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已經退出了歷史的舞臺，像他的兩位前任毛澤東和鄧小平一樣，在中國現有的體制下，他們的功過也不會真正得到評說。但是，不敢正視自己歷史的民族，甚至是用謊言掩蓋歷史的民族，是危險的民族。江澤民主政中國十三年，在歷史的長河中只如白駒過隙，可以這樣說，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製造了一個百病叢生的中國，而江澤民不僅沒有對症下藥醫治中國社會的疾病，反而使各種病症變本加厲，成為無可救藥的頑疾。
生態環境的毀滅性破壞
到二十世紀未，中國沒有一條不受到污染的河流，沒有一塊完整的原始森林。在江澤民執政的短短十三年時間裏，儲存在大半個中國東部的礦產資源、煤炭資源、森林資源都慘遭毀滅性破壞，掠奪性濫坎亂掘現象令人髮指，發掘資源的利益所得，一半流進了投機者的腰包，成了紅色富豪，另一半成了地方官員的「囊中物」、「盤中餐」。
八十年代中期，在鄧小平的「摸論」和「貓論」理論的鼓動下，凡是有資源的地方，各地的官員躍躍欲試，投機者一擁而上，從開掘到加工一條龍經營。到了江澤民執政的九十年代達到了瘋狂的地步，地方黨政部門興辦的小煤礦、小磷礦、小鐵礦、小磷肥廠、小造紙廠、大理石廠、木製品加工廠、石料加工廠有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資源越豐富的地方，冒險家聚集的越多，只要手裡有鈔票，就能打通政府官員及執法部門的關節，就能辦到控管嚴格的證照，堂而皇之地進行開採或加工。
分布在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四川等省份的煤炭、礦石資源所處的地理位置極差，八十年代以前，大多數還是沒有開墾的處女地，到了八十年代末，還沒等老態龍鐘的國有煤炭企業、礦產企業走進去，一些膽大妄為的個人已經捷足先登了，辦起了小煤礦、小磷礦。那些礦老闆、煤老闆請來一批靠賣苦力養家餬口的農民工，用簡單的開採工具就大肆的開挖起來。由於生態環境脆弱，地下水貧乏，簡陋的設施無法進行合理開採，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據國土資源部統計，全國近百處煤礦、磷礦、銅礦、鋁礦濫開墾的面積達到82％，而回採率不到20％，煤層厚度6─7米，實際只採回2─3米，一旦地下水氾濫，或是遇上岩層便廢井，另開窖洞，重起爐灶。
由於管理混亂，每一處有資源的山林湖泊也好，平原良田也好，到處都是猙獰可怖的洞口和堆積如山的廢料。礦老闆們撐飽了口袋走了，地方官員填滿了腰包早溜了，爆廢的山林成了蟲鼠橫行、鳥雀筑巢的場所。而另一處的地下寶藏又熱熱鬧鬧的開始挖掘起來，向下一次的毀滅走去。
礦產資源的挖掘觸目驚心，森林資源的破壞更是令人髮指，慘不忍睹。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政策的鼓動下，各地官員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因為只要經濟指數上去了，工業產值提高了，就是衡量官員們「政績」的主要標準，不僅可以吃、拿、卡、大發橫財，而且可以陞官。一時間，各類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木器廠、竹筷廠、小紙廠、中藥加工廠等等鄉鎮企業熱火朝天的辦了起來。在新辦的企業裡，參天大樹、千年松柏都被製成了粗製濫造的木夾板、木地板、木筷子；名貴樹種、樹皮、菌種，製作成了中藥、補品，供官員們和有錢人滋補養顏；百日紅、香樟、銀杏及千年古松成了大城市有錢人別墅門庭裡美麗的「風景線」，有的製作成了盆景。挖掘者從深山老林到城市繁華的都市，從開挖到銷售是一條龍的隊伍，都是官方發給營業執照、允許經營的業主。山林一片狼籍，沒有多少人對這種生態破壞發生爭議。
森林破壞了，礦產資源毀滅了，這些都只是生態破壞的第一步。那些磷肥廠、造紙廠、藥材廠等等成千上萬家不能達到環保要求的工廠排出的廢水，沒有經過任何處理肆無忌憚地流進了湖泊，接著就匯進了大江大河。長江、大運河等十三條大江大河，洞庭湖、太湖、洪澤湖等九個大湖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淮河流域工業廢水大量排放，某些地區河面油污火苗就可以點燃，水面燃燒已經成為全國水污統計項目之一。蘇州河已經成了黑河、臭河、死河。珠江水系，加上海南島的河流，幾乎沒有一條大河是青主月流水。許多排污物進一步抬高了河床，成為「懸河」之險。吞吐長江的「八百里洞庭湖」，近二十年來面積與湖客減少了40％以上，鄱陽湖的巨大魚庫已經枯竭，這些災難如德摩克利之劍懸在中國人頭上。
官商勾結的圈地運動
中國人對土地的熱衷由來已久，「圈地運動」是過去士大夫、宦官的絕活，有了土地，就有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從八十年代末開始，土地投機成為腐敗制度下權力尋租的歷史條件，而通過土地進行權錢交易，又是經濟租金的基礎手段。僅僅十多年時間，中國已有五十個香港大的地盤進入權力尋租範疇，被成千上萬的官商勾結、謀取暴利。城市不斷向外擴張、伸延的同時，官員們的財富值也跟著增加。成交一塊土地，掌握批地權的官員一次性就能成為百萬富翁。
城鎮土地成了冒險家進行投機鑽營的主要目標，獲得土地的唯一辦法就是權錢交易。炒賣土地自然需要資金。銀行對於民間借貸有嚴格的規定，正是被拒絕在合法的渠道之外，才有銀行部門與有錢的商人的法律遊戲，使不合法的借貸合法化。違法炒賣土地和違法超貸使「紅色富豪」一個接一個誕生。
土地被權貴侵佔的同時，部分發達地區給城市居民一些補貼。街道居委會靠著這些土地補貼，養活本地整個村子、整個街道的「剩餘人口」。據統計數字顯示，每個城市的周邊地區，都有大批的士地被佔的「剩餘人口」。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剩餘人口」的族群達數十萬人，小城市也達到數千人，甚至過萬人。這些，是江澤民時代留下的又一社會頑疾，是胡溫體制無法解決的社會矛盾。
日益增加的弱勢群體
江澤民時代產生了一大批紅色大富豪，與紅色富豪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不斷擴大的弱勢群體。
資源被控制，工廠一個接一個倒閉，下崗工人逐漸增加；土地被佔，沒有田種的農民進一步多了起來，這就是江澤民創造的「小康生活」的神話。大多數的下崗工人、農民唯有進城給控制資源和財富的紅色富豪們賣苦力才能生存。從九十年代開始，無數的下崗工人和農民成群結隊的湧向城市。但是，多數的工地和工廠不是人滿為患，就是不能容納那些一無文憑、二無專業技術，更主要是按工廠的標準「超齡」了的農民工。那些「超齡」的農民工在城市找不到泥瓦匠的活兒後，只有到生命沒有保障的小煤窖、小礦洞去為私營老闆挖煤、挖磷礦。那些賣苦力的農民工，他們的生命就像是路邊的小草，任憑自生自滅。據不完全統計，九十年代以來，大陸各地煤礦、磷礦經曝光的礦難達三百多次，死亡達兩萬人以上。每一次礦難，最少死亡兩個人，最多的是去年陝西省陳家山礦難，死亡達一百六十餘人。留下了無依無靠、孤苦伶仃的妻子兒女，他們對死者的死因都無法弄清楚，一級一級強權勢力將礦難緊緊地隱瞞著。
按照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障研究所所長何平的說法，中國的弱勢群體分為四部分：一是下崗工人，女工多，年齡大，知識層次低；二是體制外的人，即那些從來沒有在國家單位工作過，靠打零工、擺小攤養家餬口的人；三是進城農民工，他們沒有享受到城裡勞動者同等的待遇，勞動權不受保護的人；四是較早退休的「體制內」人員。這種說法雖然有理，但是，他迴避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那些弱勢群體是如何造成的？毋庸諱言，多數弱勢群體是江澤民時代的制度產物。
(動向1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