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虔誠的人道主義者，始終以人的價值為核心位置。他的雜文《中國的人命》，就充分體現了這種理念。有感於不斷重演的生命悲劇，陶行知喟然長嘆：「人的生命！你在中國是耗廢得太多了。」生命之巨量耗費，當然主要源於對生命的輕賤，主要源於愛的匱乏－－路邊餓得半死的孩子沒有人過問。童養媳偷了一塊糖吃，要被婆婆逼得上吊。徒弟沒把師傅的夜壺倒乾淨，一煙袋打得腦袋花開。這些日常生活中多見的事例，足證生命之卑微。但陶行知又認為，其實國人並非輕賤所有的生命，並非完全沒有愛。「一個孩子出天花，他的媽媽抱他在懷裡七天七夜，畢竟因為卓絕的堅忍與慈愛，她是救了他的小生命。在這無廢物而有廢命的社會裏，這偉大的母愛是同時存在著。如果有一線的希望，她是願為她的小孩的生命而奮鬥，甚而至於犧牲自己的生命，也是甘心情願的。」一方面是殘忍的冷酷，一方面是偉大的慈愛。看似矛盾的兩種人性，竟可以並存於國人身上。殘忍的冷酷施於所謂「外人」，偉大的慈愛施於所謂「自己人」，可見國人並不是輕賤所有的生命，而是只珍惜「自己人」的生命，根本沒有生命權利普適性的概念；國人並不是沒有愛，而是只有自私的愛，根本沒有博愛的概念：「他是我養的，我便愛他如同愛我或者愛他甚於愛我自己。若不是我養的，雖死他幾千萬，與我何干？這個態度解釋了這奇怪的矛盾。」換句話說，國人的人性觀是一種有選擇的人性觀，它僅僅承認被選擇的人的生命權利。如果不在選擇範圍內，就根本漠視其生命權利，根本視若草芥。選擇的標準，則無非是一己利害，一己好惡；從這個意義上又可以說，國人的人性觀是一種功利的人性觀，它不是著眼於生命本身，而主要著眼於生命的外在價值，即社會屬性。生命的社會屬性壓倒一切，生命本身無足輕重。這種情況下，生靈受荼受毒，人命如草如菅，是極正常的現象。對生命在中國的這種悲慘遭際，陶行知痛心疾首，而有如下一段振聾發聵的警言－－
「中國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貴於財富，人命貴於機器，人命貴於安樂，人命貴於名譽，人命貴於權位，人命貴於一切。只有等到那時，中國才站得起來！」
在陶行知看來，生命的尊嚴才是至高無上的，在神聖的生命面前，沒有任何世俗之物稱得上高貴。任何世俗之物都應該匍匐在生命之光中。而中國恰好相反：物的價值，世俗的價值遠遠凌駕於生命之上。這樣一種扭曲的價值體系，不僅是對生命的褻瀆，不僅造成人的異化，而且直接導致了國家的積弱積貧。環顧世界就可以知道：生命至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