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援引當地未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話說，約有148人在那起騷亂中被殺，其中包括18名警察。河南回漢衝突只是最近中國各地爆發的一系列騷亂中的一起，這些此起彼伏的不滿情緒的爆發引起了中共領導人的高度關注。
10月份， 5萬示威者聚集在四川一個小鎮的政府機構前並焚燒了一輛警車以抗議據稱是一位民工被政府官員毆打的事件。10天後同樣是在四川省，據估計漢源縣10萬農民包圍了當地政府並與警察發生衝突。據報導，事件的起因是政府為修建水電站強征農民的土地，而且給予的補償偏低。直到政府宣布戒嚴和准軍事部隊進駐當地，那裡的局勢才暫時平息下來。
根據設在紐約的南蒙古人權資訊中心提供的消息，10月29日，在一個著名的蒙古搖滾樂隊預定的演出被取消後，數百名武警進駐內蒙古的大學校園實施戒嚴。而就在本月，廣州的保安人員在驅逐在街道上賣烤羊肉串的維吾爾小販時，憤怒的維吾爾人與防暴警察爆發了激烈衝突並導致數人受傷。
中國25年的經濟快速發展令其鄰居□慕不已，然而，收入差距也在以同樣的速度擴大，腐敗也隨之日趨嚴重，從而導致憤怒和不滿情緒的爆發在全國各地此起彼伏。中共喉舌《瞭望週刊》最近報導說，2003年中國爆發了5.8萬多起重大社會動亂事件，參與人數超過3百萬，與2002年相比上升了15％。
負責接收民間投訴的中共信訪辦的情形也顯示了民間的不滿程度。該機構去年收到了1千萬份投訴。據《南方週末》報導，每一千起投訴案件中僅有兩起能夠獲得解決。有些法律專家認為，信訪辦與法律精神背道而馳，應該被撤除，不過也有人擔心撤除信訪辦和堵塞民間發泄不滿的渠道可能會導致形勢惡化。
對中共政府來說，令人更加頭疼的是，中國的「新媒體」似乎正在成為一股強大的批判力量。中共控制的報紙、電視臺等傳統媒體通常不報導騷亂事件，但通過手機、傳真和網際網路等現代通訊工具這類消息能即時傳到中國各個角落。而且，中國的積極份子也更善於跟外國媒體交流了。例如，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中國民眾開始通過手機、簡訊、傳真和電子郵件直接與外國記者聯繫。
夏威夷大學亞洲研究和人類學教授格拉德尼說，很難通過中國最近的一系列動亂來判斷這類騷亂的在增加還是我們獲得的此類資訊在增加。他說：「我認為（這些騷亂的）新特點是全國各地的參與者相互進行溝通，這是前所未有。事實上，現在的真正不同之處是跨地區的協調和覺醒，而不是（騷亂）增加。」
此外，格拉德尼向表示，封鎖這些溝通渠道並非易事。他說：「這一點顯然令中共領導層感到擔憂，但我確信中國政府無法阻止。我們現在處於手機時代，人們比以前更容易進行聯繫。時間是無法逆轉的。」
德國世界維吾爾人大會副主席Enver Can也持同樣的看法：「中共政權將無法逆轉全球化的潮流，也無法讓其統治下的人民與自由流動的資訊絕緣。中共若仍以為控制資訊作為殺手，那就是誤判形勢。」
Enver Can表示，中國的局勢正在失控。他說，「多年來這樣的騷亂一直是我預料之中的事」，而中共仍以「鐵血」政策維持穩定。他表示，貧富懸殊、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對少數民族和宗教的鎮壓、民工問題等諸多麻煩將讓中共難以招架。他預計說：「未來數年，中共政權將面臨越來越多的騷亂。最近的一系列抗議也許只是全國性民間騷亂的序幕。」
中國資深異議人士任畹丁則不表苟同，他說：「這對中共的控制不是大的威脅。中共是獨裁政權，它有很強大的鎮壓機器。」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伯恩斯坦說，中國農村地區警力不足，局勢「在一定條件下」可能會變得嚴重。不過，他解釋說，這樣的「條件」目前似乎並不存在，而且武警部隊足以應付這些問題。他說：「地方性的大規模騷亂不足以撼動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
伯恩斯坦說，更重要的一點是缺乏領袖和組織，這意味著「中國那些不滿的民眾無法組成統一戰線……任何社會運動都需要有領導者，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國的知識精英有意擔負這種領導責任－他們當中許多人同情農民，也有許多人輕視農民。」
伯恩斯坦還表示，城鄉之間的緊張關係使工人與農民無法聯合起來，而中共則又一直盡力讓這兩個群體處於分離狀態。他說：「如果要進行政權更替，就必定要有反對派－不管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而中國則沒有。」
格拉德尼也認為中國尚未面臨大混亂的危險。他說：「我認為，情形尚未嚴重到那種程度。這需要發生眾多全國性的大規模事件。」作為研究中國穆斯林社會的專家，格拉德尼認為最近參與河南和廣東兩地騷亂的回民和維吾爾人並未在中國其他地方的教友之間進行協調或聯繫（儘管有未經證實的傳言說來自河南之外的回民被警察堵在暴力爆發地點之外）。
伯恩斯坦說：「不滿情緒本身並不足以引起革命或政權更替。只有一個政權真正遭受重創後才有可能發生，而我並未發現（中國）存在這種情況。」中國和外國的專家都表示，大多數中國農民和工人反抗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官員。伯恩斯坦說，抗議者並未攻擊中央政府本身，而是 「以中央的名義抗爭」。他說：「中央政府支持減輕農民的經濟負擔，因此農民只是對地方官感到不滿並希望中央來幫助他們。」
格拉德尼說，民間的不滿主要衝中級官員而來，而回民和維吾爾人的暴力活動通常與地方的民族和社會問題有關，跟激進伊斯蘭或分離主義的關係不大。因此格拉德尼認為：「這些抗爭顯然不是反國家的－肯定也不是伊斯蘭極端分子所為。這些不是全國性的問題，而是地方性的。他們向國家提出抗議而不是反國家。」
中央政府通過所謂的「救火」方法或收買策略強化了其作為「救星」的功能。就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在政府做出了一些妥協之後，陝西省咸陽市一個紡織廠的7000名工人取消了為期7週的罷工。不過，伯恩斯坦說，「假如中央不能兌現承諾」，那麼這種對中央的信任就會徹底消失。
伯恩斯坦認為不應低估中共政權的改革能力，並列舉了它在過去兩年取得的幾項成就：廢除不公平的各種收費；廢除農業稅；向農村教育提供支持以及提高農產品價格。伯恩斯坦認為所有這些措施都減輕了農民的負擔。
消息人士說，中共內部在以何種方式應付時局的問題上存在分歧，有些中共高級官員崇尚武力鎮壓，有些則認為改革和理性是最好的辦法。
Enver Can說：「通過民主改革重獲人民的信任才是中共的出路。如果它迴避現實和拖延進行根本改革的時間，誰也不能保證中國人民仍像過去那樣溫順。我認為，中共面臨的最大威脅是它對自己人民的壓制政策。如果一個政府以它自己的人民為敵，它就失去了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