美元），同期外資企業生產的產品佔出口比例從35%增至79%。電腦設備出口從1993年的7.16億美元增至2003年的410億美元，外資企業所佔比例從74%上升到92%。同樣，中國的電器和電信產品出口自1993年已增加7倍（去年已達890億美元），同期外資企業所佔比例從45%增至74%。
在歷經二十年開放之後，中國對外來投資的依賴不斷加強，外資企業與國內中國公司間的差距日益增長。九十年代，北京允許外國直接投資的發展新趨勢：一改合資企業，趨向獨資外企。今天，獨資外企佔中國新的外來投資的65%，主導高科技出口。
根據最新中國政府高科技領域統計數字（醫藥、飛機和太空、電器、電信、電腦和醫療設備），1998年至2002年間，外資企業佔高科技出口的比例從74%增長到85%。同期，外資企業佔境內高科技產品銷售總額的比例從32%上升到45%，中國最具競爭力的企業公司─國有企業─所佔市場份額從47%降至42%。
而中國的私有企業尚未成為具有實力的全球角色。儘管經濟改革已逾20個年頭，中國佔主導地位的企業和技術公司依然主要是國有企業。雖然它們低效並依賴政府補貼貸款，但它們仍佔中國先進工業生產的主體。它們優先獲得市場與資金的特權阻礙了私有公司企業的興起。因同樣原因，各省和地方政府所有的集體企業未能成為中國先進工業和技術部門的主要角色。
*特殊與例外：企業領導鑽營與黨官的關係
中國的國有、集體和私營企業落後外資企業的關鍵原因之一是，它們沒有像七十和八十年代日本、南韓和臺灣那樣在長線技術方面投資。
要開創具商業價值的產品和服務，企業必須注意和獲得新知識，瞭解市場動態和對顧客不斷變化的需求做出迅速反應。與科研部門、金融機構、業務夥伴和顧客建立牢固聯繫的企業，在獲得、改進新技術並使其商業化方面具有優勢。
但是中國未經改革的政治體制壓制這種獨立的社會組織和橫向網路聯繫，相反卻加強縱向關係。
中國依然保持零散的聯邦體制，其各地方區域由一個政黨統一著。中共控制著組織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企業聯盟，使企業難有為共同合法權益合作的途徑。這一結構促使企業領導鑽營與黨官和官僚的關係。
黨官在確定和實施規則方面依然大權在握。他們能夠而且時常是為達到地方具體目的而操弄經濟政策。有的人捲入此種「地方主義」是因為他們本身就腐敗，有的人則因為他們直接擁有或管理企業。但多數人這樣做是因為少數政客鼓勵他們這樣做，因為他們知道，地方經濟增長有利於社會和政治秩序，中共容忍，甚至獎勵不擇手段帶來地方投資與就業的官員。但這樣做的結果常常是零散的國家工業和重疊投資浪費。
中國國營和私營企業領導人均承認，由本位主義主導的經濟是一個充滿風險的商業環境。市場零散；規則在政府官員的操弄下不斷變化；政治障礙阻止企業間結盟、共擔風險和採取集體行動。為應對這些不確定因素，中國商界在過去20年裡發展起一種獨特的實業戰略文化，即一套有關在此種環境中「靈驗」的戰略的價值觀念和指導方針。
首先，為因應政策的「具體」實施，中國企業通常挖空心思從關鍵官員處獲得「特殊」禮遇，例如獲得市場與資金的特殊渠道，規定和條例的例外或預防其他官員的保護等。其次，為最大限度地獲取此種特殊利益和避免與其他企業和客戶的麻煩，許多中國公司不在同行內協作，特別是如果此種協作要跨區域或跨官僚管轄範圍，更是為忌。再者，一般而言，它們與其長線投資，更願短期獲利。中國企業傾向於過多分化，以便減緩過剩生產力和重疊投資帶來的同行間價格競爭造成的可能損害。
*未通道路的結節：中國企業側重短期收益
這種實業戰略文化在中國目前的政治和工商環境結構內還是合理有效的。這些特徵與150年前清朝中國首次工業化時期建立的官方權威與商人企業間的互動格局很類似。但中國的實業戰略文化削弱了中國企業的競爭力，長期下去或會產生破壞性經濟後果。
多數中國企業側重短期收益，沒有隨著效率、銷售收入和利潤等的不斷增長而增長其發展新技術的決心。十多年來，它們用於科研與發展的總投資佔銷售收入的百分比一直低於1%。中國企業科研與發展的投資作為增值比例部分僅約1%，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發組織)國家的平均數低7倍。
側重短期收益同時也指導著中國工業技術的進口。中國企業進口技術時傾向於採購國外製造設備，時常是成套購買，如流水作業線。整個八十和九十年代，硬體佔中國技術進口的80%以上，而技術轉讓、「技巧」服務和諮詢分別僅佔9%、5%和3%。
中國企業也未能發展強有力的境內技術供應網路。2002年中國企業用於採購境內技術的資金不到其科技總預算的1%(科技預算是指技術進口、原有設備更新和科研與發展)。中國最強的企業屬於與境內供應商聯繫最少的企業：國營電信和電器企業在技術進口方面每投入100美元，它們在類似的國內產品上僅投入1.2美元。這樣，中國的技術供應商從國內最強的企業那裡得不到有力的「需求引力」來刺激企業自身革新能力；它們主要降格去為鄉村企業和競爭力較弱的國有企業提供服務。
此外，牢固的地方政治聯繫也傾向於使自己所處地區與其他經濟地區隔絕，這就造成了中國企業經常規模較小而且分散。北京和上海是中國地方保護主義的主要中心。受此保護主義影響最深的行業有：醫藥、電子器械、電器產品和交通設備等。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受害最深，外資企業受影響最少，這說明本位主義的負擔沈重的壓在中國企業肩頭。
為克服發展地區間供應線的困難，同時保證短期利潤，中國企業傾向於產品過度分化。許多中國名牌企業已開創並非成功的附帶生意，如海爾從家用電器走向電腦、行動電話和電視；方正從電腦延伸到茶葉、鋼材、軟體和金融服務；以及首鋼從鋼鐵到銀行業、汽車裝配和半導體。中國最具實力的技術公司和網路設備製造商華威最近令人質疑的進入行動電話市場，過去五年其產品售價和利潤大幅下降，並且去年有37家執照零售商已經囤積2000部手機庫存。
中國的科研機構和地方企業的選擇限制了中國企業研發新產品和服務的能力。九十年代，中國企業新產品所佔銷售總額比例始終停留在10%左右。(相比之下，經合發組織國家企業的新產品所佔銷售額比例在35%至40%不等。）而且，由於重疊投資、行業分散和行業價格競爭，使其無法從革新中獲取高回收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