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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另一位女發言人發言了。這是中文系學生馬楠。她反駁克林頓說：「本校前任校長蔡元培曾經說，當偉大的道德精神實際運用時，它們不會互相牴觸。而且，我也不認為個人的自由會與集體自由牴觸。以中國為例，它的蓬勃發展實際上確是我國人民自由選擇與集體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認為，所謂真正的自由，應該是人民有權自行選擇他們想要的生活和發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瞭解自由的真諦。」這同樣是闡發政治書本上的教條。
這是一個認真讀書的女學生，她背下來那麼多條條框框。後來，馬楠與第一個提問的梁山鷹一樣，也透露說，這不是她所想問的問題，她與克林頓一家一樣，是素食主義者，她想與總統交流一下對「健康、綠色的食品」的看法。那麼，又是什麼原因，使她不問自己內心深處想問的問題呢？連自己的心靈也不自由的人，連心口都不能保持同一的人，還有什麼資格來談論自由兩個字？洛克說過：「最低級的自由是大聲說出自己心理話的自由。」
馬楠當然是在一個優越的家庭里長大的，所以她覺得在中國沒有什麼不自由的---一切都在蓬勃發展嘛！一切都是我們自己選擇的嘛！這名清秀的短髮的中文系女生，應該在學習之餘到學校外面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人們的生活，看看失業工人的生活，看看山區農民的生活。那時，再來談論「自由」兩個字，才不會如此輕率。
這次對話，顯示出北大學生似乎都有很強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似乎很堅持自己的理念。但在後來的採訪中，他們統統露出了「原形」。《華聲》雜誌披露說，7名北大學生在談到對美國的看法時，都一致「叫好」。他們喜歡美國的理由五花八門，藝術系的學生說，「美國人自由奔放的民族個性非常吸引人。」經濟系的學生則表示，「尖端的科技研究環境，有利於個人成就的誕生。」中文系的女生理由很別緻：「因為美國吸引走了我的一個親密朋友。」
學生們對美國其實早有了共識：美國是一個文化包容性極強的國家，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生存的土壤。身處美國，也就身處了世界。
目前，北大每年有將近40%的學生參加出國考試，而出國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選美國。赴美留學成功的人數佔了全校學生總數的近20%。北大也成了「留美預備學校」，北大人戲稱自己是「寄託(GRE和TOFEL)的一代」。在提問的7名學生中，有5人明確表示，他們只要有機會，一定會去美國。
那麼，他們在會場上的言行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表演了。他們把提問當作體現自己「勇敢」的好機會。這是對「辯論」精神的巨大的侮辱。他們的表演卻給世界一個錯誤的認識：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中國成了民族主義的重災區。
據瞭解，北大學生與克林頓「交鋒」的一幕，在美國一些人物的心目中，已經產生了另外的看法，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陸士達，於當天給出的反應信息是：在中國這一代年青人身上，有一種正在增長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反映出一種真實的趨勢，未來我們必須對此加以處理。而中國學者大部分對北大學生的表現給予喝采。美國人的誤解和中國學者的不理智，在同一個層面上相會了。他們都不瞭解這最年輕的一代精英分子。這些年輕人與他們所想像的相差很遠很遠。
這是怎樣的一代精英呢？這是喪失了自身價值觀的精英們，他們所保留的僅僅是自己的利益，他們的表演沒有其他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獲取利益。在北大平時的學生社團活動中，他們的表演就已經內在化了，他們連意識到自己在表演的能力都沒有了。「我口說我心」，對他們來說，早就是一個比盤古開天地還要古老的神話。他們只知道：說那些對自己有好處的話。久而久之，他們把表演當作了本色。平時，他們還「養在深閨人未識」，現在，在一個特殊的時刻、特殊的場合，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這些「精英們「清醒地明白：站在克林頓的對立面，在此一特定時空中能夠讓自己獲得利益。所以，儘管他們心裏深愛美國，他們也要故意與美國總統過不去---因為這樣做有好處。康德所說的「內心的絕對的道德律令」對他們來說早就不存在了。道德律令並不利於獲取現實利益，所以乾脆拋棄掉。
這是人格極度扭曲的、卻自己以為最健康不過的一代人。
這將是可怕的一代人。
這是可怕的教育所釀造出來的可怕的一代人。
到了這樣的時刻，還能夠不反思我們的教育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