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也很「革命化」。父親在整風中成了叛徒，以後歷次運動都要「涮涮羊肉」。前不久，他的單位因「階級」鬥爭，一夥幹部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團，他也被捎帶了進去。作為驚弓之鳥，他階級鬥爭這根弦繃得很緊，家裡家外，出口就是革命大道理，有時甚至說古論今，滔滔不絕。從他那我認識到毛主席是多麼英明偉大，挽救了中國革命，挽救了日寇鐵蹄下的中國人民；從他那我也感受到地主階級是何等罪惡滔天，叛變革命是多麼令人慚愧，追悔莫及。父親訂了日報、晚報，讓我這個剛開蒙的小學生每日讀報，接受革命教育。那時，全家接受洗腦，立志自覺革命，應了《九評》那句話：「想共產黨所想，言共產黨所言，行共產黨所倡導的事。」
這種洗腦是「立竿見影」的。父親但凡和街坊鄰居打交道，幾句話過來，就表白自己是叛徒，頗有在下不是隱藏的反革命，是主動接受群眾監督改造，願意改過自新之人的意味。那時，成份不好的人都盡量諱言自己的身份，可是父親暴露了身份。惡事傳千里。滿街鄰居都知道我是個地主、叛徒子孫。凡我一出家門，眾目睽睽，嘲弄笑罵，拳打腳踢，我真是上天無路、鑽地無縫，天地竟不容我一稚童！每當眼淚汪汪回到家裡，本想訴說冤屈，定遭父母一頓革命大道理的搶白；父親有時大嚷：「你在外邊惹了禍，回來我也得教訓你！」隨之一頓「無產階級專政」。幾次之後，凡遇不快之事，自己向隅而泣，含淚立志，長大一定要當董存瑞、黃繼光，為毛主席赴湯蹈火。－－絕不做叛徒！－－以雪今日過街老鼠之恥。
當時我住的大院並沒有什麼人與人的正常交往，儘管逢年過節，我父親都要買些禮物送給那些根正苗紅的孩子，可是有些人家見面仍沒有好氣，大約是要用「正氣」壓住我們的「邪氣」。記得院裡一個資本家的兒子罵了一個老工人的兒子，老工人大發工人階級之「吼」，在院裡前後走著罵了一個時辰。我等縮在屋裡，真感到了「地球也要抖三抖」。
這年夏末的一天，我左臂裹著夾板，用布帶懸吊著臂（兩個月前我摔折了左臂），和幾個孩子與劉叔叔閒聊。這位劉叔叔喜歡幫同事修理自行車，頗有「對同志像春天一樣溫暖」的精神。但是，那天我可嘗到了「冬天」的滋味。不知我哪句話冒失了，只見他眼睛一瞪，朝我骼膊上的夾板飛起一腳。立時，我疼痛倒地，幾乎失去了知覺。待我清醒過來，已不見他的人影，只聽他在屋裡罵罵咧咧的。說實話，因為我經歷了太多的挨打受罵，腦子又天天「受洗」，所以每次受欺凌，我都是想： 「一定是我說了什麼反動的話。」當時疼痛鑽心，雖然我實在想不起來我說了什麼，但是肯定是我有罪吧。
以後幾天，我也沒跟家裡提起此事。一個八歲孩子，骼膊時痛時麻，咬牙忍著，孤弱無助，惟自艾自怨。告訴父母？大約又是兜頭一通革命說教訓斥。那時，對我這個叛徒家庭而言天經地義的親情早已在中共暴政下扭曲得面目全非了。
再幾天，我只有用關雲長刮骨療毒的故事來支撐自己，可是我的手因血液循環障礙，已腫脹得脫皮了。我母親這才發現大事不妙，領我去了醫院。大夫說，癒合部位又骨折了，如果再晚點來，骼膊可能要鋸掉的。
正如俗語所言「打掉牙往肚裡咽，折了骼膊往袖子裡掖」。天涼了，我也把裹著夾板的骼膊掖在袖子裡。我母親自己掏錢付了醫藥費，至於怎樣做的手術，我一點也不記得了，只是後來左臂留下大片疤痕，像是開過刀吧。
再見到身強力壯的劉叔叔，我家人對他仍是恭敬有加。而我父親始終也不知道這件事。
轉眼，中國進入了文革歲月，最高指示滿天飛，其中就有「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壞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從而暴力事件隨處可見。這位劉叔叔是個「好人」無疑。因為我曾見他意氣昂揚地舉著大旗走在遊行隊伍前面，後來又成了「領導一切」的「工宣隊」成員。
時光荏苒，歲月蹉跎，幾十年曆盡嚴霜酷雪，九死一生。當時令我痛苦鑽心的骨折事件，不過是我記憶中「壓箱底」的一頁了，根本沒有刻骨銘心。雖然疤痕日日伴我，但我從未反思過這件事的原委。我早已麻木不仁，冷面冷心了。
來到北美操勞生計之中還是逐漸感受到這裡的人權人道精神，近來亦聞這裡對少年兒童的保護猶如對艷麗鮮花，縱是父母也不能隨意動一指頭。鬼使神差，幾十年前骨折這一幕回到我的記憶中，最近又逢《九評》號角吹響，使我再也麻木不下去了，再也不能自作「矜持」了。
我過去的遭遇不過是一個共產暴政下的縮影。毛澤東當年為公產暴政建立了一個總綱：絕不施仁政。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整個社會氾濫著「對敵人仁慈就是對人民犯罪」的邪惡瘴氣。毛親手樹立的典型雷鋒，即是一個「立場堅定」、「愛憎分明」、「對敵人像冬天一樣寒冷」的怪物。通過共產洗腦，「人變成狼，甚至比虎狼更凶殘」（《九評》）而共產暴政的方式素來強調「穩准狠」、「快重嚴」。已變成「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