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當權那十年，我不能說自己完全沒有做好事情，如下田種地。而隨眾呼喊，以「最高指示」罵人，似乎既算不得好事，也非壞事。不過也不盡然。我就記得在自己被「解放」那天的全體大會上，一個革命群眾循例發言，罵我是「狗膽包天」。這句話竟使我一直牢記，無法忘懷。（其實像這種壞話，自己豈有不講之可能？）好事呢，也還是做過的。就在我已經被「解放」之後，在干校裡沒有被調回京的時候，那一段暫充連指導員，搞專案，任務是把前一段軍宣隊和造反派所定的案重新審查一番。這時，地方軍宣隊已換了班子，對前案弄不清，更無精力去細細審查這些糊塗賬。於是我鑽了這個空子，自己做主來搞這些所謂「專案」，取消了幾個荒謬透頂的所謂「結論」：例如那些「結論」把一個從不認識吳晗的人，說成與吳晗勾結；把一個前八年公安部就早已查清沒問題的人，又說成「特務」；把共產黨自己的機構名稱套在國民黨頭上，然後給人定罪……分辨了這麼幾件有些政治常識的人都能分辨的事，卻使我覺得心裏極愉快，夜裡開始睡得香了。多年對我冷冰冰的下級，如今見我也有了笑容。我回京探親沒有幾天就急著要回干校辦我這些沒有完的案子。楊述奚落我：「忙什麼，你這數不上數的干校小官！」我撇撇嘴，說：「算不上官的小官！可是我做這些年工作，還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做得高興哩！」
所以說，別人的文章只講自己在干校受的苦，我除了受苦之外，倒也有些安慰。
1973年，我離了干校，回原單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實則是回到了真正的囚籠，真正去做自己應當懺悔的事情去了。
我雖不再當領導，上有軍宣隊，卻也算做了社領導小組的一員，管業務，就是管組稿出書。但是，這時哪裡還有什麼作家來寫稿出書呢？有的進秦城監獄了，有的下干校了。要出書，就要靠「工農兵」。換句話說，靠不寫書的人來寫書。我才從干校回來，那些先回來的被結合的「革命派」就告訴我，今後一切必須依靠黨 －－先依靠黨委選定主題和題材，再依靠黨委選定作者，然後當編輯的去和作者們研究提綱；作者寫出來，再和他們反覆研究修改，最後由黨委拍板。至於「三突出」等等原則，不必贅述。
我心中想定自己的原則，今後決不再發表隻字作品。但是對於別人的作品，我卻不得不管，無法逃脫。於俏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