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討伐中宣部》一文而馳名中外的北京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焦國標先生，最近應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的邀請前往美國，十一月五日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三一學院（TrinityCollege)舉行的「資訊時代的族群關係」研討會上發表演講。這個主題研討會也是該基金會舉辦的第四屆「族群青年研習營」（注），來自兩岸三地及北美等地的四十餘位中國問題專家、新聞工作者和網路技術專家，共聚一堂，焦國標的言論受到了與會者的熱烈歡迎。此文根據他的演講錄音整理，略有刪節。）
首先，感謝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在很短的時間裏決定讓我參加這個會議。我講的標題是「我為甚麼要寫《討伐中宣部》」，主要談寫了以後遭遇的一些約束，我是怎麼樣衝破的？我想說一下這個過程。
一九八三年我開始接觸新聞，八九年研究生畢業想做記者，當時給新華社的社長穆青寫過信，他是我們河南杞縣的老鄉，他居然還推薦我去新華社河南分社實習，九三年我考到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讀博士，三年後去中國文化報作記者、編輯，後來又到北京大學教了三年新聞學的課。十幾年來一直接觸新聞教育、新聞業，相對於一般的記者或新聞學教師稍寬泛些，對中西新聞學理論有更多的體會，這樣，對宣傳部系統，省委宣傳部、市委宣傳部對新聞業的控制，有特別多的一種□觸。去年年底搞了一個新聞輿論監督研討會，會上大家都在抱怨中宣部、各地省委宣傳部等統轄得太死，觸發了我的靈感，我在會上作了五分鐘的發言，題目叫「拯救中宣部」，這實際上是後來文章所有內容的核心部分。會議結束後我開始寫這篇文章，寫了四個月，今年三月完稿。
網上發表《開放》雜誌首先轉載
《討伐中宣部》寫完後，最初發給一些朋友看，有一個最近做了很多事的朋友──浦志強，他給我放到王力雄的網上了，以後他給我打電話，說我把你的文章給放到網上去了，擔心引起甚麼結果。我說沒有關係，既然寫出來了，而且你放到網上去了，不可挽回了。到第二天、第三天，因為最初並沒有作者署名，我的一些朋友就把文章轉給我，說是一篇好文章轉給我看，當時挺興奮。
文章在網路上傳開以後，估計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香港的媒體如《開放》和《亞洲週刊》發表了壓縮或截短的文稿，同時一些國外的廣播電臺如美國之音、 BBC、法國國際電臺、德國之聲都陸續在報導，緊跟著一些外國媒體，特別是《紐約時報》也作了一個報導，我看到一些北歐國家的媒體也用地方語言也作了報導，而且用的是《紐約時報》上的照片。在很短的時間內，有好幾十家媒體說這個事，有的是摘譯這篇文章。前不久一個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學生告訴我說，這篇文章已經被翻譯成了二十二種語言。
如何爭取我的言論權利
這篇文章在香港的紙媒體上發表以後，學校挺緊張。校長、主管教學和意識形態的副校長，還有我們的院長都來找我談話。希望我不要見外國記者。在大陸，我們知道，那些很知名的人士在單位提出不見外國記者的時候，他們一般是遵從的。我最初五至十天也決定不見，後來我覺得不對。所在單位的領導約束我不見外國記者、西方記者，我頭腦裡找了好多理由，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沒有這一項義務 ──不能見外國記者，我們大學的學校教師行為準則裡面也沒有說不能見外國記者，而且外國記者是外交部把他們請到中國來的，他就有權利在中國境內採訪，中國公民當然也可以接受他們的採訪。我想清楚了這樣的道理，而且我覺得這是憲法賦予的權利，後來我突破了這個給自己設置的樊籬，有外國記者打電話來想採訪，我說行啊，甚麼時候見都可以。
大概到七月份的時候，日本的一個出版社要出我的一本書，題目就叫《討伐中宣部》，收了我的這篇文章和其他與中國新聞業有關的文章，做一個集子翻譯成日文出版。譯者是一個共同社的老記者，也駐過香港和大陸，他的夫人是美國之音的記者，是我們的一個中國同胞。從那篇文章在網路傳開到七月份有三、四個月時間，我沒有寫東西，這時候它結集出版，想找我寫個序言，我說可以，題目就叫《後討伐中宣部時代》。
本來這篇文章我沒打算髮表，因為那時候還是有點拘束、收攏的感覺。當時有個《南華早報》的記者，是個老大姐，她說聽說我寫了一篇文章，我就發給了她。她就把這篇文章發給了《亞洲週刊》的總編，讓他看一下，如果可以發的話，再徵求一下我的意見。結果香港那邊也沒有徵求我的意見就發表了。我特別吃驚，有點猝不及防，我怕學校知道簡直不得了，再一再二了。 ....... 既然發表了，我也沒辦法，只能等挨著看怎麼著吧。
這篇文章發表的時候是八月份，八月底的時候，我帶學生在北京郊區的延慶縣軍訓。我在那兒軍訓的時候，院長給我打電話讓我回來我覺得挺緊張，非常緊張，甚至想死的念頭都有。我想起了免除恐懼的自由，那時如果不恐懼我會感到挺幸福，那個時候確實挺恐懼的。第二天學校花了六百塊錢打計程車把我從那接了回來。回來後，我們的院長、副院長、書記、副書記找我開會，院裡的頭都在。會議的兩點中心意思是：一、別寫時政類──時評或重大題材類的文章；二、還是不見外國記者。當天，也就八月二十六日讓我再寫一篇保證書──形諸文字，將來如果我言而無信翻了供，有文字作證明。
第二天二十七日，我的確寫了一個東西，但是我把邏輯的範圍縮小了，不寫時政──我說再也不寫與中宣部過不去的文章，中宣部哪怕再撐個十年八年五年或三天五天，或像秦始皇那樣希望他的子孫千世萬世而為君，都與貧道無關。第二是我也不見外國記者了，但是我必須說明的是外國記者在我眼裡對中國是有功的。我說了兩件事，二○○三年薩斯是《時代週刊》報的，一九四三年正好一個甲子六十年前河南大災荒餓死一百多萬人，另有一百萬人流亡，也是《時代週刊》的記者中文名字叫白修德最初報導的，最後挽救了這場災難。外國記者對中國是有恩德的，他們不是麻煩製造者。
預言中宣部的壽命還有六、七、八年
在那篇小短文裡，我又提到根據我六、七年寫言論的經歷，我感覺一個社會的重大問題或一個大的腫瘤，在人們議論它的時候，五、六年內要著手割除掉，小一點的一兩年，甚至更短的幾個月，像孫志剛案。我相信中宣部自我提出之日起六年七年八年內它會被解除──或者大改組、或者機構被取消。最後一句話我說的是願我們各自保平安！
在這篇文裡我還提了為甚麼要寫這類文章，我解剖了一下，我覺得自己很仁慈，看到中國老百姓這麼苦，還不讓報導他的災難，我受不了。甚至高攀一點可以說是一種慈悲。我沒有立場，也沒有甚麼政見，只有是非感。如果說有甚麼自私的目的話，我想得兩個獎，第一個獎是美國的普利策新聞獎，第二個獎是諾貝爾和平獎。我想得這兩個獎把校領導有點嚇住了。
這個東西二十七日我交給他們。到九月二日，院長給我打電話，說：「你的課，上面說要停。」他可能覺得我流露出來的想法，使他們覺得我可能要不停地做下去，不然的話得不了普利策新聞獎和諾貝爾和平獎。這可能把他們嚇著了，直接導致九月二日停課。九月十七日的時候另一院長通知我說，指導研究生的教師名冊裡也沒有我的名字了。其實就是指導研究生的資格也被取締了。
停課那天，我還想停就停吧，但九月十七日那天對我打擊挺大，我騎著自行車繞著未名湖，我正好到北大三年，我是二○○一年九月初來北大任教的，心想與北大就三年緣分，感到很難過。但過了兩三天後我又想明白了，如果北大停了我的課，或者以後開除我的公職，我還可以想別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