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馬列僭奪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族權。所謂族權，也就是一個民族的傳承權和發展權。
我先說傳承權。因為，一個民族之所以被稱為民族而傳承，除掉人種、地域、語言等等自然的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民族的文化，和由這個文化所凝聚的民族性了。中華民族在自己數千年的歷史中，不論進退或勝敗，天下大亂還是天下大治，哪怕是兩度被亡了國，都沒有遭遇民族覆滅的命運，相反，民族反而得到了發展，民族性反而得到了豐富，就是因為連我們的敵人也承認了我們民族的好文化。因為我們先進的民族文化，或者更準確地說，我們民族文化中的先進成份，美好成份，既同化了我們的敵族，也吸收了我們敵族可取的文化。直到將我們的敵族鎔進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裡面。所以，中華民族的傳承權不但沒有被僭奪，相反，中華民族的發展權甚至得到了更大的歷史空間。
但是，在中國的馬列子孫們奪取了大陸的政權之後，他們竟然立即僭奪了中華民族的傳承權。
它們是怎樣僭奪的呢？
一是以反對封建文化為藉口，全盤否定已經存在和發展了數千年的中華文化，甚至以造反、抄家和「破四舊」為號召，瘋狂毀滅我們的文化古籍，將我們歷經數千年建設和流傳下來的種種好文化破壞殆盡。直至任何一家宗教和宗教的文化，包括建築文化，都不能倖免。毛澤東那一句名言，「秦始皇算什麼！」實在將他對我們民族文化史無前例的「焚和坑」，總結得再生動不過了。
二是以反對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文化為藉口，將民國以來中國人民早已擁有的思想權、信仰權、輿論權和出版權剝奪殆盡，徹底廢除了古今中外任何一家宗教和思想在中國的自由存在，更不用侈談什麼自由競爭了。從而將那個外來的「馬列邪教」獨尊為中華民族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也就是所謂「國教」。並從此「獨尊馬列，罷黜百家」，非但連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早就被他們斥為「過時」，而且凡是與三民主義有關的，不是廢，就是抓，不是打，就是殺。過來人都知道，凡父母年輕時為抗戰報國而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豈但他們的父母沒有了好日子過，就連他們自己也再不要想過好日子。中華民族（大陸）終於為馬列邪教所一統。
三是以馬列的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理論鏈條」為依據，連續地發動形形色色的政治運動，實行瘋狂屠殺和強迫改造。目的和手段呢？就是既要毀滅中華文化「源遠流深」的下層社會基礎，也就是要在鎮反、肅反等各種連續的政治鎮壓中，以鎮壓「反動的道會門」為名義，全面取締城鄉一向自由存在的民間宗社團體，殘酷夾殺民族文化在民間的形形色色傳人；又要持續地和大面積地迫害知識份子，包括對民族和國家有著重要貢獻的著名知識份子和文化人，並強迫他們進行永無休止的思想改造和勞動改造。必要時，甚至不惜策動單一的「批判電影武訓傳」、「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直至誘發全面的「反右派鬥爭」，以明火執仗地鎮壓和迫害知識份子文化人。從而不僅消滅了中華文化的下層社會基礎，而且，從此窒息了代表了中華文化傳承和發展成就的文化人，使他們從此成為一群不敢思想、不會思想的「腦死知識份子」，甚至成了專制復辟時代知識界和文化界的「木乃依」。中華民族民族文化的傳承權利，終於為馬列所徹底僭奪。
四是就像任何一個好人家，都會有垃圾，也都要倒垃圾，家族歷史越是綿長的，一旦清掃起來，垃圾就越多。同樣的是，任何一個民族的思想文化裡面，也就一定會存在著不好的思想文化成份，也就是落後的部分，糟粕的部分，何況一個綿延了數千年之久的古老民族。但是，馬列雖對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好思想、好文化，進行了真正史無前例地「既焚又坑」，並且讓秦始皇也「望馬興嘆」，但是，它卻對我們民族文化中不好的成份，糟粕的部分，專制落後的部分，非但不檢不棄，而且「欣賞備至」，甚至要「戮力發展」──也就是要用馬列的思想，將它們理論化和現代化，說白了，就是馬列化，就是要將它們「建設」成為馬列文化的一個部分。而其中最為斯大林和中國馬列子孫們所相中的，一個就是被中國數千年正宗思想所一再批判過的，「流民造反思想和流民造反文化」。特別是它們在經過毛澤東的「創造性發展」之後，也就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列思想文化了。這就是毛澤東的那一句名言──「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真正由來。另一個，就是由中國數千年封建專制制度、特別是兩千年君主專制制度所積累起來的，專制統治的權術，說是純專制統治的哲學也行。但是，正是這個與近代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相去甚遠的專制權術文化，也為中國的頭號馬列子孫毛澤東進行了「創造性的運用和發展」，並為馬列王朝層層級級的大小馬列子孫所「心領神會」，甚至使得中國大陸的一般知識份子和民眾，都能夠深諳其中的奧妙，從而使專制的權術鬥爭，豈但是在理論上，特別是在實踐上，均被他和他那個馬列王朝發展到了極致，也就是「出神入化」的境地。半個世紀以來，在這個洋教王朝的每一級封建政權和每一個「封建單位」裡面，所無時無刻不在表演著的，豐富而又精彩的權術鬥爭，實在要讓我們未來的歷史學家和歷史劇作者們「欣喜若狂」。再就是，中國極少數著王所「興」過的「文字獄」，竟然也為馬列所「情有獨鍾」。就像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所說的那樣，在從來沒有實行過宗教專制統治的中國歷史上，也就是在從來沒有實行過教政合一式專制統治的中國專制歷史上，實際上，「文字獄」只是很少出現過的一些「個案」，並且範圍小，時間短。有的，只是為偶然出現的民族原因所導致，所謂由「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所引發的清代「文字獄」，便是如此。但是，中國的馬列子孫們，卻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將它發展成了馬列專制極權統治下，「大規模的、一再發動的、和無限血腥的」文化鎮壓運動和民族鎮壓運動──說白了，便是它要藉機利用馬列這個洋教和邪教，來鎮壓我們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文化。為此而家破人亡者，何止是千千萬萬！至於中國的梁武著，因篤信佛教，而能夠與不信佛教者開臺辯論，並且就是辯輸了，也不關人、殺人，像這種優秀的思想文化行為，馬列倒是「不肖一顧」的了！所以，由中國的馬列子孫們專門揀拾我們民族文化中的落後成份，而製造出來的種種「先進馬列文化」，它們就不僅是一種文化上的倒退，而且具有相當的欺騙性。如今常常要津津樂道我們民族文化「孽根性」的所謂文化精英，由於他們只知馬列文化，根本不知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所以，他們才要將馬列文化之罪，硬說成是我們的民族文化之罪；更要將馬列文化的孽根性，說成是中華文化的孽根性！這不過是一種「對馬列有情、對祖宗無知」的顛倒而已。
五是馬列子孫利用獨霸的國家權力，以歐洲中世紀教權統治者建立宗教經院哲學為模式，自上而下、全方位地建立了馬列經院哲學，在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等一切方面，創立了形形色色的馬列研究機構，或掛鉤式的馬列指導機制，以將一切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都系統地納入馬列邪教的「指導」之下，更將一批又一批復辟時代的知識份子，一個個地都扭變成了只會呼喊馬列口號的「邪教徒」，和只會在馬列指導下「做學問」的「馬教知識僧侶」，甚至是「根本沒有知識」的馬教僧侶──一邊熬受非人的人間痛苦，一邊卻要千方百計、甚至是口不應心地證明「馬氏邪教天堂」的虛幻存在。今天，我們只需翻閱數十年間任何一本由馬列王朝所出版的思想文化著述，甚至是在所謂改革開放之後才出版的思想文化書籍，讀一讀那一句又一句、一篇又一篇和一本又一本必須「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才能寫作出版的政治、歷史、經濟和文化著作，除掉只能令人作嘔之外，我們還能企圖在他們裡面得到什麼呢？
但是，正因為如此──獨尊馬教，才變成了全方位的馬教統治；罷黜百家，才名副其實地變成了殺盡百家。中華民族民族文化的傳承權，豈止被褫奪一盡；中華民族的民族性，也已經迅速地為馬列子孫的「奴才性」和馬列文化的「劣根性」所玷污糟蹋。
一九四九年之後，似乎沒有經過太長的歲月──
中華主體文化「以仁為本」的文化精髓，竟全然變成了馬列的「以斗為綱」。豈止要公然宣布「以階級鬥爭為綱」，並且還必須「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說白了，就是要「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直到他們鬥得「其樂無窮」，鬥得黎民百姓「其苦無限」，鬥得遍中國大陸「天昏地暗，血流成河」，直至斗死了數千萬人民，竟然仍不甘心，還要號召「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是還要「繼續鬥下去」，即便是鬥到了馬列子孫鄧小平和江澤民的手裡，也還是要「變著法兒」繼續往下斗……直到連只要煉功強身的「法輪功」，也要被他們鬥得「七死八活」……
中華「以中庸為道」的理想行為方式，竟徹底改變成了馬列永遠要「實行專政」的極端專制行徑。歷史的事實是，中國的馬列子孫們，不僅要用暴力專政的極端方式，來無休止地對付他們已經十分可憐的「敵人」和完全無辜的民眾，而且要用無休止的暴力專政的極端方式，來對付自己邪教的「袍哥」們。他們從對高崗饒漱石專政，直到對馬列王朝的主席劉少奇專政，直至把他自己那些邪教徒們，鬥得哭的哭，叫的叫，想活的不得好活，要死的不得好死……
中華以「兼收並蓄」為模式的思想文化發展，則變成了外來馬教只允許「獨姓單傳」的思想文化專制。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包括邪教王朝的所有臣民，不僅被逼迫得「言必稱馬列，書必證馬列」，而且被逼迫得「事必奉馬列」，連和尚也必須學馬列，非馬列邪教的「大袍哥」、共產黨員趙樸初，便無人可以擔當中國佛教協會的主席……而傳統中國知識份子向來具有的「著書立說」之權，如前所述，除掉只允許「在馬列主義指導之下」以外，一概取消取締，稍有離經叛道，或只是被懷疑為離經叛道，便動輒被批判鬥爭。中華自古以來就是「儒不獨，三教並」的思想宗教自由，也就是「儒、釋、道」均可以同存同興的自由，竟從此變成只能夠「為馬教殺人的自由」。多少無辜的中華兒女，就是在馬列子孫們所謂「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列寧主義、反對斯大林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之下，被邪教主和邪教徒們瘋狂殺害……甚至就連「拍馬屁」，都會因拍得大小邪教教主們不夠舒服，而被整治得家破人亡。著名的馬教教徒、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和一大批著名邪教徒的悲慘下場，便是明證。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實在是遭遇到了「滅絕性」的瘋狂鎮壓……從此，中華文化的優秀傳承和傳承優秀的中華文化，似乎只能在那個小小的臺灣島上和漫漫海外，成了炎黃子孫們的一廂情願了。
中華以「王道樂土」為追求的大同思想，居然就為馬列「血腥霸道的共產主義」所玷污、所取代。否則，我們就不可能明白，為什麼深講孝悌之道的中國，竟然會在馬列邪教統治的專制復辟時代，時時處處地都會出現「妻子揭發丈夫、兒女鬥爭父母」這樣大規模「不孝不倫」的社會現象？為什麼「禮、義、仁、智、信」這五種為人的美德，在中國數千年的民間，男女老幼皆可以耳熟能詳，但到了馬列復辟統治的時代，幾代大小中國知識份子，雖然橫豎不知，卻又要將它們當作封建文化而大批特批？至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等中華文化的優秀內容，所體現的做人、治學和深懷理想的精神，就更是在馬列邪教「大亂中華」的復辟歲月裡，既為中華的馬列子孫們棄之如弊屐，又為無數的中華兒女所不知和不解……
而中華以「制民之產」為代表的，有助於保護「私有制」和促進私有經濟發展的民族文化，又為馬列所謂的「公有制」文化所強行取代。從而不僅將中華民族數千年合法存在的私有財產制度破壞殆盡，而且對「有恆產者有恆心」的私有文化觀念進行了「連根拔」式的徹底破壞。所以，毛澤東時代，全體中國大陸人民才不得不將自己的人身依附於中共一黨，人人成了共奴；鄧小平之後，中共又在權力私有、財產更要私有的所謂改革開放中，將整個中國大陸惡變成了一派「黨治、黨有、黨享、黨貪」的亡國景象……
孫中山先生曾直率地告誡說：「要想消滅一個民族，必然首先要消滅這個民族的思想文化」。如此看來，馬列豈只是僭奪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而且是一心為了亡我中華啊！因為滅絕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我們中華民族，豈不是只成了一具被人奪走了魂靈的「行屍走肉」了嗎？
然而，馬列又豈止是「僭奪了中華民族民族文化的傳承權，而且僭奪了中華民族民族生活方式的傳承權。說得再具體一點，就是中華民族數千年相對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民國元年之後三十八年間相當自由的生活方式，都幾乎全部無法傳承下來了。
具體地說，一是中國農民數千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歇、著力於我奈何」的自由生活方式，被馬列在經濟上的公有制所徹底消滅。如前所述，中國的數億農民，從此成了「共產農奴」。也就是「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農家樂，從此竟在中國成了歷史的絕響。
二是大家知道，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個體戶，就允許做生意，特別是小生意。說得「專業」一點，就是：自秦以前，中國就有了自由的個體商人，和存在了數千年的市場經濟初級形式──商品交換。到了中古，尤其是近代──宋、元、明、清時期自由經濟發展的萌芽，晚清改革開放所奠定的市場經濟的基礎，特別是民國創建之後迅速建立起來的自由經濟體制，及其成就，竟然就因為中共要用馬列所謂的公有經濟理論治國，而被破壞殆盡。所謂「小生產是資本主義汪洋大海」的馬列教條，所謂要「割掉資本主義尾巴」的種種倒行逆施，連一個老婆婆賣幾個雞蛋也要被鬥爭、被批判是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實在將中國人民推進了幾千年所未遇的痛苦生存狀態之中。
三是自秦以後，中國就開始廢除封建貴族政治，逐漸確立了君主平民政治，並通過「毫無出身限制」的科舉考試，以選拔人才、為政府「吐故納新」。中國古代歷史上，曾出過多少貧苦人家出身的「好宰相」！到了民國時代，根本不看出身的平等的公務員考試制度，也已經在三十年代之初，就得到了立法和推行。更早一些，連辛亥之後軍閥混戰的歲月，北洋政府都要敞開「官門」，絕對不查出身地考試選拔他們的「官員」。歷朝歷代的「反動統治階級」們，至少沒有剝奪普通民眾讀書、考官和做官、做事的權力。但到了馬教專制復辟時代，馬列子孫們卻依據馬列極其反動的「階級論」、「血統論」和「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將中華民族上述進步的、或含有進步內容的政治生活方式，廢除殆盡，而代之以「唯成份論」和所謂的「重在政治表現論」。中共的土貴族子弟們，甚至能夠一邊揮舞著浸血的皮鞭，一邊將「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革命歌曲」唱徹雲霄，從而將眾多所謂「出身不好者」、和所謂的五類分子們參與政治生活的應有權利，參與其它種種社會生活的應有權利，甚至僅僅是謀生的起碼權利，幾乎剝奪得一乾二淨。
四是如前所述，中國知識份子數千年來所擁有的，相當自由的思想表達權、文化著述權和人身自由權，特別是他們對歷代統治者所擁有的「不合作權」，「反改造權」，以及「自我標價」權、也就是「歸隱山林」以求曲線做官的「權力」，統統剝奪一盡。以致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已經真正地出現了「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奴」這樣一個「全方位專制復辟的現代極權氣概」……
我顯然應該說清楚的是；直到不得不與晚清一樣，為「自救」而推行「改革開放」之時，中共才在馬學為體、中學為用的前提下，也就是在「以馬教極權統治為體、而不是以中華專制統治為體」的前提下，仍然為保護這家洋教專制復辟統治，而將我們在晚清和民國早已存在和發展過的一切，開始了遠沒有「到位」、也沒有可能「到位」的恢復。它在改革開放中──所「改」的，不過是馬列統治的枝葉，而不是馬列專制的朝綱；所「放」的，不過是近半個世紀以來，被馬列強行禁錮、橫加破壞的「中華民族的民族生活方式與民族發展內容」罷了。這就是我所說的「馬學為體、中學為用」的意思所在。雖然，它那個以馬體為體的改革開放，卻正在將整個中國社會推向真正史無前例的腐敗和腐爛之中，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方式，也正在遭遇著馬列又一輪惡毒的精神污染和毀滅性的破壞。
如果說中華民族的傳承權遭遇了馬列無情的僭奪，那末，中華民族的發展權，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更加可怕的僭奪了。而這種可怕的僭奪，一個就是僭奪了中華民族在近現代推動民主變革和捍衛民主變革成果的權利，另一個則是僭奪了中華民族在近現代借鑒和學習西方進步思想和文化的權利。
大家都知道，中華民族從近代開始，由於漫長的君主專制制度，已經走向了它的消亡期；腐朽的滿清王朝，也已經面臨著它的覆亡；近代西方的政治文明、經濟進步和新式文化，不僅給已經落後了的中國，帶來了新鮮的歷史進步氣息，和「非變法不能強國」的迫切感；而且，世界列強的欺侮和凌辱，也已經威脅到了中華民族的存亡和興廢。因此，「歐風美雨」才會吸引了中國的先進人士，「變革圖強」也才會成為愛國誌士的一心追求。如果說晚清政權的改革開放，既因此而催生；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更因此而發動；那末，由滿清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結果──近代自由經濟在中國的產生；和由孫中山的革命所帶來的政治成果──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的創建；便是中華民族為保存自身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而獲得的重大歷史進步。
雖然這個進步因外族的顛覆和入侵，而步履艱難；更因專制勢力反撲的必然性，而一再地出現過進程中的混亂，但是，新中國──中華民國，還是對外戰勝了侵略，對內戰勝了袁世凱的公然復辟著制，張勛的公然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從而在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等各個方面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然而，中華民族的這個發展，卻因為遭遇了那一場「革命名義」下的共產專制復辟，而前功盡棄。從此，中華民族的中國，竟然為中國馬列子孫所竊奪，中國的民主進步更為中共的全方位專制復辟所阻斷，中國人民歷經了近百年的艱難奮鬥才看到的光明和希望，竟只因為「錯把復辟當成了革命」，而將自身民族的發展權，葬送在馬列和馬列子孫的手中。之後，就像我在「假如孫中山活在今天」這篇文章中所說的那樣，中國的馬列子孫們，竟是「以奪命來奪志」的方法，又將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捍衛自己民族和國家追求進步發展的權利，淹沒在一片又一片的血泊之中了……
然而，奪取了權利、實現了全面專制復辟的中國馬列子孫們，由於它們將馬列邪教──這個在近代西方反對自由進步、鼓吹專制倒退的所謂革命哲學，頂禮膜拜為中華的絕對統治思想，甚至以長時期的「閉關鎖國」為手段，來斷絕所有中國人對近現代西方的瞭解，因而，又將中華民族借鑒和學習近現代西方真正進步文明的權利，僭奪殆盡。這就使得身處復辟時代的中國大陸人民，在漫長的黑暗歲月裡面，只知馬列洋教，而不知究竟什麼才是真正的西方進步思想了。這就不僅造成了人民重新覺醒的推遲，而且造成了民族重新發展的艱難。
中共在為自救而推行改革開放之後，固然因為門窗不得不開，而使得復辟時代的人民，突然感受到了當代真正西方文明的刺激，也使他們感受到了大大落後於世界的真正恐慌。但也正因為中共立國的思想基礎就是馬列，所以，本身就是全盤西化之怪胎的中共，就還是要不斷地反「西化」，就是反對真正的西方文明，反西方進步思想文化的「污染」，直至只准許「挂狗頭，賣羊肉」，而絕不准許「挂羊頭，賣羊肉」；明明是要「維持一個由馬列統治的中國」，卻非要聲稱，要建設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是的，在馬列子孫們心裏，說到底，中國不過是一個「特色」而已，它們所要的，還是「馬列的社會主義」，還是馬列！此一言實在是道破了馬列子孫們的「天機」！因為，哪怕它說的是「有馬列特色」或「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中國，那也畢竟是先要中國，然後再要「馬列特色」或再要「社會主義」，也就不算是「本末倒置」了！當然，中共的一廂情願，最後也只能是「流水落花春去也」，但是，在當代這個迅疾發展的世界之上，馬列對中華民族學習西方真正現代文明、特別是進步思想文化權利的僭奪，實在將中華民族太長地推陷在它那個全方位專制復辟的死港之中了。
我剛才已經講了馬列是如何僭奪了我們的族權的，我現在就要接著講，馬列又是怎樣地篡奪了我們中華中國的國權的。
為什麼說馬列篡奪了中華中國的國權？而且，什麼才是中華中國、和中華中國的國權呢？
明白地說，所謂中華中國，就是中華民族的中國。而中華民族建立自己漢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國家的權利，就是中華中國的國權。可以說，自有中國以來，一直到滿清、民國，它們都是中國，並且都是中華民族的中國。因為他們不僅「形是中國」，而且「神是中國」，也就是說，不論中國在形體上、規模上、民族的多寡和民族的鎔合上，有了怎樣的變化，只因這個中國的立國思想是中華民族的，這個中國的建國文化是中華民族的，這個中國所要傳承、發展和捍衛的，全是中華民族的，即便是要學習借鑒別人的，也一定要將它熔化成中華民族自己的，那它必定無疑就是中華民族的中國了。這也是滅了南宋的元朝，竟然是中華民族的一個朝代；滅了明朝的滿清，就更是中華民族之一個朝代的原因。因為他們都接受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並被中華民族所吸收、所同化。慈禧太后張口便是「中華」，而從來就沒有自稱過「滿華」。如我在文章中所說的那樣，「她那一句『量中華之物力，結與族之歡心』的話，雖然浸透了她無可奈何的賣國情緒，但是在她的深心之中，早就將滿族當成了中華民族的統治者了……」。孫中山先生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雖然是要借民族革命為一助，但是，他還是對「驅除韃虜」作出過極為明確的解釋──這個解釋就是，他要驅除的，不是滿人和滿族，而是滿族貴族的君主專制統治。並且他還更明確地說過：「即便是漢人做君主，也要革命。」因為，他所從事的革命，就是「政治革命」，而「要其一貫之精神，就是自由、平等、博愛」。
但是，中國的馬列子孫們，不論他們在打江山之前，還是在佔江山之後，他們所要建立的，所要維護的，都不是中華的中國，不是中華民族的中國。為什麼？
這是因為：
首先，馬列篡奪了中華民族獨立建國的權利。因為不論它們曾處在「革命造反」時代，還是已經處在奪權掌權之後，它們都是在「思想上認馬為祖，關係上以俄為宗，行為上，則是以分裂、出賣、搞亂和禍害中華民族，推翻和消滅中華中國為目標」。特別是他們為了定馬列為「獨尊」、更為了將馬列邪教來作為統治中華民族的思想，而敢於連續地「為這家洋教屠殺中華兒女」的殘酷統治行徑，實實在在地證明了：他們雖然也是「黑髮黃皮」，但卻是地地道道的「馬列子孫」，是道地的洋教徒和邪教徒。所以，由這群背宗忘祖的馬列子孫、邪教徒所建立的中國，就只能是一個馬列的中國，一個由外來邪教統治的中國。而這個馬列中國，既曾是國際共產主義邪教教廷的一個宗屬國，又是我們那個世仇大敵──新沙皇俄國的附庸國。如此，我們指斥馬列篡奪了中華民族在現代獨立建國的權力，也就言之不過。
其次，馬列篡奪了我們民主建國的權力。因為眾所周知的是，中國自辛亥之前，君主立憲的追求者們就已經在謀求「君主王冠下的憲政」了。辛亥之後，中華民國的創建，就將建成一個民主憲政的國家，當成了中國人民的根本追求目標。連袁世凱在掌權之初所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都明確地指出過：「中華民國為永遠統一之民主國家。」並且稱此條原則，「永遠不得予以修正。」
然而，馬列又是怎樣地篡奪了我們民主建國的權力的呢？
我認為，馬列是以在中國製造「四大歷史混亂」的方式，來篡奪中華民族民主建國的權力的。
一是製造了中國國民革命的混亂。因為，正是這個馬列，和由這個馬列在中國煽起的共產主義革命，也就是毛澤東所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僅在理論上將孫中山先生發動和堅持的中國國民革命，指斥為「舊民主主義革命」，而亟欲取代之；而且，更因他指罵孫中山的革命是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而一定要推翻之。因此，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後，當中國國民革命正在擔負著反對形形色色專制復辟的重大歷史使命之時，由蘇俄建立的第三共產國際教廷所命令、所指揮的中國共產革命，也就是中共的武裝造反，它們不是受俄命陰謀加入中國的國民革命，而製造兩種不同性質革命的混亂；就是公然背叛國民革命，立即反撲國民革命，而造成了兩個革命的混戰。從而將辛亥之後志在捍衛新中國──中華民國，和志在推進中國民主憲政的中國國民革命，反而給推到了一個「被革命」的荒唐地位之上。中國的國民革命因此而遭遇了巨大阻礙，中國的民主憲政建設亦因此遭遇到了被阻斷的不幸命運。
二是製造了中國國家分裂的混亂。我們不能想像的是，一個正在被分裂的國家，竟可以自由自在地建設著它們的民主憲政；我們更不能想像的是，一個正在外敵的命令之下，企圖以分裂祖國為手段，來顛覆自己國家的武裝造反黨，卻是一個正在為自己國家建設民主憲政的黨。如果我所說的上面這兩條理由能夠成立，那末，我們只需要稍稍地檢索一下中共在蘇聯命令下，持續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歷史，我們就能夠證明，正是中共，才製造了國家分裂的混亂，從而成為破壞中華民族一心進行民主建國時代的「家賊」。並且這個家賊還在數十年間，不僅裡通外國，而且始終為外賊所命，更為外賊所用。如我在《誰是新中國》這本書中所揭穿了的那樣，一九二九年，它在前蘇聯大舉武裝侵略我們的祖國時，就曾受斯大林之命，以「武裝保衛蘇聯」為口號，在全中國發動武裝暴動，以「裡應外合」。一九三一年，當「九一八」事變發生，全中國都在沸騰著抗日御侮的愛國情緒時，這群馬列子孫，又在斯大林的命令之下，篡立了認俄為父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甚至在它的「憲法」裡，公然地號召要分裂祖國，不僅為日本在中國東北篡立「偽滿洲國」作了榜樣，而且，從此將中國分裂至今。至於中共與臺灣分裂勢力親密的歷史關係，至於中共在當今海外與台獨勢力的一唱一和，及其相互依存和互相利用，真不知已經製造了多少要求台獨的分裂主義者，和多少正在「假愛國、真擁共」的「和平統一論者」了！
三是製造了中華民族偉大衛國戰爭的混亂。因為，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發動局部侵華戰爭始，中共在其後整整四年的時間裡面，非但無一言一行以抗戰，相反，卻是利用中國遭遇侵略的大好時機，在新沙皇斯大林的三項命令下，發動農民暴動，實行武裝割據，在中國篡立俄國人所需要的所謂「蘇維埃政權」，直至乾脆建立了第二國中國──認俄為宗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率先分裂了中國。這就不僅將正在被迫抗戰和積極準備抗戰的中華民國政府，逼迫到了腹背受敵、外患加內憂的痛苦境地，而且使得國民政府不得不在實際上進行兩面作戰，既削弱了自身的對外抵抗力量，又增強了外敵的侵略野心。這是其一。
其二，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爆發後，雖然堅持抗戰的中華民國政府，竟能夠在戰火之下，勉力推行民主憲政的建設，可以說是舉世沒有第二國，但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馬列子孫們，卻又認定：中國人民長期的反侵略戰爭，不過是他們「要在長期民族革命戰爭的歷史條件下，發動革命以奪取政權」的大好歷史機遇，從而決策了日蔣火拼的「偉大抗日策略」，走「專打友軍，不打日軍；專圖擴張，不圖抗日」的所謂抗日路線，直到乾脆「要與日寇夾擊（參見毛秘書李銳新著）正在堅持抗日的國民黨軍隊」。並且，誰要是揭穿了他們假抗日、真擴張的行徑，他們馬上就大打出手，利用國民政府給了他們的新聞、出版自由，利用國際間對他們不抗日真相的難以瞭解，高喊「要擊退反共高潮」，「要打倒國民黨頑固派」，「要對外宣傳我們共產黨才是抗日的，國民黨才是不抗日的」。這不僅使得正在艱苦領導抗戰的國民黨及其政府，打它不是，不打它又不是，只能「徒喚奈何」！而且，中國人民的長期艱苦抗戰，就因為有了這一群馬列子孫的破壞搗亂，因為有了這一群馬列子孫的賣國擴張，便在她極為艱苦血腥的抗戰歲月，將一個本已在全民族一致對外的偉大衛國戰爭中，團結奮發起來的中國，活生生地又被他們分裂成了兩個。就像當年左傾的民辦報紙《大公報》所說的那樣，「不少友邦人士到了延安，看著到處飄揚著的鐮刀斧頭旗，聽著共產黨的國際歌，真不知道，眼前到底是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了……」
這夥馬列子孫所製造的我們偉大衛國戰爭的混亂，豈只是「痛苦』二字便可以包括得了的，由這一混亂所造成的禍患，竟然直到今天，都還在禍害著我們的中華。
四是製造了「錯把復辟當革命」的混亂。眾所周知的是，馬克思主義是被他的徒子徒孫們稱做「革命的哲學」的，而這一家所謂的革命哲學，它的鋒芒所向，竟全都是那些剛剛推翻了封建專制、和剛剛開始建設民主共和的新國家和新政權。在西歐，它的革命對象，就是高舉英、法民主革命的旗幟，正在擺脫封建壓迫、追求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的新國家和新政權。只因為西歐自由民主力量的日漸勝利，才使它在整個西方徹底敗下陣來，並永無翻身之日了。
但是，馬克思主義的被迫東渡，卻使它在農奴制解體不久的專制俄國，將其旨在復辟倒退的革命目標，指向了剛剛推翻了沙皇專制統治所創建的「俄羅斯共和國」。從而「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列寧名言），徹底地、全面地復辟了專制制度，並將俄國的專制統治推向了馬教專制復辟統治的極端。
而由俄國共產專制復辟政權直接向中國輸入的馬教革命，自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毫不猶豫地將它的革命茅頭，指向了剛剛推翻了滿清王朝、結束了二千年著制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並且在俄國新沙皇斯大林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非推倒這個民主共和的新中國──中華民國，便絕不罷休。
然而，一是它在革命風起雲湧的時代裡，因高喊革命，而混淆了視聽，模糊了真假革命的界限，製造了不同性質革命的混亂；二是它在民主革命和專制復辟必有的較量歷程中，既以革命的名義來發動專制復辟，又以革命的熾情來推動專制倒退，從而製造了革命與復辟在口號、形式和手段上的糊塗不清；三是它既然能夠利用「俄國農民身上的共產主義本能」，實現了俄國民主革命後的倒退和復辟，那它就完全可能在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並在中國歷代農民造反起義都是意在「建立新王朝、復辟舊制度」的歷史經驗中，將馬克思主義這個旨在鼓吹復辟倒退的「普遍真理」，與中國歷代農民造反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以發動農民造反打江山的陳舊歷史方式，在辛亥之後的中國，更在中華民國反對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一再反撲的艱難民主進程中，來發動他們旨在「利用新名號復辟舊制度」的革命了。這既是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就教導中共說，「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成功，就看它掌握農民武裝的多少」的由來；更是毛澤東在中國人民艱苦抗戰的歲月中，曾一再地要教導他的黨人和軍隊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戰爭就是農民戰爭」的原因。
若再加上中國知識份子傳統的儒家大同思想，既被馬克思霸道血腥的共產主義所侵染、所玷污；辛亥之後外敵內亂的交相煎迫，也就是外患無止和內亂無休；和國際戰爭所帶來的非常歷史條件；於是，一場錯把復辟當革命的歷史性混亂，也就敷演出一場太大的歷史荒誕劇。在這出歷史荒誕劇裡，真正的民主革命，竟然變成了「反動的革命」；復辟的專制勢力，倒成了必須謳歌的「民主對象」；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非但被顛覆、被推翻，虛假的人民共和國，卻在「中國人民從此跪下去了」的尖利嘶叫聲中，成立了馬列的專制王朝，而非中華的民主中國；而那個復辟了封建統治和專制統治的北京洋教政權領袖，非但無需加冕，便成了中國歷史上所有著王都自嘆不如的「超級著王」，他甚至能夠史無前例地昂然挺立在象徵著中國數千年封建和著制的天安門城樓上，逼迫全中國都要對他「山呼萬歲萬歲萬萬歲」……辛亥革命三十八年之後，終於得逞的全面專制復辟，甚至是全面的封建復辟，終於用無數人民的鮮血，凝結並照耀出了一片「復辟的輝煌景象」……而中華民族在近現代獨立建國、特別是民主建國的國權，就是這樣地被馬列及其在中國的子孫們篡奪罊盡！
然而，馬列豈止是篡奪了我們獨立建國和民主建國的權力，而且，破壞了我們恢復民族自治的權力，阻擋了我們反對專制一統、追求民主統一的權力。這自然也是馬列對我們國權的篡奪。但這一部分的內容我將在「新十六字綱領」的第四講──「愛我中華，追求民主中國的自由統一」裡面，再作系統的解說。
朋友們，如果說馬列只是僭奪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族權和國權，這還遠遠不夠。因為，馬列還殘酷地、徹底地、和長時期的地剝奪了我們中國人民的民權。
如我前面所講，他們一是以進行思想迫害的方式，剝奪了中國人民的思想權，甚至是思考權。也就是說，馬列子孫們用他們已經奪取的統治權力，規定了中國人民只能信仰馬列邪教，並且必須「言必稱馬列，書必證馬列，事必奉馬列」。而本民族和全世界的其他任何思想宗教和文化，均被列在被否定、被批判和被掃蕩之列。一旦稍有異議，或者僅僅是被懷疑「有異議」，便因「反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之思想罪，而列為反革命罪，並且是重罪，甚至是極刑之罪。這自然是中世紀歐洲宗教思想統治的翻版，是中世紀教政合一統治的復辟，更是對前蘇聯現代教政合一專制統治的全面照搬。在毛澤東時代，為「三反」罪而被虐殺的，真不知有幾萬幾百萬之多。所以，人民因長期失去了思想的權力，而終於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在毛澤東之後，直至今天，被當作異端邪說而身陷囹圄或被迫逃亡者，亦不知還有幾千幾萬。因此，在回首自身民族思想和追尋我們民族自身發展新思想的道路上，仍然是荊棘叢生，仍然是苦恨綿綿。今天，就不說那些要民族、要自由、要富強的中華兒女們了。僅僅是那些法輪功的信徒們，竟只因為相信了「法輪大法」，竟只因為要煉功以強身，便被中共視作大逆不道，中共便一定要將他們斬盡殺絕而後快。這就實在地證明了，在從來就擁有宗教自由的中國歷史上，這種絕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今日，就發生在北京那個洋教統治的淫威之下。
他們二是以殘酷的政治迫害的方式，剝奪了中國人民的政治權。一九四九年之後，馬列既剝奪了我們人民參與感興趣政治的權力，又剝奪了我們人民對不感興趣的政治的不參與權。也就是說，只有一種政治權力，即由馬列所操盤的專制政治，它需要你參與，你就必須參與，它若不許你參與，則你便不能參與。除此以外，任何政治及其形式，任何人都不准感興趣，就不說是參與了。反革命罪，對一切企圖從事非馬列政治的人都是適用的重罪，甚至是死罪。至於它又用馬列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要害政治理論，將無數與政治有關的，或與政治無關的人民，豈止是逼迫得走投無路，甚至是打進了十九層地域，連同祖宗三代都不能翻身。即便是到了為自救而改革開放的年頭，中國的馬列子孫們，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所敢於賜予人民的政治權力，倘若一定要拿來和我們祖宗的時代相比較，也是根本不能相比。就不說，一九四六年，在中華民國國民大會上「三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其白紙黑字寫著的，「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平等合法（化），和各級考試、監察官員必須超黨派（化）」的「四化」，對今日的北京洋教政權來說，竟只能叫它心驚肉跳。它豈止是不敢干，甚至連想也不敢想。至於「選舉」一詞在馬列邪教政權那裡，所富有的「公然欺騙和存心玩弄」的馬教特色，雖然能叫海外幾個「中共」不要的「體制內」和不明真相者沾沾自喜，但在中國大陸人民的心中，也只能贏來「滿嘴嘲笑和無窮苦恨」罷了。馬列在中國以殘酷迫害為手段，來剝奪人民所有政治權力的超歷史罪行，無疑將永遠地被保留在足令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永世蒙羞的痛苦歷史上。
他們三是採取殘酷經濟迫害的方式，剝奪了中國人民的經濟權。因為，馬列的專制復辟統治，之所以不同於其他專制統治的地方，就是，它還是一家全方位的專制統治。也就是說，全部國計民生，都在它的一統之下。特別是馬列用「革命暴力」、「革命專政」和連續發動政治運動的方式，鏟除經濟私有制，逼行經濟「公有制」──就是在中共「政治私有制」的前提下，強迫實行「全方位的專制計畫經濟」，實在將城鄉所有的人民，包括大小知識份子的活路，完全控制在他們一黨的手中，使得人皆為「邪教之奴」。在毛澤東時代，中國馬列王朝光是餓死黎民百姓就達數千萬之多。人民生活的窮苦和悲慘，就不用細說了。林彪在「571工程紀要」裡面所講的，所謂「國富民窮」的話，實際上不過是「國窮民窮」而已。相反的是，在任何一個馬教國家，由馬列邪教所厲行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恰恰又是一批又一批邪教掌權者們完美無缺的「私有制」。這個層層權力集團「予取予求皆自得」的腐爛生活方式，特別是毛澤東的荒淫無恥生活，亦早已為它提供了鐵證。即便是毛死之後，中共邪教政權雖為自救而要推行改革開放，但他們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結果，就仍然使它在馬列教權統治的這張底牌上，將經濟改革推向了仍然要由邪教專制權力操控發展的邪路：因為要讓一些人先富起來的結果，就是讓當朝掌權的馬列子孫們，立即暴髮式的、並且是瘋狂地富裕了起來；要讓沿海一帶先富起來的結果，卻是製造了廣大內地民眾的持續貧窮和無限怨恨，從而為「亂世」的到來，積累了無窮的惡性造反力量；要學滿清西太后和俄國斯托雷平式的「一手厲行政治鎮壓、一手放縱經濟改革」的結果，就是官場腐敗和社會腐爛的迅速擴張，直至將世道人心推向了幾要永劫不復的境地……中國大陸無數民謠裡面所唱的，實在都是這家洋教政權在覆亡前的絕唱；中共官員們個個都要瘋狂貪污留後路、謀出國的「崩潰前大逃亡」景象，確實已經能夠證明這家洋教朝廷的「來日無多」了……
他們四是採取文化迫害的手段，無情地剝奪了中國人民的文化權。就像我在前面所講的那樣，他們首先是剝奪了我們中華民族傳承自身民族文化的權力，同時又剝奪了我們中華民族在求發展的歷程中，要求借鑒和學習西方現代進步文化的權力。然而，這還不夠，由於他們擔心「本民族的封建文化和外來的資產階級文化」，既會像大海那樣，終究會淹沒他們的馬列文化；又會像所謂的「資本主義小生產」那樣，會海潮般地、自發地形成發展，來衝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