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陸，要想獲得某些身邊的消息，其途徑歷來都有「出口轉內銷」的「中國特色」－－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中共中央宣傳部近日下發正式文件，將焦國標、余傑、李銳、茅於軾、王怡及姚立法等六人列入禁止報導名單。我看到這則消息並不感到意外，近年來我已多次聽到過類似的「封殺令」和「黑名單」。中宣部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出臺一張「黑名單」，嚴令出版社不得出版在這張「黑名單」上的作家和學者的著作，電視、電臺、報刊雜誌等媒體上也不得出現這些人的名字。有時最高領導還會親自「點名」，被「金口玉言」殃及的「思想出格人士」只好「銷聲匿跡」了。
有趣的是，堂堂一個執掌全國文宣大權的中宣部，從來沒有將這樣的文件送到過作為當事人的我的手中。即便是二零零零年中國現代文學館單方面撕毀勞動合同，剝奪我應有的工作權利，「據說」也是緣於中宣部部長丁關根給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的一通電話。當我去作協辦公廳「討說法」的時候，沒有一個官員敢於承認他們是在「奉旨辦事」，沒有一個官員敢於供出命令他們的後臺老闆來。作為執政黨的「喉舌」部門，中宣部做事卻像地下黨一樣偷偷摸摸，真讓人感到既可氣又可笑。
在中國歷史上，文字獄一直很興盛。滿清王朝的文字獄最多，僅舉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個例子：公元一七七七年，即乾隆四十二年，書生王錫侯被人告到江西新昌縣衙，罪名是他編撰的《字貫》一書中有「狂妄悖逆」之語。時年六十三歲的王錫侯多年科舉不第，轉而發奮著書，《字貫》是他花費十七年時間寫出的一本簡明字典。他希望這部體例新穎、資料豐富的工具書能成為士人案頭的必讀書，但他萬萬沒有想到，這部書卻為他帶來了殺身之禍。在這部字典中，他略略批評了一下《康熙字典》，云：「然而貫穿之難也！今《康熙字典》所收四萬六千字有奇，學者查此遺彼，舉一漏十，每每苦於終篇掩卷而仍茫然。」在字典中還出現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個皇帝的名字，沒有按照規定缺筆「避諱」。他之所以在「凡例」中將三位皇帝的名字如實寫出，是想提醒士子們不要忘記了避諱。
接到舉報之後，新昌縣令不敢怠慢，立即將此事稟報江西巡撫海成。海成命令幕友們仔細檢查《字貫》，確實發現了上述問題，但認為該書只是「狂妄不法」，還算不上「悖逆」。於是，海成便擬了奏折，向乾隆皇帝稟明案情，建議革去王錫侯舉人的功名，以便進一步審理定罪。同時，還將《字貫》原書恭呈御覽。
乾隆一番「御覽」之後，大發雷霆。他親自批示說：「罪不容誅，應造大逆律問擬。」乾隆還痛斥海城「雙眼無珠」、「天良盡昧」，居然沒有發現連如此可惡的 「悖逆」之處。於是，王錫侯迅速被押解到京。幾天之內，大學士、九卿會同刑部便拿出了這樁「大案要案」的處理意見：請旨照大逆律將王錫侯凌遲處死，他的子孫、弟侄及妻媳二十一人照律緣坐，家產沒收入官，王錫侯所著一切書籍通令各省查繳銷毀。乾隆皇帝假惺惺地「法外開恩」，將王錫侯「從寬」改為斬立決，其子孫王霖等七人改為斬監侯，秋後處決，妻媳及年未歲之子給功臣之家為奴。王錫侯的全部家產，連同鍋碗瓢盆、小豬母雞通通加在一起，也僅有七十多兩銀子。一個清貧而迂腐的老夫子就這樣家破人亡了。
案子還沒有了結。江西巡撫海成也難逃其咎。海成本來是乾隆在封疆大吏中樹立的收繳禁書的典型，他在江西收繳禁書八千多部，居全國之首。海成的做法是雙管齊下：一方面頒布詔令，命令各州縣將地保招集起來，讓地保挨家挨戶收繳禁書，如果沒有完成任務，則拿州官縣官是問；另一方面也給予獻書者以豐厚的補償，由政府發給原來書價一倍的補貼。乾隆曾經命令各地仿造江西的這種做法。這次海成卻栽了。乾隆先是「傳旨嚴行審飭」，繼而 「交部嚴加議處」，然後「革職交刑部治罪」，直到刑部擬斬立決，他才裝模作樣地「從寬發落」以示「皇恩浩蕩」－－從斬立決改為斬監侯，秋後處決。海成是乾隆朝文字獄中第一個因為查處不力而被判處死刑的地方大員。乾隆毫不掩飾地宣稱，處死海成的意圖就是「使封疆大臣喪良負恩者戒」！
乾隆朝的文字獄在有清一代數量最多、牽涉最廣、懲罰最重。乾隆皇帝大興文字獄的興趣來自於爺爺康熙、父親雍正的「遺傳基因」，而又將其發揚光大。在我看來，這些殘忍瘋狂的帝王都患上了一種特殊的「文字過敏症」－－就像有些人是「花粉過敏症」患者，他們是「文字過敏症」患者。比如，像乾隆這樣一位號稱「詩人」的皇帝，雖然一輩子都在吟詩作賦，但骨子裡卻始終有一種「野蠻民族」的自卑感。作為最高統治者，他時刻都在警惕著別人動搖、挑戰、乃至顛覆他的權力，而文字正是一種特殊而危險的武器。乾隆深知，只有柯斷了文字，才能柯斷思想；只有柯斷了思想，才能讓臣民都成為順民，自己的帝國也才能「江山永遠不變色」。
在納粹德國，宣傳工作一直是法西斯黨的重點，而文字獄更是伴隨納粹政權的興起與滅亡始終。謊話大師戈培爾擔任「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達十二年之久，在他的努力下，謊言成了真話，說真話的人統統被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