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的產生、發展、終亡都有起歷史的承繼,並不可能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中國社會的「民主運動」也是這樣,是歷史的延續,而並非一些「亂臣賊子」的憑空捏造和杜撰,更不是被專制政權污蔑為「顛覆國家」者們為了自身政治、經濟利益而進行的,具有強烈政治盲目性和不負歷史責任的「自由選擇」。中國社會過去的、今天的乃至未來的民主運動,都不過是歷史的選擇、繼承與發展。而社會中的每一個人,無論男女老幼、賢肖智愚,都無可避免的被歷史潮流裹挾而下,不同者乃是有順應歷史潮流的主觀能動選擇者,有違逆歷史潮流的主觀能動選擇者,也有主觀能動性不強而被動選擇者。對於歷史的發展,我們要麼尊重歷史的選擇,並繼承之,要麼否認歷史的選擇,並摒棄之。前者贏得歷史的尊崇,後者遭受歷史的唾棄。
中國社會對「民主政治」的需求,產生於清朝末期,康梁變法正是這需求的必然結果。就算當時沒有康有為、梁啟超也一定會有張有為、王啟超起來領導和推動那樣的帶有鮮明的資產階級色彩的政治改良運動。但是,康梁以及少數滿清權貴的「改革開放」並不能完成中國的「民主」政治道路的建設任務,也就不能不退出歷史舞臺。在經歷了一系列的痛苦掙扎和選擇之後,歷史終於選擇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來結束中國歷史上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從滿清末期的和平改良到「辛亥革命」的武裝鬥爭,中國的民主運動經歷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式,而這兩種方式之間的根本區別並不是人為的,而是歷史的選擇與繼承的結果。是滿清的政府更是當時的中國社會需要「民主改良」,是孫中山們選擇了武裝起義,更是中國歷史選擇了他們以武裝革命的形式來改變中國社會的命運。歷史真的是滾滾流動的長河,其間有喧囂而上的浪尖,也有沉寂而下的波谷,「改良運動」正是無可奈何而又必然存在的民主運動的低谷,而「武裝革命」也正是氣壯山河,必然存在的民主運動的高潮。
完成了終結封建統治這一歷史任務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們,是不是也就完成了「民主運動」了呢?不是的,因為他們還遠遠沒有將中國民主自由的道路鋪就,中國社會還並不能沿著完全的民主自由的道路向前發展。「抗日戰爭」的爆發並不是「民主解放戰爭」產生的根本原因,它充其量是個催化劑,加速了「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順利完成。如果說,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不能完成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成為必然,那麼,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也依然沒有完成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也就成為必然。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帶有強烈的「階級」特徵的「民主革命」勢必只能完成部分階級的民主化進程--當然,這也是的歷史的進步,其實我們也應該承認--這也是歷史的選擇。當時,國民黨剛剛建立起資產階級政權,徹底瓦解了封建專制,但是,幾乎同時,它就面臨一個它不能獨立承擔和完成的歷史任務,那就是遭受日本的侵略時的民族獨立。於是,歷史給予了中共一個機會,也就是賦予了它同樣的任務,那就是完成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事實上,歷史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是選擇中共來完成民族的獨立,而不是也不可能讓它來徹底完成中國的民主建設。我們承認這種歷史的選擇,那麼,也就必須承認,作為只完成了「少數階級」的民主自由進程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也就只能承擔和完成這麼一個歷史任務,而並不能真正的徹底地領導全中國的民眾走向民主自由的康莊大道。歷史任務不是由黨章和憲法來制定並完成的。只要整個中國一天沒有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所有中國民眾一天沒有享受到民主政治制度的好處,那麼「民主運動」就一天沒有結束。事實上,不可能有徹底的、理想化的民主制度--因此,民主運動也就不可能根本地停滯下來,它只能在歷史發展中得到繼承和發揚。
「改革開放」讓更多階層的人,讓更廣泛的民眾享受到比以往更多的民主和自由,中國的經濟也得到空前發展,但是,「更多」不意味著「所有」,「空前」不等於就可以停滯,因此,「民主運動」仍然是中國社會要得到長足發展所必需的。「六四運動」,與其說是大學生們發起並領導的,不如說是經過十餘年「改革開放」這一種溫和形式的自上而下的「民主運動」無法滿足當時中國社會的需要,從而歷史選擇了當時的大學生用生命來實踐中國的「民主運動」。「六四運動」是「開放」的必然,而「天安門屠殺」也是「改革」的必然。沒有經過革命的翻天覆地的改換,中共必將只維護它們少數的階級的利益,而不可能在全國人民都要起來反對他們獲得利益的不正當手段時,還能保持溫和的面孔--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階級特性」決定了的--它們不可能考慮到它們認為需要並可以享有民主權利的階級以外的其他階層的民眾的利益,尤其是政治利益。中共的「民主建設」其實就是為了完成「權貴階級「民主權利的確立,民主的權利是權貴們享受了的,普通民眾依然不得不接受被「獨裁專制」恣意踐踏暴虐的命運。因此「六四」有多偉大的,中國民主運動就有多悲壯。無論是今天的「改革派」還是「革命派」,都在主動承擔這一歷史使命,不同的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各自扮演的角色不同。歷史不可以假設,但是,可以預測和推斷--那麼,我們大膽的預測,如果,當
「改革」完全將中國導入了民主的軌道,那麼,我們可以放心大膽的說:「革命不會到來!」但是,當改革一旦像滿清末年那樣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一樣,不得不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那麼,我們也必須正視和承認革命--甚至是武裝革命的到來。改革也好,革命也好,看似人為,實屬歷史必然。
無論是來自中共內部,還是來自海外民運,抑或來中國民間--中國的民主運動從來沒有停息過,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發展都需要「民主」地運動來創造歷史前進的動力。
二、中國現代民主運動該做怎樣的繼承?無論是孫中山、蔣介石還是毛澤東,他們囿於歷史的侷限,都無法真正的徹底的完成中國社會的民主改造任務,無論是同盟會、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中國歷史上的民主進程中,都只能是播種的角色。因為,他們處於當時歐洲經濟危機時代,西方資本主義面臨何去何從的歷史關頭,所以,無論是三民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都得到相應的歷史契機。然而歷史證明,無論是三民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都不是最終成熟到足以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完成他們的現代化民主建設任務。因此,國民黨在臺灣的失敗,前蘇聯的解體和東歐巨變都在證明,當一個政黨、一種主義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之後,必將退出歷史舞臺,無論其曾經或正在掌握著多麼強大的國家機器,也無可避免的要遭受歷史的再次選擇--淘汰--也是一種選擇。中國共產黨,也必定不會成為這種歷史選擇的例外--這是一定的。那麼,全新的,也就是說現代的中國民主建設的任務就必然落在今天的、明天的「民主運動」者肩頭上,而今天的民運正是要對歷史上的「民主運動」作出最為恰當的、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繼承,才能最終將現代化民主建設運動推向新的歷史台階。
民主運動的繼承是多元化的繼承。在今天的民主運動大潮裡,要麼主張「和平改良」,要麼主張「武裝革命」,要麼主張「階級仇恨」,要麼主張「一團和氣」,並且也都有「歷史依據」。事實上,歷史,我們不能割裂開來看。任何歷史時期的「民主運動」都不是孤立的、片面的、單一的某種方式,而是多元化的,互動式的並存著的。如果我們把國共時期的民主運動,孤立的看著是兩股不同政治見解的武裝力量對中國當時的歷史所做的各自不同的解釋,那麼,我們就只能得出「非此即彼」的結論。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敵對,以及它們各自內部的分歧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彼此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因此,即使是在當時具有那麼成熟的「武裝革命」的歷史條件下,國共之間也還存在聯合--戰爭--聯合--又戰爭的反覆,這絕對不僅僅是政治家們一手策劃的「陰計陽謀」,而是以孫中山、陳獨秀、蔣介石、毛澤東為首的這些政治力量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作出的最智慧的策略。那麼,我們就不能「盲人摸象」,一定要審時度勢,看準歷史條件,把握好歷史契機,全面繼承歷史上的民主運動的成功經驗,而不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反對「叢林原則」者,不能用中共的「政治協商」來否定其合理性,而「武裝革命」者也不能用中共的「人民戰爭」來否定國共合作的合理性。應該是,該聯合就聯合,該鬥爭就鬥爭,聯合中有鬥爭,鬥爭中有聯合;該和平就和平,該武裝就武裝,和平中有武裝,武裝中有和平。因此,我們應該多元繼承,而不是各執一端,誰也說服不了誰,卻耽誤了民主進程。
民主運動的繼承是歷史的繼承。所謂歷史的繼承,就是要與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歷史條件相適應下來變化的繼承歷史上的民主運動,而不是一成不變的模仿。在上世紀前半葉,戰爭和革命是整個世界發展的基調,而全球基本上也被劃分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陣營,中共的「武裝鬥爭」有它存在的條件,但是,我們今天並不具備那時的歷史條件,因此,要走中共的老路,幾乎不可能。但是,是不是因此可以徹底否定「武裝革命」的必要性呢?也不是。看古今中外,沒有哪個國家是不經過大的衝突和動盪就可以直接步入現代化民主進程了的。前蘇聯的解體和東歐巨變似乎是「和平演變」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歐盟和北約對它們的制約,很大程度限制了前蘇聯等獨裁政權的武裝鎮壓,從而使得「和平演變」成為可能。蘇聯以及東歐的結局,都是美國以及歐洲想看到的,同樣,它們還想看到的是伊拉克撒達姆政權的倒臺,但是,由於北約和歐盟無論是從軍事和經濟上對伊拉克的制約都不如對蘇聯以及其他東歐國家影響那麼深和大,所以,伊拉克的變革必須是經過戰爭--無論這場戰爭是由誰發動的。也就是說,當一個國家的政權獨裁和專制到其他的任何非軍事力量的制約和干涉都難以撼動的時候,而這個國家的民眾又有強烈的民主意願,那麼,武裝革命力量就一定是必需的,即使這樣的力量最終未能用上,也不可否認「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的合理性。今天的中共政權也就是這樣,任其非軍事力量的制約都無法改變其政權的變化,因為,它本身是從封閉自守走出來的,那麼你任何的經濟封鎖和制裁不外乎給它以煽動民族仇恨的口實,而無法從根本上撼動它的政權。這一點,美國政府很清楚,對於像中國和前蘇聯這樣的擁有強大軍隊的政權來說,他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使用軍備競賽來拖垮共產黨獨裁政府耐以存在的GDP增長指數,從而使之「城堡從內部垮掉」。美國里根時代,是用星球大戰計畫來拖垮前蘇聯,而對於伊拉克和南聯盟則是直接出兵,而對於中國,美國則是主要利用臺灣的政治、經濟與軍事的發展來打擊中共政權。對於美國的動機,我們不去猜測,也不需要,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沒有中共獨裁統治的,擁有現代民主政治體制的獨立的中國,所以,我們應該認識清楚當前的歷史形勢以及即將出現的歷史契機,從而採取最為恰當的民主運動方式。在中國內部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社會矛盾越來越激化的情況下,如果臺灣在其政治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造成了與中共政權的巨大衝突,從而導致台海戰事的爆發,那麼,請問所有的民運組織,我們是不是準備好了?在新的歷史形勢下,我們的民主運動應該在聯合中鬥爭,在鬥爭中聯合,在和平中戰爭,在戰爭中和平,這樣才可能作到歷史的繼承,而不是一成不變的生搬硬套和盲目的生吞活剝,才能夠有備無患。
現代民主運動在繼承和發展中如何對待和處理「歷史仇恨情緒」。任何的社會衝突中都包含了「歷史的仇恨」,即使是以消除社會上各個階層的矛盾與敵視情緒為己任的現代民主運動,其發展過程中也一定包含了對專制獨裁政權--即中國共產黨的仇恨情緒。對於落後的、阻礙社會發展的政權的仇恨,是一個社會必然存在的歷史情緒,不僅僅產生與獨裁專制政權的直接敵人「現代民主運動」身上,即使一般的非民主運動者一樣會有不同程度的憤懣甚至仇恨情緒,這是歷史的必然,而並非個人的政治喜好所能決定的。現代民主運動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平和。這個特徵就決定了現代的民主運動一定要處理好其發展過程中,不可迴避的「歷史仇恨情緒」這個問題。只有這個問題處理好了,現代的民主運動才不能夠淪為簡單的以暴易暴。現代的民主運動的一個主題是「寬容」,就是不能以簡單的暴虐方式來處理和對待與民主為敵的對象。但是,我們要明白,「寬容」絕不是「姑息縱容」。現代民主運動的「寬容」,應當是對我們仇恨的
對象採取的,一種與歷史發展相吻合的最為恰當的態度,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態度,而是眾多態度中的一種,是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而必然要變化的態度。中國歷史上的的改朝換代以及近代的「舊民主革命」,都不是以現代民主運動的「寬容」來對待它們的仇恨對象,而是採取對歷史不負責任的、違背歷史發展規律的態度來對待之,即我們通常說的「以暴易暴」。現代民主運動的主題只一,就是尊重每一個個體生命的權利,尊重歷史,我們可以對一個專制獨裁的政權採取相應的武力手段,但是,並不意味著要對已經放棄獨裁權力的生命個體來進行打擊報復,甚至剝奪其生命財產,否則就與現代民主運動的宗旨相違背,就不是真正的現代化的民主運動。現代民主運動是以尊重歷史、尊重個體為主題的,旨在推翻中共獨裁專制統治建立現代民主政治體制的運動,所以,即使在運動中存在仇恨情緒,也只能宣泄在徹底推翻專制獨裁政權上,而不是以扼殺這個社會上的哪怕任何的生命個體作為宣泄的方式--即使在現代民主運動中,並不排斥「武裝」的因素,但是,絕不是針對某個具體的人或對象,而是針對一般的奴役絕大多數民眾的不合理政權。「歷史仇恨」情緒的存在,並不是現代民主運動的罪過,甚至也並不是什麼可怕的洪水猛獸,而是一種自然的社會情緒,而這種在任何非民主政治體制下都必然存在的社會情緒,只有在現代的民主運動的引領下,才不可能被激
化為氾濫成災的「暴民情緒」。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民主運動,都或多或少帶有激發出社會的「暴民情緒」這樣的民主運動方式,其中以中共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為最。
用「暴民情緒」來對待「歷史仇恨」,是現代民主運動要旗幟鮮明的反對的,但是,現代民主運動也要大張旗鼓的宣揚對獨裁專制的「仇恨」,並且採取最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態度和方法來推翻之。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來對待和處理「仇恨」就不會激發社會的「暴民情緒」,而這正是現代民主運動與以往任何時期的民主運動的區別之一;這也是現代民主運動在歷史的繼承和發展過程中用該注意的問題之一。
三、現代民主最需要的是革命精神。只要是關注今天的民主運動的人,都會發現,從事民主運動的人缺乏一種精神,而這種精神恰好是時代需要的,恰好是當今中國社會需要的,恰好是中國今天乃至未來的民主運動需要的--這就是「革命精神」。什麼是革命精神呢?先弄清楚什麼是革命。有人用恩格斯的話來解釋今天的中國社會需要的「革命」。恩格斯說:「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子、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獲得勝利的政黨迫於必要,不得不憑藉自己的武器對反動派造成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易經》上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直以來,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革命」就是用暴力來推翻舊的社會秩序,並且用暴力來捍衛新建立的社會秩序。這樣的理解,對於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包括孫中山領導的和中共領導的「民主革命」在內,都是適合的。但是,這樣的「革命」只能在一定的時期內得到歷史的承認,所以,臺灣的國民黨政權還是崩潰了,還剩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在苟延殘喘。而現代民主運動的「革命」絕不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子、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而是用包括「武裝力量」在內的任何合乎民眾意願的力量來擺脫「強權」統治;在擺脫「強權」統治之後,現代民主運動將不會「迫於必要,不得不憑藉自己的武器對反動派造成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為什麼不會呢?首先,沒有必要。因為,現代民主運動的根本的目的是擺脫中共的「強權」統治,建立一個全民參與的以和平的方式來決定「統治權」和統治期限的政治制度。這樣,就不存在所謂的「迫於必要」的那個「必要」--即極力維護自己統治權力的必要。其次是,任何的反對者都可以公開的反對執政者,並且只要獲得多數民眾的支持就可以合法的獲得「自己的統治」,並不需要憑藉武力來獲得,那麼執政者也就無須「憑藉自己的武器對反動派造成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現代民主的革命,其過程與歷史上的「革命」在某些環節上有可能存在相似,但是其結果是迥然相異的。因此,我們並不要害怕「革命精神」,相反,我們要愛它,培養它。我們要以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來換取我們子孫的幸福明天的這樣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來從事民主運動,惟其如此,民主運動才能以氣壯山河的氣勢,將中共獨裁專制政權淹沒。我們需要「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英雄氣概和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精神,但是,精神不等於是行為,以這樣的精神來指導我們從事理性的民主運動,則一定無往不利。就像我們讀書,要有「頭懸樑、錐刺股」的精神,但是並不需要我們的讀書人的真的把自己的頭吊起來,用針刺自己的肉體。革命精神的培養也正是當前民主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只有歷史的繼承民主運動,科學的對待「歷史仇恨」,以視死如歸的民主革命精神來與頑固的中共政權做殊死鬥爭,才能夠贏得民主運動的真正勝利,中國社會也才能真正的步入民主法治的軌道,走向偉大的中華民族復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