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外電報導：10月18日在重慶市的萬州區，有位民工，不慎碰到一位婦人，其丈夫（自稱是國土局長）竟把民工腿打斷。而且一邊打邊喊，打死了不就是二十萬塊錢嗎？
從而引起公憤，瞬時間聚集了大批打工族和市民，最多時有四萬人，後來包圍了區政府。
於是官方派來了的鎮暴警察，開打之後，雙方都有受傷，有4輛汽車（包括警車）被點了火。區政府也遭到嚴重的打砸。
鬧了一夜，最後鎮暴警察放了催淚彈，抓了些參與者事態暫時平息下來。
**事件說明什麼？**
萬州事件說明瞭，在我國底層的弱勢群體（包括進城打工者，下崗工人，廣大的農民），他們看了太多的腐敗，這些人承受了過多的苦艱，凌辱，內心充滿了對官員，對政府的不滿和憤怒，憋了一肚子氣，有了時機，就會爆發出來。像顆定時炸彈一樣。
就在本月23日，在蚌埠出現了萬餘退休工人，因為退休金太少，不能隨物價上漲調整，上街示威三天，造成交通大堵塞。
**弱勢群體要爭結社自由**
1989年六四之後，知識份子的經濟待遇提高了很多，不少人進入小康。六四後每次提工資都沒有漏下知識份子，在政協和人代會上少不了一些知識份子，六四的「鬧事者」他們有一部分進了官場，或者升了官。
為什麼執政黨對知識份子，如此開恩呢？
其中原因之一是在「六四」之前的學潮中，知識份子們顯示出自己的力量，這種力量讓執政者不得小看他們，對他們採取了贖買政策。常言道：「會哭的孩子多吃奶」。知識份子就像會哭會鬧的孩子。原因之二是知識份子多數都是活動在各種組織之中，或者學校，或者科研機構，很多人都是一些學會協會的成員，因此他們的思想容易交流，行動便於協調。
當前中國的弱勢群體，不論是打工族，是農民，還是下崗工人，如果想要保衛自己的合法權益，要別人把自己當人看；我認為重要的是爭取「結社自由」。
要逐步爭取成立屬於自己的，不受別人操控的獨立的組織。是協會也好，是聯誼會、同鄉會、互助會都可以。如果壓力太大，開始時也可以叫做籌委會，也可以不叫什麼名堂，就是一些有相同背景，平日聯繫比較多的人，在同一個單位，同一個地區工作的人，經常保持聯繫，互相幫助，相互提攜，一方有難大家幫助，討論如何維護、爭取勞工權益，用這些活動爭取「結社自由」，這些活動也將培育出一些勞工的代言人和領袖人物。
**波蘭工人的經驗**
有兩年事，可以看出弱勢群體，一旦有了組織，就能形成巨大的力量，有效的維護自己的權益。
一個是波蘭成立於1980年前後的團結工會，他們一度擁有數以百萬計會員，很多波蘭共產黨（統一工人黨）員都加入了他們的組織。
團結工會成立之後，組織各種活動，維護工人權益，多次舉行全國大罷工，包括反對提高物價的大罷工、怠工。後來團結工會受到政府的嚴重打壓，工會領袖瓦文薩等被關進監獄。但團結工會的其他成員，建立電臺，出版了數百種地下刊物，繼續抗爭。
由於團結工會持續不斷地進行持久地鬥爭。當波蘭出現經濟社會危機時，團結工會順勢而起，又一次形成巨大聲勢。
1989年波蘭當局只得屈從工會的壓力，召開「園桌會議」，與團結工會坐下來談判；並同意開放部分議員自由競選，在選舉中，團結工會獲得90％以上的選票。很快團結工會的領袖瓦文薩當選總統，很多團結工會的骨幹成了政府的要員。
團結工會成功的道路，不但向人們說明瞭弱勢群體只要組織起來，就不會被人忽視，而且能夠通過選舉進入政府。
**中國七十年前的農民協會**
有人說波蘭有歐洲的傳統，他們是西方的文化，波蘭的工人也有水平，中國情況不同。
其實在中國的弱勢團體，一樣可以組織起來，其威力也是無窮的。
七十多年前「偉大領袖」毛澤東不也是靠建立農民協會，以農民為主體，壯大政黨，取得天下嗎？
常言道：「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中國的勞工爭取「結社自由」的道是漫長的，五十年代，誰要想試探「結社自由」，那要冒殺頭的危險。
八九年一些人學生、工人成立組織，後來都被判了很重的刑。
為什麼有的人懼怕「結社自由」有如害怕「瘟疫」呢？因為他們知道大眾一旦有結社自由，結束專制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特權者的權力也將很快消失。
為了減少風險，在中國當前勞工要爭取「結社自由」，應該相機行事，逐步爭取，步子不怕小，只怕無作為。
**爭取結社自由的根據**
勞工爭取「結社自由」的法律根據是憲法第三十五條；中國公民有結社自由的權利，從這點出發，我們爭取「結社自由」，有憲法可依，他們抓人是違憲、違法。
現在中國有個社團管理辦法，這個「辦法」要求成立社團必須申請、批准，他不批准，會給你加上「非法組織」的所謂「罪名」。這種「罪名」當然也是非法的，但他把你抓起來，會在一些人中造成恐慌。為了避免被抓，我們要講點策略。
其實在很多民主國家，早已廢除了社團的審批制，而改成了報備制。在中國某些人為維護專政制度，把「報批」作為限制結社自由的一種手段。
最近楊銀波先生在知識份子中做了一次問卷調查，結果對很多問題都有不同答案，只有在回答是否支持成立獨立工會、獨立農會時，答案竟驚人地完全一致，都表示支持，說明爭取「結社自由」的迫切性。
2004年10月25日於山東大學
(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