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輿論對中國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MC)的質疑和批評愈演愈烈。2005年1月初，繼銀監會之後，國家審計署再次劍指AMC，宣布「查出AMC各類違規和管理不規範資金700多億元，案件線索38件、涉案資金67億元」，指出「AMC在不良資產的剝離、處置及內部管理存在諸多問題」。
但在眾多批評聲中，卻甚少有人意識到，這不僅僅是AMC本身的問題，更應反思的是已規模龐大的不良資產交易市場之痼疾。信達、華融、東方、長城四家AMC 共同主導著價值兩萬億的不良資產交易市場。這個市場出現自1999年開始的國有銀行剝離不良資產行動－－四大商業銀行共剝離14000億，到了2004 年，建行、中行再次股改剝離約5000億，其間交行剝離600億。
和中國所有的改革一樣，處理不良資產也需要摸著石頭過河，問題是自1999年開始，摸了5年石頭之後，一直困擾中國不良資產市場的兩個根本矛盾並沒有解決－－－「有價無市」和「有市無價」，這兩者聽似相對，實則相合。
由於中國的不良資產交易市場是橫空出世，如何處理不良資產，以及處置給誰，一直是AMC的難題。最初，AMC拿著手中價值不菲的不良資產，少人問津，從而出現了第一個矛盾「有價無市」；後來雖然有外資前往，這個矛盾有所緩解，但依然沒有更多買家出現在AMC面前，不能形成多層次的競爭局面。
同時，不良資產被冠以「不良」二字，並烙上伴隨中國經濟多年發展的體制烙印，因此如何評估這些資產的實際價值，確定這些資產的市場價格難如登天，市場中也沒有一套成熟完善、獲得各方接受的評估方法，從而出現了「有市無價」的矛盾。
伴隨著這兩個矛盾，滋生了大量的灰色地帶，銀監會和審計署所指問題均由此產生，比如收購不良資產把關不嚴、處置時弄虛作假等等。為「解決銀行的問題」而成立的AMC們，成立之初就發現中國的不良資產交易是一個「有市無價」的市場。1999年國家開始金融改革，成立了信達、華融、東方和長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收購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剝離出來的1.4萬億不良資產。
在不良資產市場發展的過程中，一些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並引起了監管部門的關注。首先備受爭議的就是當年吃螃蟹的「華融1」，起因是KTH和摩根士丹利合作的破裂，併發生法律糾紛。對當時的情形，業界人士評價摩根士丹利是「大佬耍混」，因此曾一度壟斷中國不良資產處置市場的王都，將一些內幕公之於眾。媒體跟進之後，引發了對AMC賤賣的討論。
是否因為AMC帶了這個使命，就應該成為國有資產保全的最終責任人，暫且不論，但這個話題卻牽扯出不良資產處置環節中的諸多問題。對此銀監會和審計署已有定論：AMC處置資產過程不透明，內部交易和關聯交易問題較多，評估隨意性大，存在假招標和假拍賣等問題。
這些現象源自不良資產市場的不完善，最根本的問題是，發展了5年的這個市場，竟沒有一套完善的評估不良資產的辦法，從而長期處於一種「有市無價」的狀態，即市場的各方主體無法將不良資產的市場價值弄清楚。王都介紹，許多來中國不良資產市場淘金的國際投行起初也沒有評估不良資產價值的方法，現在業界通行的資產評估表，其原始模型是王都和其妻子在飛機上臨時隨手畫出來的。
雖然每家AMC都有自己的評估部，但這些資產時間久遠，以AMC的人力即便輔以電子化的手段，評估起來也如同盲人摸象，從而導致對資產的評估往往透過主觀的判斷和把握。「平均每個業務骨幹要處理上千筆貸款，是否弄清楚資產的情況，只能說自認為弄清楚了，到哪一個程度則難以評價。」曲合磊說。
不僅賣家有這方面的困難，不良資產的買家也有類似的困惑，薛傑從東方資產管理公司辭職之後，也下海參與不良資產處置。他在評估資產的過程，根據自己的經驗，形成了一套評估方法，但問及究竟把握有多大，他表示：「我的方法只能說是靠譜，最低價是不會錯，其他就難說了。」
有意思的是，雖然賣家和買家們缺乏一套系統的評價指標來評定資產的價值，但市場的反應往往能證明不良資產的實際價值。2002年，長城向高盛協議轉讓兩包價值40多億元的不良資產，高盛出價2.1億元。雙方簽訂協議之後，出售底價被長城各地辦事處獲悉，處置價格如此之低，超出辦事處的預期，從而長城各地的辦事處紛紛搶先處置資產，處置價格都高出長城總部開給高盛的價格，結果等到交割時，名單上長城原有的資產已經出去了一大半，最後不了了之。
另一筆同樣開花沒有結果的是2002年建行出售35億的不良資產給摩根，這一次是銀監會發揮了作用。2002年7月，建行將江浙一帶的價值35億的不良資產打包出售，資產包中有債務也有房地產，約佔50％以上，被外資普遍認為是優質資產，摩根士丹利聯合投標團透過協議拿到整個資產包，報價是7個億。到 2003年7月，建行召開發布會，然後向國家有關部門報批。
誰知到2003年底，35億的資產處置了不到五分之一，就已經回收3個億，按此比例，最終至少回收15個億，如果將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