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都是死，但「找死」和「等死」的意義、方式、代價、過程，甚至最後的結果，都有可能截然不同。
「找死」是積極的，是體制內的決策者和體之外的響應者，順應潮流因勢利導把握時機，把中共這個僵化的體制和沒落的文化給它搞死，實現共和的現代化轉型。它死的不是人，不是國家，不是華夏民族，而僅僅是一個概念、一個象徵、一個利益集團。它是理性、和平和非暴力的緩變過程。這種死的過程具有代價小、可行性大、民族後患小等特點。它是把中共這個體制置於死地而讓中華民族重新再生的過程。
「等死」可就恐怖了。它正好和「找死」背道而馳。它是消極等待採取矇混度日，憑藉強權政策，製造冤假錯案，維持自己的利益生命，拖延和阻擋任何一種最後結果的發生和出現。當把民憤民怨和民爆彙集到一個臨界點的時候，它就會晴天霹靂狼煙四起。所有的人，所有不同情結的人，所有可以利用的簡單工具，都會成為這個突發巨變的原始力量。它損毀一切，包括破壞秩序。它傷害的不僅僅是這個體制內的每個個體生命，也會導致這個國體的崩潰性死亡。很有可能就是國將不國民族分裂，龐大的華夏民族將進入行動肆意血腥四濺的萬古劫難之境。
面對死亡的臨近，我們一次次喪失了「找死」的機會。而「等死」的可能卻在潛滋暗長迅速增加。胡溫新政曇花一現，民間維權扼死搖籃，修憲助法曲高和寡，和諧社會不見動靜，以人為本道聽途說，建設小康華而不實。社會道德、社會公平、社會治安、社會災難、社會公德、社會責任等等觸發社會危機總爆發的不穩定因素，不見減少反而在聚集疊加。「找死」的空間越來越小，「等死」的可能越來越大。就是不久前，體制內的「俱樂部成員」也憂心忡忡地為社會危機的總爆發，羅列出10幾條原因和突發危機的時間段。這些都可以說明「死亡」問題的嚴重程度了。
紫陽先生仙然過世。他其實就是一位醒悟和覺悟了的體制內「找死」派骨幹，說白了就是通過「找死」還想把中共這個團隊的統治基礎和法領地位，再維持若干的時間，結果落得了個壯志未酬身先死的淒慘結局。如果那個時候他的政策得以貫徹，那會出現體制內加強學習「先進性文化」，提升和改善「執政黨地位和能力」的被動尷尬局面？那會出現對體制外的「草木之人」防範有加風聲鶴唳的、弄得人人自危、傾訴不得安寧嗎？最頭疼和最麻煩幕故翹逯頗詰惱庵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