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７─８月，三峽工程二期農村移民外遷計畫中的最後一批移民８５０２人離開他們的故鄉重慶開縣，分別到湖南、四川、山東、安徽、江西等地。爲了「歡送」這８５０２名移民離開三峽庫區，開縣政府組織了１０００名幹部的護送隊伍，進行全程負責。平均８個移民要１個幹部護送。記得中國歷史上也有強制性移民的記載，比如比較著名的有「移湖廣，填四川」，那時老百姓也有官兵護送，但是史書中沒有記載是否也有這樣８︰１的比例。
這個派幹部和警察護送的辦法，出自重慶市雲陽縣委書記的「法制移民」，目的是爲了讓「移民搬得出、穩得住」，具體辦法是，三峽工程移民都由（遷出）縣長（主要負責人）親自押車送，（安置）縣長親自開船迎接，車隊前後有警察的摩托車隊開道和押後，船上有武裝警察監視保護，爲的是不讓一個移民在半路上逃跑。只要把移民從三峽「請」到新的安置地，這個移民安置就算完成了。遷不出三峽地區的拿（遷出）縣長是問，安置不了的，拿（安置）縣長是問。無論是新舊三峽工程移民條例都規定，三峽工程移民不得拒絕搬遷或者拖延搬遷；已經搬遷安置的，不得返遷。這個條例使用了「不得返遷」這樣法律上最嚴厲的用詞。按照三峽工程移民條例，任何返遷行爲都是犯法的。
二、檢驗外遷移民異地安置成功失敗的標準
１９９９年朱鎔基爲總理的國務院對原由李鵬制定的三峽工程移民「就地安置」的政策作出了重大調整，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強制迫使部分三峽農村移民外遷安置。朱鎔基修改三峽移民政策是出於無奈，因爲三峽地區的環境容量根本不可能實施李鵬的移民「就地安置」的計畫。
參加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生態環境組的中國科學院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陳國階（中國科學院院士）指出，「就地移民」方案的不可行性在於它根本無視三峽庫區的環境容量。三峽庫區是一個山地佔７７．８％，丘陵佔１８％，平原僅佔４．２％的典型山區，它的墾殖係數卻達高達４１．５％，其中坡耕地佔絕大多數，大於２５度的陡坡佔旱地的３３％。這樣的貧耕地復種指數已達１９１％。但由於人口多，每人平均耕地只有０．０７公頃（約一畝），糧食僅３４０．５公斤。遠低於全國和川鄂兩省的平均水平。若與全國平均人口糧食水平比較，現有人口已有１５％超載。陳國階認爲三峽庫容環境容量不足，農村移民不可能就地安置（參見︰陳國階︰「三峽人口已超載，就地移民難度大」。《水土保持通報》。１９８７年第７期：４２－４６）。
但是朱鎔基是「局內」人，他在看到李鵬主持的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中的重大後，不能當機立斷地阻止這個工程的進行，而是必須把這個關係到中國共產黨第三代領導聲譽的三峽工程進行到底。所以他鋌而走險地選擇了一條被世界水庫大壩工程移民史中多次證明肯定要失敗的路──強制迫使移民外遷安置。這是中國的悲劇所在，也是朱鎔基個人的悲劇所在。
２０００年，朱鎔基修改了三峽工程移民條例，規定三峽工程的農村移民要遠遷異地安置。最初國務院計畫三峽工程二期外遷農產移民人數爲７萬，後來增加到９萬，１１萬，１４萬，１５萬，到２００４年８月，三峽工程宣布二期農村移民遠遷異地安置任務完成，一共遷移１７．５萬人，爲原計畫的２５０％。
但是衡量朱鎔基三峽工程農村移民外遷異地安置政策的成功與否，不是看一共遷出了多少人，是否按期遷出，而是要看外遷移民是否能適應新安置地的生活，融入新社區；外遷移民在新安置地的社會、經濟狀況是否高於原居住地，移民對外遷安置後的生活是否滿意。如果外遷移民離開安置地，回到原駐地，那麼可以說這個計畫是徹底失敗的。如果外遷移民在安置地不安心，對安置後的生活不滿意，想離開安置地，但又受到移民條例的約束而不能離開，這個移民計畫也是失敗的。如果外遷移民在安置地不能安家立業，而是流入大城市，那麼這個移民計畫同樣是失敗的。
三、朱鎔基計畫的失敗
下面是國內的朋友寄來的一篇有關三峽工程外遷移民的報導：
新聞－神州面面觀
三峽移民落戶惠陽難溫飽
舉世矚目的三峽移民工程，隨最後一批外遷移民於今年八月遷徙到江西浮梁縣後，這涉及百萬多人的龐大移民工作步入尾聲。然而這些三峽移民在離開了土生土長的地方後，在新環境下並不是人人能安居樂業，部分人正面對失業和貧窮的困苦，當中尤以外遷到其他省市的人情況最爲嚴重。
廣東省惠州市惠陽區的十三個鎮，由二０００年八月起先後接收了二百六十三戶共八百九十九名三峽庫區移民，但大部分移民至今仍未能自立。雖然當地政府在他們移民抵時，爲每戶安排了至少一個工作機會，但正如移民們表示，那些工作待遇太低，本地人都不願意做，工資連自己都無法養活，更遑論要養活家人。
惠陽良井鎮共接收了二十三戶共六十九名從重慶巫山縣大昌鎮遷來的三峽移民。兩年後的今日，良井三峽移民新村僅剩下九戶人家仍在新村居住，其他人都已返遷巫山，至年底還會有三戶人家返遷。村民離開的原因，主要都是因爲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在惠陽無法生存下去。
農地如廢田 失業貧困
良井鎮移民新村村民向陽表示，到廣東來不求⒉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