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的不說，就拿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皇權政府大清王朝的垮臺來說吧。
按官方歷史學家的分析，當時的清政府是內外交困，搖搖欲墜，只待武昌起義來推翻它了。我學歷史出身，當然喜歡看歷史書，但是還是經常不能夠同意歷史學家的一些分析；特別是中國的官方歷史學家的話更不能全信。
從政府的組織結構和清政府的統治能力來看，直到1911年10月，清王朝怎麼也不像一個在兩個月之內就會垮臺的政府。它有完善的政府機構；有在當時世界上也算的上是現代化的軍隊；有一個到現在還值得稱道的中央辦事機構軍機處；還有二千年的皇權觀念為基礎的人民。
可是如秋風掃落葉一樣，昨天還是枝繁葉茂的，今天早上開門一看，天地依舊，但是黃葉卻已是滿地了。
為什麼？我經常問自己。
一個關於武昌起義的小的細節引起了我的注意，但願也能引起所有不願意看到中國動亂的人們的注意。
1911年10月10日當天的白天，湖北省的政府機構還在正常的運行，把三個企圖造反的黨人（就是中學歷史教科書上都說過的彭、劉、楊三烈士，現在湖北武昌的一條街道彭劉楊路就是為緬懷他們而命名的）砍掉了腦袋。到了晚上，湖北新軍工程兵第八營裡有幾個老兵油子（其中就有熊秉坤）閑著無事在營房的一個牆腳裡議論這件事情。這時，他們的哨長（相當於現在的排長）走過來了，見他們這麼晚了還不睡，就罵了一句：這麼晚了，想造反啊，作死！幾個兵油子本來就對這個平時人五人六喜歡在當兵的面前作威作福的哨長一肚子的不滿，聽他這樣罵，更是氣不打一處來。一時火起，對罵一句：造反就造反！拿出槍一槍就把哨長打死。於是兵變開始了。
這就是武昌起義最初何以發生的真實經過。後面的事，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而我想說的就是，武昌起義肯定不是一起有預謀的起義或者造反。起事的兵和造反的黨人也沒有組織上的聯繫，理由是：
一，黨人如果和湖北新軍有密切關係，何必還要辛辛苦苦冒著巨大的風險去制做炸彈，到新軍的兵營裡去，什麼武器沒有？
二，如果是有組織有預謀的起義，那麼在起義後為什麼還要把黎元洪（湖北新軍的長官，相當於現在的省軍區的司令員或省武警部隊的司令員）從床底下請出來？天下哪裡有這樣的事，造反了還怕權力不會用。
三，同盟會的革命領導人孫中山是在幾天後，才從美國報紙上得知起義爆發的消息的。而他從美國趕回國內，更已經是兩個多月以後的事情。其他的革命黨領袖如黃興等也是在起義爆發後才得知消息，趕赴武昌的。
其實就這三點就說明瞭，造反不是有預謀的，只是社會的矛盾激化而已！而且把黎元洪請出來這件事本身就有很多意味深長的含意在內。它絕不是官方歷史學家們說的革命派的不成熟，而是在兵變的當時根本沒有革命派，至少是把黎從床下拉出的時候，兵變的性質還是兵變，拉出首長不過是為了更好的為自己找一條出路。也就是說增加和權利機構討價的資本。
但是誰也沒有想到事情的發展是如此的快，昨天還強大的不得了的政府在兵變發生後變得如此的腐朽和不堪一擊，先是領兵的將領為了自己的地位而保存實力不全力進攻，再是原來觀望的各省實力派紛紛改變了立場，用江湖上的話說，『反水』了。到此時，形勢就大變了，社會的動亂變成了革命。但卻是一場不完全的革命。
從某種意義上說，清政府是垮在了一個小排長的手裡，他的一句小官僚常用來作威作福的話，不經意地居然點燃了一場革命的大火。遺憾的是，我至今也沒有查到此公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的生平事跡。
現在，我們看清楚了，在一個不正常的一下社會裏，官府的人在草民心中是什麼地位，平時一肚子的怨氣已經無處可出，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有理的出氣的機會，於是小事變成了大事。後面的事也不用再說了。
治理國家是政治家的事，但是感受卻是每一個人。讓絕大多數的人感到有希望，讓絕大多數的人感到公平，是政治家的的目標，是每一個官吏的職責。沒有了如此的基礎，以『穩定』為理由來壓倒一切其實就是一種不穩定表現。沒有了公平和公正，沒有了高效和廉潔政府，沒有安居樂業的人民，一個現代化強國是不可能產生的。一個世紀的近現代史已經和將要證明這一點。
儘管我知道歷史是不可以假設的，但在這裡我還是想假設一番。如果那個時候當政的滿清統治者給老百姓一點點基本的公平和希望，盡力把大大小小的『公人』們管緊一點，不要再縱容他們天天對老百姓作威作福，也許大清江山就不會以這麼快的速度跨掉的。因為老百姓面對的主要是基層官吏。如果這些人胡作非為，天天對老百姓作威作福，而又不會受到制止更別說懲處，那麼這些人的行為就都是在拆政府的臺，都是在各處點燃一場社會動亂的大火。
在一個各級官吏都天天在四處點火的社會裏，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穩定的。因為這樣下去，老百姓最終是要被逼上樑山的！而到了這樣的時候，就不是穩定和不穩定的問題了。
最後我想說，在任何時候，如果中國有了大的動亂，那個執政當局都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大罪人！
草於2004年11月12日 孫中山誕辰日
改畢於2004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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