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文峰問我：「如果你是盲流，你會思考嗎？你是否會這樣思考呢？」
我一時不知道如何回答。其實我自己也曾經是離開湖南來廣東找工作的，當初自己南下廣州時正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盲流。我當然會思考，只是大家都以為我不會思考。
我從小就想當一名記者，高中畢業後爸爸媽媽把積蓄拿出來供我讀自費的湖南師範大學新聞系。我暗暗下決心要當一名優秀的記者，要發掘事實，揭露真相，為民請命，做黨的喉舌的同時又扮演人民的耳目：把黨的指示傳達到人民，把人民所見所聞反映到中央。畢業後我一心投入工作，下鄉跑基層，一個星期七天，每天從日出到深夜，幾乎沒有停過。我曾經坐公共汽車連續24小時深入湘西偏遠地區，採訪一戶戶赤貧的農民，那一張張被貧困扭曲的臉至今刻在我記憶裡；我曾經扮演臥底去發掘當地公安局和黑社會勾結敲詐勒索民眾而差一點被他們殺掉；我曾經為了揭露鄉長鎮長殘酷剝削農民霸佔人家妻女而長期在農村做蹲點調查……，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寫出了一篇篇優秀的採訪報告和社會焦點追蹤，可是也許是那些年眼見太多赤貧痛苦和不公正的緣故，也許自己畢竟是一名弱女子的原因，終於有一天我精神突然崩潰。我知道我無法再在湖南呆下去了。我來到了廣州。
這裡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又好像和湖南不是處在同一個時代似的。我喜歡這裡，我很快恢復了體力，恢復了精神和幹勁。我開始找工作，我年輕健康，具有標準湖南美人的臉蛋和魔鬼身材，而最主要的是：我有大腦。這大腦不但充滿理想和幻想，而且會思考！
報考應聘的多個工作幾乎都成功，從干秘書到高級營銷人員，我一幹就上手，無論是在考試或者面試，抑或在試用期間，我都很快向主考官和老闆證明我是有腦子的，我會取得成功，我不會讓他們失望。
但一個個老闆卻很快讓我失望。不久我就發現，在這個城市，美麗的外表和美麗的內在是互相排斥的，如果你有一個漂亮的臉蛋和豐滿鼓脹的大胸脯，你就不需要一個大腦了；而如果你兩者都具備，而且那大腦又會思考，那你就會痛苦不堪。
當我知道老闆們招納我是因為我的外表和大胸脯而不是想利用我的大腦時，我堅決地辭掉了一個個工作。我想找一個可以使用大腦的工作，找一個老闆不是盯著我的外表和大波而是欣賞我大腦的地方。
我重操舊業，《南方週報》的老闆吳力超錄用了我。我的條件是不要讓我報導那些讓人痛苦的貧窮和讓人憤怒的社會陰暗面。吳總編笑著說：你這麼漂亮，當然是負責黨政軍重要會議事件和人物的專題報導，我們廣州光明的地方多著呢。你說的那些貧窮和陰暗至少要開車一個小時才能夠看到。
於是我開始了自己嶄新的記者生涯，為了報導黨政軍會議、重要事件和廣東省主要領導人的活動，我穿梭於五星級酒店和四星級賓館，那些日子我眼睛看的是燈紅酒綠，耳朵聽到的美酒夜光杯，心裏想的是祖國到處一派鶯歌燕舞的美好景象。
僅僅在第一年，我就寫出了多篇歌頌廣東改革開放的好文章，有幾篇為深圳特區特殊政策辯護的文章還被深圳市委宣傳部選為全市公務員學習材料。很快我就在廣州市甚至廣東省高層建立了自己的採訪圈子，雖然這期間在獨家採訪時也有好幾個高官想用「親切的大手」撫摸我的胸部，也有好幾個醉醺醺的人民的公僕想把「溫暖的」嘴巴湊到我的臉上，但我巧妙地拒絕了。我不是不知道，廣東漂亮的電視臺記者幾乎都在政府高官中有靠山，而一大半漂亮女記者都是靠身體換來獨家新聞。但我有我的原則。我要堅持這個原則。不久我就領教到堅持原則的滋味，我不得不靠記者微薄的工資養活自己，而且我在高層的獨家採訪也漸漸減少。然而已經夠了，我已經瞭解得夠深了，深得足夠我再一次崩潰下來。
甚麼鶯歌燕舞，原來是淫歌艷舞；甚麼人民的公僕，其實人民才是他們的公僕；甚麼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其實到處是男盜女娼而已。我感覺到，正是眼前這些人模狗樣的貪官污吏，才讓我們整個國家落後和赤貧。我知道我該寫甚麼，該揭露甚麼了。我有的是素材和資料。
我開始寫焦點追蹤，我要告訴我的讀者，廣東的地方官員是怎樣把本來屬於這個國家和全國人民的資產據為己有而率先富起來的，我要告訴我的讀者在廣東高速發展的背後是多少內地窮苦勞工的血和淚，我甚至有事實支持我得出明確的結論：廣東處級官員平均貪污達到五十萬，廳級幹部平均達到五百萬，而省級幹部的家屬子女有百分之九十三在經商賺錢，他們的資產平均一千萬以上。我告訴吳總編，就這樣登出去，如果有地方領導不服氣，我願意和他們對簿公堂，只要他們願意公布廣東地方官員的資產，如果結果和我說的有一分錢的出入，我願意以誣陷罪把牢底坐穿！
「王媛媛，你冷靜下來！」吳力超總編帶著半緊張半關心的表情看著我說。
我慢慢讓自己平靜下來，每一次當他拒絕刊登我的調查報告和焦點追蹤時，我都會向他急。他會同情地點著頭，等我平靜下來，然後耐心地向我陳述利弊。當然他從來沒有退讓過。他說，這是原則問題！不想我丟掉工作，他自己也不想被廣東省官員找個理由抓去坐牢。「我還有老婆孩子呀！」
他會解釋：為松緇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