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沉浸在真實藝術情境，達到了縹緲與實在的統一，藝術與真實的統一。達到了美學的根本要求：真善美的內在統一。在一片虛設造作的喧囂氛圍中，觀眾難得地品嚐到了藝術真實的愉悅。
以上還都是直觀的表象的藝術效果，更深一層的是觀世音形象喚起了古老民族深沉的回憶。
觀世音本來意思是觀察人世苦惱的聲音，加以解脫，救度。按西方「原罪」的教旨，人類是有罪的，東方佛陀給予解積，以輪迴轉世，即生命對於人不是「只有一次」，在生生世世輪迴中難免行惡、敗壞，造下業障，生老病死是在償還業債，包括戰亂，冤苦，災禍，都是人間應有之事，任憑發生，自生自滅。唯有觀世音在佛學中稱為「覺有情」，大智大覺而有情，大慈大悲，救苦救難，所以中國人對觀世音最感親切，有人情味，尤其今日，弱體群眾，在哀苦無訴中惟有寄希望與覺而有情的菩薩。尤其中國人為生計所迫，在一年四季辛苦忙碌中進入臘月才想起了敬天而求福。
一、過舊年連著古老文化
過陰曆年起源於臘祭，極為古老，在臘月（陰曆12月）第三個戊日開始祭神，幾千年來，陰曆臘月八日訂為臘日，祭神之日，是佛陀成道的日子，僧人齋借百家米，煮成百樣雜糧「臘八粥」，從宋朝起京都各大廟設「七寶五味粥」以享施主，救濟貧苦。開始講究五味與七寶（滋味與品料），漸成民俗。
在共產黨沒來之前，尤其小孩感受敏覺。
在我家，臘月之前就開始準備糧米：黑米，白米，黃米，懦米，高梁米，黑豆，紅豆，綠豆，黃豆，江豆，雜豆。人們滿有興致，都很較真，一絲不苟。臘八那天，父親親自到廚房指導下鍋，因為各種豆米，軟硬不同，難煮的必須先下鍋，豆類中有的還需提前用水炮好。
兒童最感興趣的是配料，稍為富裕人家有花生，瓜子仁，桂元肉，核桃仁，栗子仁，不一而足，臘八告訴人們要過年了。兒童天天盼著，日子顯得過得極慢，……到臘月二十三日，中國人叫「過小年」，開始準備過大年，氛圍一天濃似一天。人們苦奔苦業一年，唯過臘月準備過年，才有唯一的歡樂。魯迅在《祝福》中對南方過年習俗有生動的白描，在忙忙碌碌洗雞鴨退毛中，婦女們兩手燙得通紅……
印象最深的是祭灶王，彩印的灶王神像貼在牆，廚房的地不太乾淨，也不顧髒，鋪上椅墊，父親恭恭敬敬地上香，叩頭，然後是我和弟弟，灶王爺像兩邊的對聯年年都是這兩句話：
「上天言好事，
回宮降吉祥」
中國人的宇宙觀，家家是和宇宙連在一起的，家家都有宇宙使者在看著，在觀察，「三尺頭上有神靈」，「暗室欺心，神目如電」，家家都在自律，自己管著自己，幫了政府的大忙，所以警察很少，軍隊也不多。除了防共產黨，沒人防備民眾造反。
可是紅塵滾滾，只有到祭灶王這一天才想起神，請神「上天言好事」，但神是不受賄的，中國人耍小聰明，大家的辦法是把灶王「封咪」，用糖瓜把灶王的嘴粘住，讓灶王上天匯報時說不出話（與曾慶紅把港人「封咪」搞霸王硬上弓，大異其趣）。
瓜形淡黃色，外挂白霜，用麥芽糖作，實心，粘牙，倒是另一種叫「官香」的園桶，內如桔瓣中空，外敷芝麻。酥脆好吃，祭灶王后撤下供來，先讓給弟弟吃，也當作佳品送給姐姐，然後妹妹。
就像賣中秋月餅一樣，臘月二十三賣祭灶糖瓜，也是手工業者一大利市，這還是小買賣，從臘月二十三過小年起，大城市商家便展開競爭，搶先登場，那最亮人眼目、奪人觀賞注視的便是各式各樣的七彩花燈，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從北京東城燈市西口起，直到王府井最繁華地帶：蓮花燈，石榴燈，桃燈，龜燈，蟹燈，魚燈，蛙燈，鳥燈，帶四輪的獅燈，兔燈，羊燈……用透明的七彩玻璃紙糊在竹子骨架上，赤、橙、黃、綠、青、蘭、紫，各種顏色，透明鮮亮，花卉，水果，植物，動物，形式各樣，千奇百怪，爭奇鬥艷，目不暇接，都擺到了商店門外，人行道上，臘月二十三以後漸次發展到東單牌樓，東四牌樓，西四牌樓，西單牌樓（這些壯觀瑰麗的牌樓都被黨文化無情消滅），前門大街，大柵欄……處處是燈山，一片燈海，我總奇怪這麼多燈，千千萬萬，賣不出去怎麼辦？其實到正月十五過燈節後，全部消失，沒有一家存貨。因為賣得便宜，為買兒童歡樂，人們消費得起。
二、從北宋的燈火鰲山到北平燈市
我最欣賞的還是各種宮燈高懸，彩繪高手畫出各種故事，像北京頤和園長長的畫廊那樣：簡直是形象化的中國歷史。如《紅樓夢》中大觀園賈府全家看賈惜春作畫，《三國演義》中的左慈擲杯戲曹操，《東周列國誌》中伍子胥臨潼會上力舉千斤鼎，場面宏大，惟妙惟肖；花卉燈：梅、蘭、竹、菊，清淡雅緻；神話燈：陳香力劈華山救母，真假孫悟空斗上靈山，李逵斧劈羅真人而受辱；走馬燈也很好玩：如虎牢關三英戰呂布，在燭光氣流中一個追趕一個，盔甲不同，兵器不同，臉譜不同，連四將的乘騎顏色也不同。看過《大宋宣和遺事》才知道北平這種燈山燈海比起宋朝忭京盛世時的層巒疊嶂的燈火鰲山可差遠去了，原來年關燈市起源那麼早，流傳到1949年才停止。
三、難忘的回憶：沒被「洗」去的過年回憶
自從臘月二十三「過小年」後，每天都有安排，各地民諺不同，北京有：臘月二十三，糖瓜粘，臘月二十四掃房子……初一餃，初二面之類。
我家祖傳的規矩，初一到初五不動煙火，初五被稱為「破五」，要提前蒸好饅頭，蓄存在彩繪瓷缸內；因為年後到各家拜年要穿新衣，母親便找出歸存的紅藍彩緞，為姐妹做旗袍，為我及弟弟做長袍，襯上羊羔皮裡，保姆也都幫著忙活。
到陰曆臘月三十這一天要祭拜天地，供桌要擺在院中，供上豬頭三牲（還有生雞，生魚）。
北正房正屋要祭祖，不挂圖像，許多一個個小木牌，楷書祖先的謚法（死後皇帝給的封號）及生卒年月日，孔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看到祖先從戰國時代起有了姓氏，從晉朝起，曾連續十七代男封公，女封太君，有一種不能辱沒祖先的家族榮譽感，慎重對待一年之終結，無形中也給兒童一種人生嚴肅與生命莊嚴之感。
除夕年夜飯，向來是五大碗，拿出一年只用一次的銀器如鼎，下置開水，上置菜以保溫，年年一定有父親愛吃的蔥燒海參，並不顯太豐盛。接著便是家族大聚會，因為祖母輩份最高，叔叔，大伯等八大家都要前來致敬，參觀院中所供「天地」桌，放花放炮，紅火熱鬧，一片和樂，兒童倍感家族大家庭般親密一體，不去的印象是憨厚的雲姨奶哄著我和姐姐，比賽誰的「紅圈」多（書法初步為描紅模，楷書字貼放在半透明紙下，照樣描臨，不走樣者，老師劃上紅圈）。雲姨奶是姨祖母（五祖父的如夫人），對於數紅圈這種無聊哄孩子的事她老人家是那樣的耐心與慈心，至今難忘。
後半夜廚房裡包餃子，直到天亮下鍋。
大年初一，父親照例要在紅紙上寫上端正秀麗的楷書，以祈福：
「元旦開筆，萬事如意」；「元旦書紅，萬事亨通」。
然後開始家中拜年，一年只有給父母這唯一的一次行禮：磕頭拜年，然而母親受磕頭大禮總是很感動，連連說：「不必拜了」，並祝福我們「長命百歲」，似乎當成兒女們的一種回報，可見禮儀在中華文化中的地位與作用。
然後便開始了一整天的拜年，父族8家、母族大排行16個姨，好在晚輩只給老一輩拜年，全家六口，擠在租來的小臥車中，跑遍九城，兒童的收穫是每人幾十個紅包裡的親朋好友送給的壓歲錢。從大年初一直到正月十五燈節兩週內不作寒假家庭作業，作一年只准一次的小賭博，用骨牌「推牌九」或壓寶（輪流作莊家出牌，裝盒中，眾人壓猜，限1、2、3、4四種中，壓一種或兩種，壓一賠三，壓雙照賠）。
如果到出嫁的姐姐家，姐夫整個大家庭參加，更加熱鬧，玩到整夜。
四、共產黨一來，用春節取代了過年
共產黨一進北京，過年與書法一同銷聲匿跡。過年不過吃頓餃子而已，家族斷了，幾乎老死不相往來。彼此怕被連累成歷史反革命之類。家譜丟了，以世代作清官為恥（共產黨批判清官比貪官更反動）。偶爾才有晚輩初一向父母拜年。也偶爾有姐姐的北大、清華同學來開個家庭聯歡會之類，聊慰寂廖。
但中國人過年的觀念很難被黨文化消彌，至少也要吃噸年夜飯，初一還要包餃，農村尤甚，無論多窮，苦了一年，除夕夜北方人哪怕用豆面炸「裹炸盒」炸「排叉」，就著燒酒，也要慶樂一番，更不會忘記請人寫春聯，有的村裡沒讀書人，紅紙上畫黑圈代替文字，也要貼在門框，祖先傳下的民俗，如此執著，頑強。
魯迅很欣賞列寧把風俗也歸入文化範疇，列寧說「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列寧把民間習慣稱為「勢力」，而且「最可怕」。
所以共產黨一佔大陸，便處心積慮地用春節取代過年，讓人民漸漸淡忘，其實陰曆立春與除夕是兩回事，很少趕在一天，中國人歷來不提春節，只過大年。
毛澤東說進北京是「萬里長征走完第一步」，這萬里長征就包括征服中國人的「舊文化」，一直到文革大「破四舊」（舊傳統，舊文化，舊風俗，就習慣），包括列寧所說的「最可怕的」千百萬人的風俗習慣「勢力」，用八個樣板戲橫掃一切舊文化。過大年正月裡沒別的，城市鄉村大喇叭中都是八個樣板戲，錢浩梁大嗓門：「提藍叫賣拾煤渣……」。
這很像對付趙紫陽先生逝世，原想無聲無息，當沒這回事，馬虎過去，在黨內外壓力下，才勉強來個遺體告別，但又移風易俗偏說死者壞話，特別點名死者犯了「嚴重錯誤」（指1989年六．四反對屠殺學生與市民）。
對百姓過大年，最初幾年按北京人愛聽國劇的習慣，請張君秋等四小名旦，在廣播電臺於除夕夜裡唱上幾段，對付過去。
五、「春晚」的來歷與作用
1959年高幹家庭有了蘇聯進口的12寸黑白電視之後，劇作家田漢在正月裡組織的文藝界內部聯歡會開始公開，這是黨文化「春晚」的前身，高幹家庭看黑白電視，老百姓聽電臺播音。
1984年黨放鬆了經濟控制，農村有了活氣，城裡允許私人開飯館，九寸黑白電視逐漸進入尋常百姓家，春節晚會充當了洗去百姓「過年」意識的「大戲」。
官方難禁對文革的反思，「傷痕文學」影響所及，相聲、小品，由揭露文革的荒謬，如姜昆、李文華的光頭女紅衛兵「女此照相」，東北相聲諷刺陳三刃（陳鍚聯司令員時代，每人每月三刃食油）等類，晚會中最吸引人的是這類小品，如諷刺百姓住房之擠，百姓辦事層層手續之難，官場氾濫的酒文化，正統歌唱藝術的衰微。當時讓李瑞環管意識形態，連諷刺黨教條的《編輯部的故事》也作為小市民文化被李先生肯定，瑞環先生較為寬鬆的文藝路線，後來有了《宰相劉羅鍋》之類的電視劇，但黨文化善於移花接木，因勢利導：黨文化由剛性強制洗腦，不准諷刺，只准寫工農兵，八個樣板戲轉為陰性的附體文化，錄像片《世紀壇》，通篇歌頌的是江獨裁，電影《英雄》歌頌秦始皇，古裝電視劇歌頌滿清皇帝，完全脫離現實、違背事實，按照江獨夫模樣量身訂作，什麼「胸懷大志，腹有良策」。到21世紀「春晚」，乾脆不許諷刺一絲一毫黑暗，主旋律即江旋律，由宋祖英挂頭牌，江獨想永遠不退，主題歌要唱《心想事成》（因太露骨，暴露江獨心思，後來又改過），民眾抱怨貪腐過分，宋就唱《越來越好》，每屆「春晚」，予定主題專門為「春晚」寫專用歌詞，以國家包裝黨、包裝獨夫，以國家慶典取代家族歡樂，以春節取締「大年」，以黨文化取締傳統文化。
六、黨文化中的美學嬗變
共產黨面臨的文化遺產
歐洲文藝由十八世紀崇仿希臘的古典主義，到十九世紀初期個性解放的浪漫主義，都被十九世紀中後期的現實主義所超越，人們由欣賞英國的拜倫、雪萊、劑慈到德國的歌德，法國的大仲馬，最後到法國的雨果、小仲馬、福樓拜與巴爾札克、俄國的布希金、果戈裡、列夫．托爾斯泰，文學批評家發現小仲馬的《茶花女》比大仲馬的《基督山復仇記》更反映現實，雨果的《悲慘世界》認識法國社會現實更深刻，英國迪更斯的小說《大衛．高柏菲爾》比拜倫、雪萊 的詩歌更為深刻具體，歷史地透視了英國殖民過程的社會變遷。
法國的巴爾札克與俄國的列夫．托爾斯泰筆下形象化的歷史真實達到高峰，俄國果戈裡的《死魂靈》與《欽差大臣》樹立了批判現實主義的典範，把諷刺文學與現實主義緊密結合。
馬克思、恩格斯面臨的就是這種已成定勢的、難以更改的歐洲現實主義文藝之壇。
2．恩格斯的附體文化：文藝修正主義
十九世紀下半葉法、俄、英等國現實主義大師形成的文壇態勢，使真實性成了文學生命，文學對社會的認識作用高於一切已成共識，恩格斯難以迴避。
魯迅說：「馬克思哲學是最明快犀利的哲學」，因此魯迅的文藝觀便是「一切文化是宣傳」，把文學的認識作用與真實性偷換為左派意識形態的宣傳，取消了文學的客觀性，於是演員們在「春晚」都自覺的為黨做宣傳。但這需要過渡的橋樑與手段，這便是恩格斯的名言：
「文學不僅要有細節的真實，還要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
在這裡，細節的真實可以冒充社會的真實，可以包裝黨文化所塑造的典型環境與典型性格。
這種「典型論」充滿黨文化主觀邏輯而細節上又要顯得真實可信，以魯迅概括的中華民族性格，阿Q形象最為隱蔽，在黨文化的文革實踐中以江青的「三突出「論最為露骨。
試問阿Q形象有有岳飛、文天祥的正氣嗎？有獨擋坦克的英雄王維林，與38軍拒絕開槍的故軍長徐勤先兩位漢人的影子嗎？（二位先烈都被江獨夫消滅了）阿Q至多是流氓無產者的典型。
「三突出」論：「在眾多人物中突出革命人物，
在革命人物中突出革命英雄人物，
在革命英雄人物中突出革命的主要英雄人物」
例如《智力取威虎山》一劇，這裡眾多人物，包括座山雕及八大金剛，便是恩格斯所要求的「典型環境」。主要英雄人物楊子榮，便是恩格斯所要求的「典型性格」。山村佈景等等便是恩格斯所要求的「細節真實」。八個樣板戲盡皆如此。
於是在張藝謀導演的電影《英雄》中層層最突出的就是一個人：秦始皇－－江X民。
蘇聯黨文化的理論家日丹諾夫、馬林科夫把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改頭換面，加上限制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只能歌頌社會主義現實。
毛澤東力排文學家眾議，來了個《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對作家施加種種限制，先按黨文化改造世界觀，再去火熱鬥爭中去「認識」生活，塑造典型，而且只許寫工農兵，打倒「帝王將相佔領舞臺」，到了江獨夫專權，又反過來，秦始皇獨裁暴君與滿族帝王統治漢人佔領舞臺，工農兵在趙本山等人惟妙惟肖的表演中成了眾多人物中突出的「瘸子，癱子和肢體動作抽風變形的半身不遂者」或「騙子與傻子」（觀眾評語）。
七、「全球華人新年晚會」的折射
共產黨靠無神論與知識份子建立意識形態上的統一戰線，絕不允許觀音菩薩在「春晚」亮相，但為與全球華人兩屆新年晚會爭奪觀眾，江大拿有句名言：「我可以在任何時間叫任何人做我要他作的事」以顯佔盡權錢的威風。但江總財有物而無神，就塑造個假觀音，妄圖壓倒「全球華人新年晚會」，觀世音出場的莊嚴形象可以用分體的西方現代舞加以妖化，以魔代神，在孫悅領頭歌舞中呼喚出綠腦袋，貓腦袋的精靈古怪，各種獸頭，群魔亂舞，派給孫悅的唱詞，明說：「我用快樂給你洗腦」，把「春晚」的洗腦功用，全盤托出，被專家評為「偽現實主義」。
由恩格斯用「細節真實」包裝「典型性格」，到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到毛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以及雙百（百家爭鳴，百花各放）二主（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到三代表論的「偽現實主義」，今後為對抗「全球華人新年晚會「的影響，今年「春晚」的精靈古怪會發展為魔幻浪漫主義與虛假現實主義相結合，以浪漫魔幻掩蓋醜惡現實。晚會散場觀眾就會看到「人民」警察把上訪冤民打爆眼珠，打傷打死，讓場內「春晚」與場外現實，成了強烈對比，這對黨文化才夠刺激，正像侯寶林說過的相聲，窮百姓年關過不去，被逼債要自殺，進娛樂場聽相聲哈哈一樂，把自殺忘了，出場以後呢？還得自殺。
黨文化至今也沒能消滅中國人的過年意識，中國人在心靈深處倔強地抵抗著，城裡人即使看「春晚」，也要全家聚在一起，還是得「過年」，農民工們冒著風險，千里迢迢也要趕回家去「過年」，把火車擠得水泄不通，許多人辛苦一年的積蓄被攔路搶匪劫奪一空，仍不後悔，因為「過年」連接著中國人心中的遠古文化。
今年全球華人晚會畫龍點睛，點出過年的「年」的風俗發源於遠古，「年」乃邪惡凶獸，「過」乃超越、度過之意。凶獸「年」祚已終，黨文化「用快樂給你洗腦」的「春晚」徒勞，每況愈下，終究要被源遠綿長的中華文化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