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日民眾的口號，是反對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事件的導火索，則是因為，不久前，中國官方媒體報導：日本編纂「新歷史教科書」，為侵略戰爭辯護，而該教科書得到了包括「朝日啤酒」在內的多家日本大企業贊助。於是，部分中國民眾開始拒買拒售「朝日啤酒」，進而抵制所有日貨。
然而，反日風潮的蔓延，引起中南海的不安。生怕這一風潮最終會演變成針對政府的抗議活動。隨著清明節的臨近，當局更擔心群眾集會可能演變成悼念趙紫陽或紀念 「六四」民主英烈的反政府示威，因而決意封殺。新華網和新浪網先後撤下了反對日本「入常」的簽名欄目。在一些地方，反日群眾受到公安、國安的驅逐，帶頭人遭到監視或警告。在浙江，甚至發生公安人員公然圍毆反日示威者的「離奇」場面。
遭到毆打的示威者，表示「不解和不滿」，足以證明他們的天真。事實上，中共當局從來就不反日，更不抗日。所謂「愛國主義」，不過是唱給老百姓聽的高調，借「民族主義」的情緒，來實現政權的「穩定」，將民眾的 「愛國」情緒誘入「愛黨 」歧途。遠者，有上世紀前半葉，中共奉行「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毛澤東語），借日本侵華之機，削弱和顛覆國民政府；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毛澤東竟婉拒日方道歉，反而稱謝道：沒有你們的到來（入侵），就沒有我們（中共執政）的今天。近者，北京在釣魚島、東海大陸架等主權問題上，一味妥協、退讓，致使日方得寸進尺，最終實現對釣魚島等領域的「實際佔有」和「 有效控制」。
在日本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一議題上，韓國政府明確表態反對，並遊說二十多個國家，聯合抵制。身為安理會常任理事的中國政府，卻保持沉默。圍繞韓日對獨島的主權爭端，韓國甚至在獨島周圍展開大規模軍事演習，向日方示威。相比之下，面對中日釣魚島之爭，中國政府從未派出一兵一艦為中方保釣團體護航，竟聽任日本「海上保安廳」任意驅逐和逮捕中方保釣人士。更有甚者，臺灣、香港、和海外，均有中國人組成的「保釣會」，並公開活動，而在中國大陸，保釣人士卻面對百般刁難、壓制、和監控，成為當局眼中的「異議份子」，動輒遭公安警告和流放。
至於近期發生在中國民間的反日風潮，中國政府既是事件的始作俑者，又是事件的鎮壓者。其首鼠兩端，足以表明，它處處將其既得利益置於國家和民族利益之上。就在抵制日貨的民間聲浪中，中國政府竟悄然而隆重接待了由日本前首相橋本龍太郎率領的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訪華團，該訪華團包括來自日本三菱重工、三菱銀行、日本航空、全日空運輸、三井物產、日立製作等大型企業共60多名代表 。其中，三菱重工，恰恰就是日本「新教科書」的主要資助者。與此同時，日本國內正爆發要求「與中國斷交」的大規模示威，中國政府竟然對中國民眾封鎖消息。
實際上，中日兩國關係現狀，是政治冷，經濟熱；從政府層面而言，則是表面冷，內心熱。中國政府心下很清楚，抵制日貨，從經濟角度而言，兩敗俱傷，固然可以損害日本經濟，倒過來，也損害中國經濟。而中國經濟狀況之好壞，乃是關係到中共統治能否維繫的不二指標。
在全球化的世界經濟中，中日經濟，實際存在極大的互補性。當今日本，是中國在亞洲的最大貿易夥伴，全球而言，則排名第三，僅次於歐盟與美國。同時，日本一直是中國最大的進口國，尤其是最大的技術與裝備供應國，在美國和歐盟繼續維持對中共技術輸入限制和武器禁售的情況下，日本的技術和裝備，對中共而言，成了救命稻草，不可多得。而長達近三十年的低息或無息日元貸款，更成了中共政權得以存活至今的主要食糧之一。
所以，在所謂「抵制日貨」的風潮中，有心愛國的民眾感情是真，唱「愛國主義高調」的政府行為是假；獨立反日的民眾是真，隨著政府指揮棒起舞的人士（所謂「 憤青」）是假。正如「北大反美姑娘最終嫁給了美國人」的鬧劇一樣，某些「反日派」，恐怕正是乘機起鬨的「哈日族」。
（首發4/5/05 自由亞洲電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