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劉曉波和余傑不久前被逮捕，後又被放，你怎樣看這一事件？
任不寐：從兩個方面談：首先我們對這個案件表示震驚，在杜導斌被捕的時候，我也寫過一個文章，「永遠保持對罪惡的驚懼感」；另外一個方面是，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中共這樣一個體制，對知識份子採取這樣的反應，是符合他的邏輯的，這並不奇怪，他不這樣做到怪了。主要是這兩個方面的判斷。
記者：作為名人，您是第一時間在大紀元網站站出來呼籲，向胡錦濤要人的。你當時寫這篇文章的動機是甚麼？
任不寐；首先我做出的反應不是從政治的角度做出的反應，而是從一個基本的朋友的、普遍的看法做出的反應，就是你把我的一個朋友抓起來。我有權利、責任做出這樣的一個呼籲，我想中國的人權問題也應該是這樣的一個基點。就是遇到這樣的案件的時候不要馬上上升到甚麼政治呀，甚麼時代呀。那麼很簡單，就像兩個人一樣，你抓了我的人，我就跟你要人。……余傑是第一次有這樣的遭遇，像我，包括劉曉波，我們這樣的遭遇就不只一次了。我們也很擔心對他的家人有太大的打擊，看來還是很好，余傑和他的太太非常堅強。
當時我也很著急，希望國際輿論盡快的知道這件事，在最短的時間內就發這篇文章發出去了。
也應當感謝大紀元即時更新的這種辦刊方針，應對中國的這類緊急情況還是非常重要的。
記者：看來這種呼籲也是起到作用了，兩位很快都被釋放了。那麼，余傑和劉曉波都是大紀元的專欄作家，現在一些評論家認為，中共逮捕兩位作家，同大紀元刊發9評文章有關。您對此有何看法？
任不寐：我不是特別清楚，是不是有聯繫。因為中共的操作都是很內部的，都是黑箱操作，所以我不清楚它為甚麼會抓人。那麼在此之前，他們也抓過非常有影響的人物，像丁子霖，像蔣彥勇，他們那個時候也沒有顧及國際上的影響，當然我注意到有一些評論，說胡錦濤左轉了，我不是完全贊成這樣一個觀點。為甚麼呢？因為北京對言論的控制是一貫的，就從來不存在一個小王村。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整個2004年北京對人的迫害，「六四」十五週年前後，對丁子霖和蔣彥勇的迫害，到後面抓劉水、抓師濤，最近又抓黃金高。這樣一些系列事件發展下來，所以北京對言論的控制是一貫的問題，沒有說變不變的。
胡錦濤也好，江澤民也好他們在整個的政治背景下，對言論的控制並不奇怪，所以我也提醒輿論，這樣的一個局面還會持續下去，除非中國真正的發生了更大的問題。江在「六四」這樣的背景下，胡在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遺產背景下，無論是維護個人的權利，還是維護黨的權利，都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持續重壓這樣一個政策。
記者：最近出現「極權主義回潮」的說法，你是怎麼看的？
任不寐：我不同意這種說法，好像「極權主義」好像退潮了似的，實際上極權主義一直在那個地方，不存在回潮的問題。就像我們說，胡錦濤又左轉了，實際上，他不需要左轉，他一直左在那個地方。我像我們說中共又左了，這個就是一個假問題，因為中共一直左著呢。這個我想這個在邏輯上實際上是很清楚的。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評論呢？有的時候，我們認為好像它這個時候右了，我想這個判斷本身是不準確的。中共自己有的時候也會用這類話，比如他們前一段時間，正在制定一個緊急狀態法，當時我寫文章也批判了這個說法。因為緊急狀態法在西方國家，一般情況下，國民生活在一個正常狀態下，公民的權利、公民的自由有切實的保障。在緊急狀態下，國家權力要部分限制公民權利，實行緊急狀態。那麼中國的情況完全相反，這個國家從1949年到今天，一直在緊急狀態之中，限制公民權利是一種常態，所以不存在說，我們現在要制定一個緊急狀態法，對中國來講，最需要的是正常狀態法。
同樣道理，對海外輿論也應該調整過來。不存在「回潮」的說法。中共一直是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怎麼存在回潮呢？從1949年以來一直在打壓、在屠殺、在鎮壓、在瘋狂的迫害，在延續其法西斯主義的政策。你今天說它「回潮」了，這個說法顯然是不準確的。
記者：那麼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這是體制的問題，執政黨的問題，而不是領導這個人的問題？
任不寐：兩方面。一方面，執政黨和體制的問題，共產黨國家一直是極權主義高壓下的國家；那麼另外一方面，胡錦濤上臺後，在短期內會採取比較左的，或者延續江澤民的左傾路線。為甚麼會這樣？在中國權力交接的過程，也是權力鬥爭比較激烈的過程中，一般來講，鬥爭的雙方或多方都會採取更左的路線來防衛自己，「寧左毋右」才能在權力鬥爭中處於優勢。
另外一方面，胡錦濤這個人，我認為他比江澤民更有憂患意識，他更能瞭解底層民眾的騷動，我估計，他就會比江澤民有更大的恐懼，目前抓劉曉波、抓余傑、和一系列的行動，只不過是這種恐懼的表現，但是我相信，從六四到今天，恐懼就從來沒有在中南海的議程上消退過。「穩定壓挂磺小顧蛋琢司褪恰縛志逖溝沽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