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想瞭解二姑的故事。在和二姑的交談中，我努力把話題引導到這上來，我知道這對二姑來說是殘酷的。她又想起了那些痛不欲生的日子，二姑對我說，一提起心就痛啊。
因為家裡窮養不起，二姑6歲上就找了鄰村的家境很一般的一個人家做童養媳。二姑的男人是個獨子，可是還沒等到圓房，去當八路軍的他就在抗日戰爭中犧牲了。
二姑成年以後，招了本村的一個青年入贅，組成了這個家庭。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這個家庭空前的劫難開始了，二姑一家遭到了村黨支部書記瘋狂的報復和陷害。
後來這個二姑父是個中農家庭，他父親早年參加革命，在八路軍裡是個聯絡員，負責八路軍的糧食和物資供給。1940年的時候，八路軍在他們的村子裡的一些人家裡存放了糧食。就是這個後來的黨支部書記的家裡也存放了一部分。
那時的八路軍只是打一些零星的游擊戰。日本軍隊豢養了一些地方漢奸武裝，當地人稱作頑軍，也叫團兒，用他們來對付八路軍的騷擾。有一天一群頑軍進了村子搜捕八路軍，前後也就是兩個時辰的功夫，沒有找到八路軍後就撤走了。
事後，這個後來的黨支部書記家裡的八路軍的糧食不見了，他說都被頑軍搶走了，並向主管糧食的二姑父的父親報告了這件事。事情出現了總要核實一下，結果村民們都說頑軍並沒有搶糧食走。經過審問，那個黨支部書記不得不把藏起來的糧食交出來。八路軍要處死他，幸虧還是二姑父的父親說情，保住了一條命。他不但不知報恩，反而從此對二姑父的父親懷恨在心。
文化大革命中，這個心術不正的人此時搖身一變，成了村裡的黨支部書記。正應了那句話，小人得志便猖狂。報復的機會終於來了。
第一步就是他寫黑材料，採用欺騙的手法讓幾個不識字的老貧農按手印，說是給二姑父家扛過活。
等到多少年後縣裡來人澄清時，問到那幾個老貧農，他們說黨支部書記只是問我們扛過活沒有，並沒有問給誰扛活，因為不識字書記一說就把手印按了。這是後話。
如此一來就把二姑父家的中農成份變成了富農。階級的性質變了，中農是團結的對象，而富農是應該打倒的階級敵人，屬於地富反壞右的黑五類了。那時對於黑五類怎麼整都不過分。
二姑父家族的男人一個個都是剛強鐵漢，一概否認書記的無理指控。二姑的公爹和兩個叔公爹都被吊在房樑上用豬毛繩抽打，他們都多次被打昏過去，昏死過去後就用涼水澆。到最後誰也都不承認是富農。但是對於那個殘忍的共產黨書記，承認與不承認並不妨礙瘋狂的報復。
二姑是外來人，貧農出身又是烈屬又是黨員，但即使這樣也不放過。他們把二姑隔離起來，讓她與家庭劃分界限，後又逼她離婚。二姑不從，他們就採用不讓睡覺的辦法，用他們的說法叫熬鷹，折磨二姑。
即使是這樣的殘酷的毆打和折磨，這個黨支部書記仍然不解氣，更惡毒的陰謀又出籠了。
大隊部前面有一個意見箱，那天黨支部書記不早不晚打開一看，發現了一個反動標語，是一張撕下的毛澤東像，上面寫著：打倒毛主席，毛主席是個大王八頭。
這個反標的罪名黨支部書記馬上就給二姑父的弟弟（按當地的稱呼二姑叫小叔）安上了。這個罪更重了，現行反革命。
提起這個反標，後來大多數人都心知肚明是黨支部書記的陷害。有人回憶說，書記的妻子一連幾天在意見箱不遠的對面衲鞋底，出現反標以後就看不見她了。可是那個時候誰也不敢說。
小叔給用繩子捆起來，打得已經站不起來了，但到什麼時候也堅決不承認。
二姑這時還在被隔離著，熬鷹到了半個多月了，實在堅持不住了，神志變得恍恍惚惚，已經不能正常的思維了。問離婚不離婚？她就答離婚。問反標是不是小叔寫的？她就答是小叔寫的。在這種情況下，二姑被放了出來。實際上反標是出在二姑被隔離期間，她是不知道的.
就因為二姑的「證詞」，更加重了對小叔的酷刑，把他長時間吊起來，豬毛繩蘸涼水幾次把他打昏過去，就差最後沒被打死。
二姑被放出來後，思維逐步恢復了正常，當二姑知道小叔因為她的「證詞」所受到的酷刑，二姑又掉進了自責的深淵，就像犯了罪一樣，以後有什麼臉面去面對小叔啊。心裏的這個大疙瘩解不開了，她跑到了山上，放聲哭嚎。嫂子對不起你呀┄┄聲嘶力竭的叫喊和嗚咽的哭嚎聲伴著呼嘯的山風在山谷裡迴盪。她的精神都快要崩潰了。
為了贖罪，二姑自殺過兩次。有一次用刀子把肚皮豁開，後被搶救過來。從此肚皮上留下了三大塊傷疤。
為了討回公道，二姑父上北京去上訪。後來上面責成縣裡處理此事，錯劃的富農成份被糾正過來，而反標事件也是查無實據，不了了之。總算還了這個家庭一個清白。而對黨支部書記的誣陷則按當時的群眾運動對待而沒有被追究。
後來二姑並沒有離婚，小叔也成家了。為了補償過去的歉疚，二姑對小叔一家格外的照顧。
如今，二姑一家又過上了平靜的生活。二姑和小叔家聯合承包了一片山場，幾年下來，果樹的收入也很可觀。兩個家庭過著普通老百姓的日子，過去的一切好像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在和二姑的電話交談中，她那悲痛欲絕的訴說深深的感染了我，彷彿又見到了二姑慈祥的面容，我感受到了她對晚輩誠摯的憐愛。在她心靈的深處，深藏著怎樣的剜心刻骨的往事啊。
二姑講完了她的故事，嘆了一口氣說，忘？能忘嗎？這麼多年過去了，小叔現在仍然清楚的記得當時的每一個細節。當偶爾提起時，多麼剛烈的小叔總是怒目圓睜但又是無可奈何。共產黨不就是這樣嗎？誰掌權誰就可以胡作非為，想整誰就整誰。最後二姑又很無奈的說：這樣的事多了，記住又能咋樣呢？
我感覺的到，更細節的東西二姑不便對我這個晚輩人談起，那是二姑更深的痛。是啊，在共產黨的淫威下，人哪有什麼尊嚴啊。我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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