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自中國大陸北京，如今已經60多歲的年紀，在大陸親身經歷了由中共發動的從土改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由於中共的迫害，家族的血淚史對家庭成員來說都是一幕幕刻骨銘心的家庭悲劇，這見證了共產黨的血腥殺人歷史。
正如「九評共產黨」中說的：「中共建政五十五年的歷史是用鮮血和謊言寫就的歷史，而那些鮮血背後的故事不但慘絕人寰，而且鮮為人知。」」
爺爺被共產黨土匪綁票、撕票
20世紀30年代末我出生在一個大家族，家鄉位於北京東部二三百里的遵化市的一個村莊。祖輩靠勞動和節儉，積攢了財產和土地，土地多了自家種不過來就叫無土地的農民去種，所以都互相和睦相處。
40 年代，我們家鄉所處的是共產黨八路軍和國民黨的拉鋸地區，所以遭受共產黨的迫害就相當嚴重。據家人講，土改前夕的一天，夜深人靜，全家都熟睡。忽然來了幾個歹徒砸開門闖入家中，將熟睡的爺爺強行從家中綁票。過兩天我家才找到爺爺屍首，發現他被殘害致死，身上還有傷痕。這樣滅頂之災的降臨，給好端端的家庭製造了不可挽回的人間悲劇，給家族造成了致命的打擊和破壞。
事後瞭解，這是一起土匪綁架致死案件，而造成這起案件的是共產黨八路軍土匪。他們編造莫須有的罪名，誣陷我爺爺是惡霸地主。這證實了共產黨靠流氓無賴殺人起家，採用黑社會綁票的惡毒手段，血腥殺害無辜，達到消滅地主，製造恐怖的目的。
「土改」成了被掠奪、鬥爭和消滅的對象
1947 年，家鄉「土地改革」開始，當時家中除父親在北京工作外，只留下婦女和兒童了。「九評共產黨」中說：「通過土改和鎮反搶劫大量錢財；通過對地主富農的殘酷鎮壓達到震攝百姓的效果。」共產黨派土改工作組進村，宣布「耕者有其田」的口號，鼓動無田農民鬥爭有田農民，鼓勵放縱人性中自私自利、不勞而獲、為所欲為，不講道德，宣揚強盜哲學，同時還提出了「消滅地主階級」的口號，由工作組劃分階級成分。
我們家被劃分為地主成分，因此就成了被掠奪、鬥爭和消滅的對象。一夜間，如同禍從天降，腥風血雨的災難降臨，家被沒收全部土地、房屋和財產。瞬間，全家變得一貧如洗，全家三代人被趕到一間破茅草屋，靠討飯過日子，不過也有好心農民送些糧食接濟。
家人精神上遭到非人的凌辱，生活非常淒慘。更甚者，共產黨把我家大人全關押在一所學校裡，在那裡私設公堂，隨便打罵，連婦女老人都不放過。我年邁的奶奶被放出來時，是被人抬回家的。
據老人講，在裡面不讓睡覺，連打帶罵，甚至還吊起來打，殘無人道。家裡大人都被關押著，無人照顧癱瘓的老人，家中無吃、無喝，更談不上醫治了。老人在劇痛中常發出淒慘的呻吟聲，年幼的孩子們只能含著眼淚，眼巴巴的看著老人家在痛苦折磨中死去。家中被關押的大人所遭的罪就可想而知了，全家就在這飢寒交迫的困境中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
父親又被殺 母親含冤去世
1949年，北京剛解放，全家逃出苦海，投奔在北京人民銀行工作的父親。可是好景不長，50年代中共又發動了「鎮反運動」。「九評共產黨」中講：「依靠土匪和流氓無產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搶』，搶了人家的東西，又怕人家記恨，索性斬草除根」。「九評共產黨」還講：「既然是為了製造恐怖而殺人，那麼殺誰也就毫無理性可循」，「至於說殺的人是不是罪當至死，則完全不是中共要考慮的問題」。
其實父親自幼就在北京求學，後來在國民黨的中央銀行任職，靠的是勞動求生。殺人成癮的共產黨卻又以莫須有的「歷史反革命」罪名，強加到我父親的頭上，把他押回原籍後處死。
禍又從天降，又使一個剛剛整合好的家庭再次陷入家破人亡的困境中。頃刻間，我們淪為共產黨黑暗統治下的「反革命家屬」。母親承受不了這人間巨難，後得不治之症含冤去世。
孩子們在這天降的巨難中掙紮著，我們求學、升學、畢業分配等諸多方面，每走一步是何等的艱難，這是可想而知的。
自己被迫害 有家不能回
而這些都莫過於對我信仰法輪功的嚴酷迫害，自從中共99年7.20共產黨迫害法輪功以後，手段更加瘋狂，它施行了「精神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的滅絕政策。
我和我夫人堅持信仰法輪功，從而遭到共產黨迫害：工資被停發，居所被監控，電話被監聽，行動被跟蹤，信件被搜查，居所被撬被砸，我們還被非法綁架和拘押，甚至被迫害得流離失所到海外，有家不能回。
我家庭三代人受到共產黨迫害的血淚史，揭露了共產黨的流氓本性和邪惡本質，見證了共產黨一貫殺人的歷史。當人們都認識到共產黨的流氓本性，並且不為其假象所矇蔽的時候，也就是終結中共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