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面有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對問題性質的判斷。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是一個現代化過程中會碰到的問題，所以要稍微講一下，中國現代化選擇了什麼樣的路線。現代化從總體來說，有一門學問叫做比較現代化，總體來說，一種方式主要靠政府的強力主持，另外一種方式主要依靠市場力量。過去有人作出研究，比較典型的是德國的現代化和日本的現代化。
從中國來說，文革結束以前，我們依靠政府的強大的力量，依靠計畫經濟動員資源和配置資源的能力來推動我們的現代化，這種方式沒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只是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是付出的代價是很高的。鄧小平領導的改革，從實質上說，在我看來就是要從第一種方式轉到第二種方式來推進我們的現代化，所以我們把這種改革叫做市場取向的改革。
過去20多年來，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幾乎是沒有人懷疑的。能夠取得這樣舉世公認的成就，歸功於鄧小平理論指導下的改革。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當下的改革和我們從1956年就開始的經濟體制環境改革的區別，在粉碎四人幫以前，在1976年的會議上已經提出來了要進行經濟體制的改革，那個時候還沒有基本的框架，只不過把這個決策權利從中央下放到地方政府，這樣一個資源配置方式沒有進行根本改造的改革，當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發揮了地方的積極性，79年以後的改革，一個想法就是要搞市場經濟。後來到了14次黨的代表大會明確規定，我們改革的目標是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和14次代表大會以前採取的辦法，我們把它叫做增量改革，也就是說國有部門，不管是國有的工商業還是國有的金融企業基本不動，而是在國有以外發展非公有制，到了1992和1993年以後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目標以後，就專為整體的推進，或者用鄧小平的話來說，真正的「摸老虎屁股」，所以有對金融體制進行根本性的改革，這樣把社會以市場經濟的體制建立起來。在這個過程中，就有了社會上不滿的呼聲。
從80年代後期，由於貧富懸殊的經濟，由於腐敗的蔓延，對於社會現實狀況和現實政策不滿的呼聲就不時的出現。大家可能還記得，在90年代初期曾經出現過懷念計畫經濟時期的情緒。它的基礎就是對改革開放大方向，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的懷疑和否定。我是這樣看的，我認為問題不是在黨，而是比較直接性的問題，是執行中的問題，甚至有一些是跟這個改革大方向相背離的一面。十四屆三中全會中確立了要建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它才使得我們在改革過程中有一個安全網，使得我們建立一個和諧社會有了一個經濟基礎，但是九三年的決定從現在看方向是對的，但是在執行上少了一點。
就城市來說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老職工他們過去形式的勞保，這個對於職工所負有的隱性債務，這個時間很長了，是十四屆三中全會所規定的，沒有人執行。有一種問題是持久性的問題，比如說在發展的過程中雖然在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加強我們的教育體系，和能夠發揮人們創造性的、主動性的人才戰略，但是這個落實得不好。具體的措施上沒有很有利的措施來執行。所以，這始終是我們改革中的一個很大的缺陷。有一些是與改革的大方向完全背離的，與建設一個平等競爭的市場完全背離的，比如說腐敗的問題。從經濟上分析，它的基礎，它的實質就是權力懸殊。所以，既然不是大方向的問題而是執行中的問題，支流的問題，逆流的問題，那麼我們就要作出一個判斷，當然不是說這個問題不嚴重，可以掉以輕心。
所以我們就要對這些問題這些矛盾進行分析。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對它們的根源有不同的看法，對應該怎麼做對策也有不同看法。因為大致上有兩種。一種看法就是剛才我大致上已經表達的，比如說腐敗問題和收入差距的懸殊。在有些方面還有所增強，如果這個意見是正確的，就是要限制了，推進改革促進發展。
吳敬璉：80 年代中期也是有兩種觀點。當時是這樣，大致有兩種極端的觀點和一種經濟學家的看法。一種觀點是說，腐敗之所以蔓延，它的基本原因是因為市場取向。這是改革方向出了問題，所以應該扭轉方向。另外一種，他們認為這是金錢作用的擴大，是市場化改革依賴和需要的，所以腐敗確實是要蔓延的。但是腐敗是要適應現代化的條件，甚至是一種潤滑劑。
80年代中期主要的腐敗，當時叫做官倒，去倒批文，去倒進口許可證。90年代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各種商品的價格就放開了，結果倒爺也就消失了。所以，不是因為市場化的改革造成了腐敗的蔓延，而是因為權力對交易活動的干預，是權力造成了腐敗的蔓延。
90年代初期的時候，達成了一個共識，從源頭上反腐敗。當時也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所以消除了一些行政權力與交易的干預。但是改頭換面，也增加了一些干預，所以有一些新的腐敗出現。90年代初期一直到至今的土地批租過程中，權力導致了腐敗。但是因為社會現象非常的複雜，所以對社會現象的分析往往是長時期的，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不是因為一次討論在某一個問題上大家比較明白了，就對所有的問題都會明白。它會反覆的出現。特別在近期。
因為剛才講到的一些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有計畫的趨勢，所以新的爭論又起來了。當前的情況下，我認為有三種力量： 第一種力量是靠權力發財的權威。第二種力量是希望保持和擴大對資源支配權力的官員。第三種力量是弱勢群體。
弱勢群體在過去20多年的改革中，由於前面講的原因受到了損害。但是對於是什麼安排或者什麼樣的政策使他們受到損害，我們對這一點沒有很深刻的瞭解和把握。
如果第一種力量和第二種力量能夠結盟，它就有可能把第三種力量誤導到反市場趨向的改革。如果它們被誤導，這樣一些力量就會形成社會上的一個基本的取向。堅持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的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樣的改革方向，對於大家、對於我們社會上的多數人都是有利的。這個問題也已經反覆證明過，但是現在看來還要重新證明。最重要的是拿行動，不是從理論上分析。就是說要消除出現這些問題的根源，要從源頭上鏟除這個基礎就要做三種事情：第一件就是限制行政許可，第二在此基礎上發揮市場的基礎性的作用，第三把必要的行動進行執行，現在的市場經濟不能沒有國家力量，還需要在很多方面發揮它的作用。但是這種權力應該限制在必要的範圍內，而且置於現實的監督之下。所以我們要減輕臨產陣痛的途徑不是開倒車，而是堅定穩妥的發展方向，堅持社會主義鄧小平理論。總體說來，就是要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十六中三中全會，做了一個很好的計畫。我們就是要把過去的改革取得的成果鞏固下來，把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執行不利消除掉，全面推進改革。
我認為當前有這幾個方面是重點需要進行的。
第一是金融體系和市場的改革；第二是投資體制改革；第三就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