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德成成功逃出中國與他的聲明同樣使我震撼不已。多年來，我從一些朋友處模模糊糊地知道這三個人的命運，我也聽到一些朋友開始為當年的「幼稚行動」進行了反省。然而余、魯的「寬宏大度」使遲到的聲援顯得更加尷尬──顯然，任何形式的聲援都無法填補我們的罪惡感和道德羞恥。看到這條消息我的第一反應就是羞愧，為十五年前的「多數暴政」，我是那「多數暴政」的參與者，儘管當時在形式上我不在場。我的第二反應仍然是羞愧，為這十五年的寂靜，而我是這寂靜的參與者──我已經快忘掉這三個人的命運了，並且是完全無意識的。我最後的反應還是羞愧──我甚至是一個沒有資格羞愧的人，一方面這羞愧不能抵擋「喻東嶽在獄中被折磨至精神失常」，也不能抵擋「喻東嶽有期徒刑20年，魯德成有期徒刑16年」；另一方面，我以什麼資格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羞愧呢，我們甚至不知道誰能為這一悲劇負責，像波蘭特一樣面朝廣場長跪不起……然而遲到的聲援仍然是必要的，除此而外，我們還能怎樣為自己的信仰挽回一點榮譽呢？
余志堅和魯德成的聲明或者會製造一種政治寂寞，它讓人無言以對。它以寬厚的姿勢先把當年「扭送」放到了被告席上，然後把十五年的「寂靜」同時推向了前臺。我要說明的是，這不是該聲明的本意，但世界應該看見這樣一場審判，並誠實地低下頭顱。可以想像這一聲明客觀上在追問一連串的表態式的「自我批評」，然而，我期待這一事件能為中國自由主義事業提供一次真正自我檢討的契機。「毛像」事件究竟說明瞭什麼呢？
首先我不認為這三個人是「英雄」或「聖人」，他們十五年前的行為並非政治壯舉，那是一種情緒性的政治反應。但他們的舉動在法學上符合「自然法正義」，也表達了否定「偶像崇拜」這種深刻的政治意識。其次，他們是英雄，這三個人因為北京當局的暴虐、八九學生的右派幼稚病、整個社會的冷漠、特別是中國自由主義者和民運人士的集體沉默而成為受難英雄。他們的命運成為整個時代精神的象徵：堅守常識真理成為「極少數人」，國家和人民極其精英分子以不同的方式、從不同的方向，對他們實施了政治活埋。檢討這一悲劇不僅要反省當年學運的「第二種忠誠」，更應該使自由派運動把警惕多數暴政視為自己終身的事業。這三個人當年在廣場上顯然是「極少數人」，對他們的「扭送」是典型的「群眾專政」。我們退一步講，即使他們的表達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但他們仍然有那樣表達的法律上的自由──政治判斷壓倒法律判斷，這是中國政治運動的一個長期病症。這種狀況到今天是否改善了呢？不容異見、黨同乏異、以圈子的方式用報刊和電子郵件等媒介「紐送」「持不同政見者」，這種現象仍然普遍存在。最後，偶像並沒有在1989年徹底倒掉，毛澤東還「活在我們心中」──各種主義背後幾乎都站著毛澤東本人，那就是各種形式的驕傲。專制主義的精神根源就是人的驕傲，這種驕傲尤其不能容忍任何向它扔雞蛋的人。因此，余志堅等人的命運的確具有代表性，中國的偶像是驕傲，它將把所有消解這一偶像的人折磨得精神失常，或者將之關進各種「監獄」之中。
戰勝驕傲是中國政治唯一的文明出路。沒有什麼事件比「毛像」事件更能夠擊碎我們心中的「毛澤東」了。這三個人的命運應該使任何死不認錯的心靈恢復懺悔意識，沒有人是無罪的。前不久有人追問：耶穌為什麼不救林昭？現在上帝把這個問題的答案展示出來了：一方面，你何以知道耶穌沒有救林昭；另一方面，你為什麼不救余志堅？認識上帝首先要認識人，認識你自己。當我們義憤填膺地譴責對「林昭」的旁觀時，如果我們對余志堅的命運反而無動於衷、視而不見，那麼所有的「神聖追問」都是一種文學矯情，一種可恥的道德偽裝，一種不可救藥的理性傲慢。耶穌參與了世界的苦難，並通過信仰為超越這苦難致指明了一條道路。而旁觀者是人，行凶者或同謀者也是人──旁觀「毛像事件」的人指責上蒼的那種精神脾性，僅僅說明瞭人是如何的不知羞恥和不懂反省。這樣的人無論如何不能理解猶太人的歷史，那些飽經災難的人們，如何在苦難中仰望天宇，懺悔認罪。
余志堅、喻東嶽和魯德成的受難，連同「六四」血案中的死難者一起，共同構成了天安門事件的全部政治意義。我不認為這兩起事件的政治意義是互相反駁的。它們從不同的方向展示了中國民間政治的綜合高度。余志堅、喻東嶽和魯德成的受難更有價值的地方還在這裡：自由先於民主；人總是有侷限的。
2004年1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