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名觀察家侯芷明女士(Marie Holzman)：一個敢殺自己青年的政府是沒有將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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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法國觀察家侯芷明女士來談談為何她會特別關心中國人權問題：
侯芷明女士說：「因為我1978年住在北京時就結識了很多異議人士朋友。我發現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老百姓，並沒有失去對政治的興趣，而且也沒有失去對生活和過這樣的生活思考的方式。當年那些民主異議人士被抓後被判15年，我以為他們沒法出來了，肯定會死在監獄，因為有很殘酷的折磨等等，下了決心一定要幫助他們呼籲！」
侯芷明女士深入分析法國政府是如何看待中國人權，以及國際間對中國共產黨的迷思。侯芷明女士說：「80年代初，密特朗總統治下的法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評價，我認為是比較清楚的。他一直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裁製度，有很多異議人士，雖然沒有什麼罪，但是關在監獄裡，這是非常不人道的，我們應該指責、呼籲，而且幫助那些異議人士趕快出來，這是毫無疑問。
到了89年的時候更是毫無疑問，連密特朗自己也說過： 「一個敢殺自己青年的政府是沒有將來的。」那句話很有名，那時很多報紙記者都登了，而且很多年之後還繼續講。但是92年之後，中國政府又開始所謂經濟改革，去吸引很多外國來的資金，所有政府，包括法國政府的態度，都開始改變，都先看市場，後看人道問題。」
侯芷明女士針對自99年開始，中共領導人不僅公開將法輪功列為邪教，並公器私用對法輪功信徒進行全面大抓捕與迫害，持續進行至今已長達五年，她提出這樣的看法：「江澤民下命令到處抓法輪功的人，控制他們，送到監獄，而且允許中國的警察用一切方式去鎮壓法輪功。我有幾個機會和法國記者說了，我說，這是第二次天安門事件。只是89年的時候有很多電視都放了，很多記者都在看，而且是很突然的情況，一個晚上就死了一千五百多人。但是我跟他們說，我認為現在是第二次天安門事件，因為我估計會死的人是一樣多，就是做法不一樣，數字肯定很快就是一樣大的。
結果呢，我沒有說錯。但是可惜，那些西方記者他們當然沒辦法到中國監獄去看看，法輪功的信徒是被怎樣折磨到死，所以西方的反應是很弱的。而且中國市場越來越大，中國的欺騙宣傳越來越成功，所以敢說話的人越來越少！不光是敢說話的人，連相信敢說話的人都越來越少。都不考慮其它方面，包括聽很多中國老百姓的觀點，很多中國人都認為現在的生活已經比以前好得不得了，我們都希望中國能繼續與其它國家發展下去，歡迎西方國家能到這裡來投資。
所以，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評價跟89年時的評價是完全不一樣的，我看最後敢批評、敢反對共產黨的國家就是美國。例如美國敢批評中國給伊朗賣武器，法國政府不願意公開說，不光是法國，歐洲政府他們都不願意公開說，這個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因為連二句真話都不說了。而做為一個法國人，我感到很難過，過去我認為法國是人權主義的，我可以提的。
對於人權等等可以多做一點貢獻，現在有很多法國人有一種說法：說我們是在教育中國人。這是很奇怪的說法，我們不是在教育任何人，我們是在幫忙和我們同樣的人類，如果你再受共產獨裁製度的鎮壓，你自己必須有朋友幫助你。所以我認為今天的這個人權問題是很迫切的。」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天下縱橫》節目錄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