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誤說法：人民幣
建議改為：中幣或中元
改正理由：不消說，大家都知道這是中國貨幣的名稱。由於我們從小就聽別人這樣叫，我們從小也就這樣稱，所以由於習慣，我們並不覺得這名稱有什麼不妥，更不覺得它有什麼怪異。但只要稍加思考和分析，我們就不難發現這一稱呼總是有些怪頭怪腦的，並且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
比如說換了一個對中國認識不多的老外，甫一接觸到「人民幣」這個詞，他肯定會感到不好理解。我們知道，「人民幣」翻譯成英文是「the people money」。這是一個合成詞，由「人民」（people）與「貨幣」（money）兩詞構成。連起來讀就是「人民貨幣」，或「人民的貨幣」。我們又知道，美國的貨幣名稱是「美元」，法國的是「法郎」，英國是「英鎊」，德國是「馬克」。這些名稱都不難理解，因為它們都是一個個單純的貨幣名稱，之前並沒有任何政治的、倫理的和意識形態意味的前綴與修飾。但「人民幣」卻不是這樣，它是由一個純屬經濟學或金融學範疇的術語「貨幣」與另一個屬於政治學、倫理學或意識形態學的術語「人民」拼合在一起的。兩個範疇鹿馬各異，相隔萬里，強行拼貼在一起就給人一種不倫不類的感覺，不知道它究竟指的是什麼意思。
因為「人民」這個詞在現代政治學中應該屬於政治玄學的範疇，即使是專業的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寫了那麼多書，說了那麼多話，折騰了半天，還是讓人弄不明白它究竟是什麼意思。更何況一般的人，要想弄清楚「人民」的準確含義恐怕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既然是玄學，我們就沒有必要去死糾活纏，咬住不放了。乾脆就來一次簡單、直白的理解，就把「人民」理解成「大多數人」，或「許多人的集合」。有時，就索性把它理解成「人群」、「人們」也沒有什麼不妥。大體說來，人民的貨幣，我們也可以把它稱為人的貨幣。顯然，這種稱呼是怪異的，因為此種說法實在多餘，並且荒誕。因為既然是貨幣，那肯定是人的貨幣，難道還有什麼狗的貨幣（狗幣）、狼的貨幣（狼幣）不成？
中國人在「貨幣」一詞前加上「人民」二字，並用它來定義中國貨幣的名稱，你不知道這究竟起的是何種用意，動的是哪門子心思，反正，這種思路是怪怪的，懨懨的，十足一個政治狂想症的病徵。似乎他們以為，只要加上了「人民」二字，那貨幣就會發生一種本質屬性的變化，被賦予某種階級傾向的內容和一種公正的符咒與保險，於是，貨幣就不那麼貨幣了，貨幣就不那麼銅臭味了，就只能屬於人民的了，彷彿它前定自然就成了人民的錢了，並且也就公平、合理、人道、人情的味道大大的有了。真是幼兒園、學前班，開襠褲，不看紅燈，亂過馬路，心血來潮 ，異想天開，天方夜譚，神經病，想當然。
通過對「人民幣」的叫法，你就可以想像中國人的政治狂想症究竟嚴重到何種程度。即是說，他們那種政治癔病的強迫衝動，即使是在對貨幣的取名過程中也不肯放過，也要對那些純屬經濟學的對象進行某種政治性的干擾與強加。再說一遍，「人民幣」這個概念是一種非常怪異的組合。如果有人不以為然的話，我們不妨來做這樣一種設想。假如英國的貨幣不叫「英鎊」，而改叫什麼「革命鎊」、「進步鎊」、「公平鎊」之類的話，那豈不是非常滑稽可笑嗎？同樣的道理，既然「革命鎊」、「進步鎊」之類是可笑的，那「人民幣」之類肯定也滑稽。為了避免這種取名的荒誕性，我建議給「人民幣」改名，可以仿照「美元」、「台幣」之類，改稱為「中幣」或「中元」可能更為恰當些。這樣一來，老外對中國幣名的理解也就不會莫名其妙，我們聽起來也不會別彆扭扭了。
中國人的口誤之二：防止和平演變
錯誤說法：防止和平演變
建議改為：防止暴力突變
改正理由：這是一種其反動性、荒謬性和有違常理性非常明顯的說法。一般說來，此種意圖和論調是不便公開宣講和向世人展示的。有此意圖與打算者，倘若你悄藏於心，嘴上不說，蒙著干，這還讓人容易理解，因為你防止的是好東西，是整個社會求之不得，並且萬求不來的東西。防止好的，那就意味著你想放縱壞的。就像其他不光彩和見不得人的事一樣，比如國家組織賣淫，政府統籌販毒，部委策劃搶劫，這些東西是絕對不能公開去講的，尤其是當事人，除非是在野黨、反對派揭短，這又另當別論。
我們認為，防止和平演變，這是一個極其反動的政綱。只要稍加思考和分析，其反動性就無需多說，不證自明。現在，就讓我們來對這一說法作一簡單的梳理，併進行理性的剖析。在我們看來，「防止」是「預防」和「阻止」的意思。這個組合性動詞所表達的含義實際上比一般的「反對」、「不贊成」還要重，還要狠。「演變」的意思是「演繹」、「變化」，若用於社會轉型理論就可以引申為「進步」、「發展」、「變遷」、「提升」等含義。在社會學理論中，它們的反義詞分別是 「倒退」、「停滯」、「凝固」和「下降」。也就是說，在社會轉型的研究中，前面的四個詞都具有正面、積極、肯定的意味。這些東西，我們是不能去反的，也不能去防，去止的。如果我們真要去反，去防，去止，這只能說明我們自覺不自覺地站到了進步事業的對立面，已下決心要與美好的東西對著幹。
一般說來，僅僅防止演變就已經夠反動了。但不，人家不僅要防止演變，而且還要防止和平演變。這實際上是錯疊錯，罪加罪，是反動的平方。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按照我們的理解，和平演變是一個社會發生變化的最佳形式，甚至是最理想的形式。所謂和平演變，它的意思不外是指，當一個社會有必要發生變革，並且不得不發生變革時，最好採取一種人道的、不流血的、溫和的、平穩的、緩慢的，並且是逐層逐次的變化形式。在這個意義上說，和平演變是一切有理性的人、一切有文明教養的人最夢寐以求的社會變革模式。因為這種模式既達到了社會變革的目的，又把變革的成本和代價壓到了最低的額值。一方面，和平演變肯定會避免在變革的過程中讓大量人頭落地、普遍國土濺血的事情發生；另一方面，它是一種最不可能造成天下大亂局，並且讓社會無辜去冒一種崩潰之險的變化形式。這種好事情，天下多少人都求之不得，令人心系之，魂歸之，夢隨之。對這種千呼不易現，萬喚不易來的事情，我們有什麼必要去反對，去防止呢？但有人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公開打出防止和平演變的旗幟，亮出一副自絕於美善的凶相。你說這究竟是亂動的哪股子神經呢？搞了半天，你都弄不清楚，提出這樣的口號，究竟是暴露了「聰明人」 的愚蠢呢，還是證明了說謊者的「誠實」？我們想，多半不會是後者。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和平演變的反面、對立面是什麼。那不明明白白就是暴力突變嗎？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答案是再明顯不過了。人家的立場非常清楚，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目的，就是為了提倡一種暴力突變的模式。因為這兩者是針鋒相對，二者擇一的，你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策略，那就意味著你站在堅持暴力突變的立場。這只能說明，在他們的心目中，暴力突變是好東西，流血的革命、暴力的衝突漂亮得很，而和平演變是個壞東西，溫和的變革、人道的過渡根本不可取，所以，他們才會千方百計去反對，去阻止人們最應該去爭取的那種理想的社會變革模式－－和平演變.
中國人的口誤之三：抓革命，促生產
錯誤說法： 抓革命，促生產
建議改為： 抓管理，促生產
改正理由： 這又是一個典型的對舉語句式，把一個政治概念和經濟概念進行混亂並置的案例。據說這一句式的最先提出者還不是什麼平頭百姓、無名小卒之輩，而是中國當代鼎鼎有名的第一大國師和第一大管家。即語出民族公認的智慧精英和身居社會最高段位者。
如果把這句話說成是「抓革命，抓生產」，我們認為還多多少少有點說得過去。因為這樣說，至少表明這兩者是一種並列關係。即具有「既抓革命，又抓生產」、 「一面抓革命，一面抓生產」的意思。相當於我們現在說的「兩手都要硬，兩手一起抓」。如果這樣說，起碼表明這兩者是一種並立、平行的行為，它們之間沒有決定和被決定、前提和結論、原因和後果的關係。
但要是說成「抓革命，促生產」，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僅僅變換一個字，由「抓」變成「促」，它們就明顯變成了一種因果關係。在這裡，「革命」顯然是原因，而 「生產」分明變成了結果。似乎一「抓」，就會「促」，只要抓好了革命，就會促進生產。這是哪兒對哪兒，啥跟啥啊。按照我們的理解，這兩者不要說是因果，就是並列，也是荒誕不經的，莫名其妙的。因為「革命」和「生產」這兩個概念不僅是兩種不相同的東西，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完全就是兩種根本對立的東西。它們既不關聯，又不搭界。兩者之間連一種自然的並列關係都談不上，更遑論一種必然的因果連接。因為「革命」屬於一個政治學範疇，它通常指的是思想的狂飆、社會的動盪、時代的突變，有時也是指一個新舊政權、前後朝代的變更和替換。而「生產」屬於一個經濟學領域，它指的是人們整個經濟活動的一個重大環節，主要涉及到經濟活動中有關社會產品、商品、消費品的製造。既然前者是狂飆的、動盪的、突變的，常常表現為一種劇烈的、慘烈的和流血的政治運動，而後者則是理性的、平穩的、有序的，往往表現為一種冷靜的、盈利的和富有成本計算的經濟活動，那麼，這兩者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它們不僅不具有任何因果的關係，而且往往會表現出一種對立、抵損和互耗的功能。事實上，歷史的經驗和社會的現實已反覆地證明，革命不僅不會推動經濟、促進生產，往往反而會破壞經濟、阻礙生產，至少會給生產帶來某種中斷、停滯，或拖延。
所以，「抓革命，促生產」一說是站不住腳的。此說既不順應常理，也不符合邏輯。因為革命和生產是兩個完全不同，甚至水火不容的東西。如果兩者同時擺在你面前，你只能二者擇其一，要麼革命，要麼生產。你不可能既革命又生產，也不可能既生產又革命。除非你是神經病，或另有所圖，想借生產的正名來亂搞所謂的革命。
中國人的口誤之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錯誤說法：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建議改為： 社會主義偽市場經濟
改正理由： 又是一個把不沾邊的概念混亂誤置在一起的例子。天上地下，水火乾濕，不管三七二十一，強行拼貼。反正，弄出個不倫不類、八不著、四不像的東西才算了事。
這種天上地下，東一腳、西一腿的構詞法一般被現代詩人寫現代派詩歌時所常用。比如，他們就常寫出這樣的句子：「石頭之花在黑海裡沉落，花朵之石在暗夜裡開放。」很明顯，這句詩中的組詞和意象是對立衝撞和反向並列的。詩人使用這種構詞法，我們尚能理解，因為它畢竟是一種藝術創作手法。此類方法，不外是英格爾登所說的那種「有意的陌生化」，包括語義、語法、邏輯、常識的有意陌生化。彷彿在這個世界上只有詩人、藝術家才允許擁有（當然是一種默許）這種顛三倒四構詞的特權，因為詩人只有藉助這種語詞唐突化的搗蛋行為，似乎才能表達他們內心一閃即逝的「靈光乍現」，才能展示他們詩歌天賦的高超技藝和特異才能。他們那種瞬間的靈覺與稀有的感悟似乎也只有通過這種突兀的對接與衝突的拼合才能準確而細膩地表現出來。與此同時，給那些感覺能夠對位的閱讀者提供一種「精彩一刻」的通感，讓其分享到一種接受美學式的審美體驗。如果藝術家採取這樣一種構詞法，那還情有可原，因為藝術家是把這一方法作為一種藝術創作手段來使用的。說實話，此種構詞法也只能適合於藝術方法學的範疇。但政治家和社會學家也採取這種方法來構詞，並且顯然不是用於藝術創作，而是視之為一種非凡的理論成就和現實的行動指南，那肯定就顯得有點匪夷所思了。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二級合成詞，它由「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兩個片語構成，這一提法顯然是兩個不同概念的強行拼貼。這一點，如果我們把它們從中間分開，從兩頭分別來說，就非常清楚。先說「社會主義」這一概念。「社會主義」是一個政治學術語，儘管它有時也指一種社會政治運動，但它主要是指一整套構想性的社會制度學說和理論。這一理論可以追溯得很早，我們可以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莫爾的《烏托邦》以及18世紀啟蒙運動時期的大量空想主義者的著作中找到它的痕跡。但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一詞最早出現在1830年前後。在法國指的是傅立葉和聖西門主義者的著作，在英國指的是歐文、葛德文等人的著作。由於馬克思本人前後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就使得社會主義理論家的陣容產生了很大的分歧。從社會主義的理論闡釋和它的運動實踐看，社會主義是充滿矛盾的。這些矛盾主要表現在：1.社會主義實現時段的落空和越位。按照馬克思等正統社會主義理論家的觀點，社會主義應該在發達的工業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實現，即那是資本主義死亡之後的一個產物。但事實卻不是這樣，最先實行或標榜自己是社會主義的幾乎全是落後的農業國家和專制國家，而這明顯與馬克思主義的正統不符。2.社會主義理論與現實的巨大差異，甚至是言行的背反。理論是全體分享社會財富，分享政治權力，但實質是導致了財富與權力的比資本主義更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壟斷與獨佔。3.由於社會主義理論的空想性、空洞性、虛無性和表面堂皇性，這就給社會惡勢力行壞事提供了方便之門，也給一些惡人發私憤大開了綠燈。歷史上宣稱自己在搞社會主義的，幾乎無一例外，不是集權主義的一黨制國家，就是軍人獨裁的專制政府，不是形公實私的等級社會，就是新階級權貴的壟斷政權。比如希特勒、斯大林、阿明、波爾布特、卡扎非、卡斯特羅、金正日政權之流。我們想問，如果社會主義真的是好東西，那麼憑什麼它總是被這等人物、此類政權所獨佔和分享？如果它總是被它們專用（彷彿是它們的專利），那麼根據反向推定，我們完全有理由得出那不是個好東西的結論。反正，時至今日，社會主義已成了一門現代玄學，成了一種形而上的意識形態學，它的所指是混亂的，它的邊界是極其不清楚的。只是它的經濟思想和經濟理論大體還可明鑒，這就是社會財富的高度集中，生產資料的國家所用，經濟活動的中央壟斷性、計畫性和指導性。此也可被稱為正統的社會主義經濟原則。
相對而言，「市場經濟」卻是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它屬於經濟學範疇，是一個更接近實證科學的學科概念。一般說來，市場經濟並非被資本主義社會所獨有，它只不過是對社會某一經濟運作模式的概括，是對社會某一經濟特徵的描述。這種特徵，大體說來就是：1.非中心化的私有個人決策和經由市場自然調節的集體活動；2.賣方典型地是在為未知的不可見的潛在買方而生產；3.經濟活動中諸如生產什麼、生產多少、怎樣生產、為誰生產之類的問題通通由市場上賣方與買方的互動關係來決定。顯而易見，這種市場經濟的特徵與社會主義的經濟構想是背道而馳的，截然相反的。
相較起來，社會主義是一個政治學的意識形態概念，而市場經濟卻是一個經濟學的科學概念。一個是虛，一個是實；一個是飄渺的倫理性藍圖，一個是理智的反饋性調整，所以，它們兩個是根本不搭界的東西。如果你執意要把它們強行拼合在一起，那只能構成一個非牛非馬的怪物。如果「社會主義」加上「市場經濟」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說說得過去，那麼，按照此種構詞邏輯，我們同樣可以大量炮製形同以下的組合，比如，「資本主義牛頓定律」、「無產階級礦泉水」；再比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量子力學」、「資產階級布朗運動」。令我們著實不好理解的是，一提到後面的一些說法，人們一般都會認為它們是荒誕不經的，是一些胡說八道的神經病組合，但同樣的排列，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人們為什麼就不能發現其荒誕之處？不能認識到它的大錯極謬呢？
我們認為，說社會主義就說社會主義，言市場經濟就言市場經濟，它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最好把它們分開來說，這樣，不容易造成誤解。就像我們說一個人，是男人就是男人，是女人就是女人，如果你把他說成是一個男女人，我們的確就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了。同樣的道理，如果人們把市場經濟說成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者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我們確實就不知道他們說的是哪門子經濟。在我們看來，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類的說法，它不僅是人類極度低愚的自我暴露，而且是對人類智力最具冒犯性的一種挑釁。
中國人的口誤之五：大公無私
錯誤說法：大公無私
建議改為：大公小私
改正理由：的確，這種說法漂亮極了，毫無疑問，當屬道德檔次的最高規格。據說，這是我們這個時代對人的一種道德訴求和行為指望。不過，這種訴求和指望已顯得嚴重超標。即是說，它給人的思想覺悟和行為規範提出了一個過高的、甚至高得來有些離譜的、人無論如何也絕對做不到的標準。
儘管這是一句非常漂亮的話，但稍加甄別，我們就會發現，這種說法是絕對不妥的。如果把「大公無私」改成「大公小私」，也許情況要好一些，容易使人接受一些。因為「大公無私」中的「大公」，我們知道是「公為大」、「公為重」、「公字第一」、「首先為公」、「首先想到公」的意思。但「無私」中的「無」字，我們就只能理解成「洗白」、「滅掉」、「消除」、「斬盡殺絕」、「根本沒有」。這樣，「大公無私」連起來講就是，只能允許公的存在，讓其發揚光大，而私，絕對應該鏟除之，消滅之，不給它留下任何立錐之地。現在，我們暫且不說「大公無私」的超標嫌疑，僅就這種揚公滅私的說法而論，也是值得思量的。道理很簡單，公私是一個大對體，一個對立的統一體。是一枚錢幣的兩面，一個電場的正負兩極。按照辯證法的流行說法，它們是互為因果，互為條件，互為存在之前提的。如果拿掉了私，公之為何，你就根本無法定義。正所謂：私之不存，公可在焉？也就是說，如果私被取消了，公也就不復存在了。公的意義取決於私的前提，滅掉對方也就是處決了自己。更何況在私與公之間，從某種意義上說，私才是公的基礎，就像在個人與社會之間，個人是社會的基礎一樣。只要社會是由個體構成的，只要個體的身份一直存在，那麼，這就注定了，個人之私任隨你使什麼法子也是除不掉的，因為私我是個體的存在本質和存在屬性，是他基本的存在身份。有人便有私，只有涉及到人際關係的更大領域，才會要求這種個人私利有一種社會公益的效果和效應。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公益的目的說到底還是為了滿足每個個人的個我之私。即公益的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照顧到每個個人的具體私益。此乃公的意圖與歸屬。
剩下來我們要做的就是，擺正公私的位置，調整好公私的關係，搭配好公私的比例，動腦筋思考，怎樣讓私的動機變成公的結果，怎樣使私的起點抵達公的終點，怎樣讓有形之私變成無形之公，怎樣使私之意識轉化成公之無意識。我們認為，真正明智的做法，不是去取消私，滅掉私，而是去調動私，弘揚私，讓私的壯碩通過自然的方式表達出一種公的功能，使私的圓滿經過一條無意識化的道路瀰漫成一種公的氛圍。最好讓公成為一種熟私之果，成為私自然派生的一個驚喜意外的產物。我們認為，私是實，公是空，公是一種氛圍，一種籠罩，這個公之空需要私之實來充填，這種氛圍需要私來圓成，這種籠罩需要私來實現。這才是真正的調私濟公、轉私為公的智慧之道、成功之途。
既然私字是滅不了的，我們就不妨把「大公無私」改為「大公小私」。儘管這樣也並非十分理想，但它畢竟為私留下了餘地，保留了身份，伸張了它的合法性。比起那個「大公無私」的假大空來，還是合理不少，可取很多。
中國人的口誤之六：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錯誤說法：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建議改為：適當利己，盡量利人
改正理由：一句瘋話，神經病式的譫語，因為這絕對不是一種正常的思維給正常人提出的正常的要求。如果一種好話說過了頭，一種要求超標逾越了極限，那這種好話、這種要求就必然顯得有背人性，有違天良，並且荒誕透頂了。
顯然，「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一道德指令已遠遠超出了人之所能的範圍，遠遠逾越了人所能承受的極限，這分明是要人去做一件連上帝做起來都困難，或者根本就做不到的事情。把對上帝做起來都感困難的事情強加在人的身上，這不但是不恰當的，甚至是不道德的。退一步說，即使把「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一道德要求後挪到他們說的共產主義階段去推廣，恐怕那個階段的人們都不容易做到，更何況前移到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那就更是越位無效，糊弄瞎掰了。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顯然不是人說的話，不是人話，因為這句表面光鮮的倫理號令充滿了荒唐的意氣、反人的邏輯。稍加分析，其詭謬性便不證自明。我們認為，個人是構成社會的基礎，它理應在存在的次第中擁有一個不可取代的本位，並自具一種不容懷疑的身價。一個正常的個體，他肯定是以自己為本體，為本位，為中心，為基礎的。他必須擁有自己那部分不可剝奪的個人私利。作為一個人，這不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合情合理的。即是說，一個人必須要成為他自己才能夠成為一個人，一個正常擁有自己私利的人才能算個人。按照我們的理解，一個毫不利己的己肯定不是己，同樣的道理，一個毫不利己的人肯定也不是一個人。一個毫不利己的人肯定不會去利人，更不要說會去專門利人了。
與其給人提出一個他根本無法做到的律令，還不如給人提出一個他有可能做到的要求。因為前者提了等於沒提，說了等於白說，反而給惡人提供了幹壞事的現成幌子，讓他們徒具某種虛構的道德上的優越，聲東擊西，渾水摸魚，得漁翁之利。就說那個「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提出者吧，他老人家口口聲聲「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實際上所幹的全是「專門利己，毫不利人」。你不妨點數他在歷史上所做的每一樁事，無論是整彭，還是倒劉，又有哪一件不是損人利己呢？所以，我們要特別提防那些徒托空言的大話，比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類，因為它們明明白白，不是不負責任的亂說，就是別有用心的他圖。
針對「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假大空，我們建議把它改為「適當利己，盡量利人」，因為這一說法是通過人的努力可以做到，並且是能夠做到的。它並不是假話空言，而是隨著人修養、覺悟、道德、文明的提高可以促成的事實。我們有時就弄不清楚，為什麼人們會放棄一個好端端的說法「適當利己，盡量利人」不用，而偏偏要去搗鼓那個怪裡怪氣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呢？有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