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老失業群體」的逐漸衰老和過世，隨著「新失業群體」比例的增加，中國未來失業人員的主體和結構將發生重要變化。這不僅涉及到一個政策的銜接問題，更有可能引發社會保障制度的重大變革。
2004年的最後一個星期四，一輛紅色出租車緩緩停在吉林省長春市民康路附近的街道旁，路邊十幾位中年男女嘩啦啦地擁上去把出租車團團圍住。「要保姆嗎？」「鐘點工！」「洗衣做飯要不要？」「要水暖工嗎？」……零下23度的冷空氣中傳來一陣急切而嘈雜的詢問。
「都不要！」出租車後排拋出的一個拒絕聲音讓車外的人很失望。話音未落，這群中年男女已哄然而散，他們回到原來的位置，翹首以盼下一個僱主的出現。
這是發生在長春市下崗職工勞動力市場的一幕，不遠處靜靜「趴活」的24歲的王琨智則和周圍顯得有些格格不入。與那群老練而又急切找活的下崗工人不一樣，這位身穿黑色皮夾克、頭戴防寒瓜皮帽的小夥子臉上露出一絲稚嫩和羞澀，「我不太好意思上去跟別人要活」。他手中的小木鋸則向別人暗示他是搞裝修的。
初中畢業已經8年的王琨智曾在洗浴城做過4個月的服務員，還幫親戚修過幾個月的車，但其餘大部分時間是待在家裡「無事可做」。2003年開始，他用心學了一門家庭裝修的手藝，試圖找個活干。現在每週的二、四、六，王琨智都要從家裡騎十幾分鐘的自行車趕到這個下崗職工勞動力市場，來碰碰運氣，希望早日能離開失業大軍的行列。
近些年來，人們所說的失業人員往往針對的僅是國有或集體企業的失業下崗者。但事實上，在我們的社會中，還存在另外一個失業群體，就是像王琨智這樣的城市年輕失業者，他們沒有國有或集體企業工作經歷，初中、高中甚至更低學歷畢業或肄業後加入失業行列，他們被勞動學研究專家和社會學家們稱為「新失業群體」。如何引導和推動他們為自己和社會創造財富，降低社會運行成本，就成為值得人們關注的問題。
家住長春市東二條的19歲的黃飛雨初中畢業後除了打過幾天工以外，一直待在家中。「因為沒地方去，他經常愁得一宿一宿沒睡。」黃飛雨的母親對此也一籌莫展。讓這位40多歲的中年母親搞不明白的是，在黃飛雨這麼大年紀的時候，身為「待業青年」的她也曾為工作發愁過，但沒操多少心就解決了，「高中畢業後，我很快頂了父親在廠裡的工作。」她說。而黃飛雨的父親則進入廠裡的子弟學校當體育老師。
對於青年失業的現象，其實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經出現，當時大量上山下鄉知青返城，就業機會開始緊張，城市裡出現了一些青年在中學畢業後待業的情況，他們在當時被稱為「待業青年」。
對這一情況，「政府通過發展街道集體經濟、制定職工退休接班制度以及國企開辦三產，來吸納『待業青年』，所以當時的待業問題並不特別突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教授分析說。孫是國內較早提出和研究「新失業群體」的學者，而其主持的「下崗失業社會保障制度在實踐中的運作研究」課題正在進行之中。
孫立平認為經過多年的國企改革和市場化進程，目前由國有和集體企業失業下崗人員構成的「老失業群體」已達到峰值，而「新失業群體」問題開始逐步凸現，我國的失業人群結構也將因此隨之變化。雖然現有的資料沒有關於「新失業群體」總體規模的精確數據，但在已有的一些小范圍調查中發現，在一些中等城市中，「新失業群體」的絕對人數已經超過「老失業群體」。
比如，在湖北省某市，前者的人數已經相當於後者的3可，而這個數字仍然在不斷增加。在長春市2004年6月的統計數字中，該市9個區已有3個區「城鎮新成長勞動力」的人數超過「就業轉失業人員」，其他6個區中兩者的差距也在逐年縮小。
另一方面，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的《2003─2004年：中國就業報告》也指出，當前正面臨自然新生勞動力的高峰期。有專家預計，在今後幾年中，在這些新增的勞動力中，實現就業的比率只有40％－50％，這就意味著有相當一部分人要處於「待業狀態」，加入到這個「新失業群體」中去。
老失業群體達到峰值，意味著失業社會保障目標群體規模已經大體確定；而對我國未來社會保障制度構成挑戰的將是「新失業群體」。作為「新失業群體」的一員，黃飛雨和他父母不一樣，他對「文革」沒有記憶，屬於「文革後一代」。
當他上小學的時候，一場「打破鐵飯碗」的下崗風潮開始席捲全國，1998年他父母分別從長春市模具廠和廠子弟學校下崗。此後，他父母曾經試過開飯店、賣衣服，但都無功而返。現在，他42歲的媽媽在親戚辦的小廠裡幫忙，每月收入500塊；爸爸找了一份安裝抽油煙機的工作，「家裡生活開始慢慢好起來了」。
兩年前，黃飛雨高中沒考上，此後基本待在家裡。身為獨生子的黃飛雨在媽媽的壑惺且桓瞿諳虻暮煤⒆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