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體現了張藝謀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的基本態度，也昭示了他無論如何也要「政治正確」的人生選擇。正如一位署名「東郭先生與狼共舞」的網友在《請理解暴君》一文中所評論的那樣：「我一直認為張藝謀電影中有一種深沉的奴性，它來自於中國農民普遍的戀土情結。擁有這種情結，使張藝謀不自覺地以土地和土地的主宰者的立場來理解天下。《英雄》最大的失敗就在這裡：『笑傲江湖』的夢，『滄海一聲笑』的寄託，『壯士一去不復返』的激勵，統統在這裡化為烏有，只剩下一片虛偽矯飾毫無性情的順臣奴像，還偏偏做出一副英烈的姿態，令人齒冷。」在張藝謀的心目中，「英雄」絕對不是「四大劍客」，而是「胸懷天下」的秦始皇。這儼然是「成王敗寇」的暴力歷史觀的翻版。
改寫歷史通常都是為現實服務的，在這個意義上，張藝謀與偉大領袖毛主席息息相通。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上公然稱讚秦始皇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說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有人說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大流氓毛澤東對秦始皇的肯定，目的是為自己的暴政尋找一種歷史「合法性」。而在中共「十六大」歌舞昇平的「大氣候」下，「三個代表」、「小康社會」和「政治文明」的謊言，遮蓋了十一億農民的呻吟和一億失業工人的哭泣。此時，《英雄》的出現，對心靈空虛的億萬小民來說，就是一劑製作精良的精神鴉片；而對「欲與天公試比高」的「今上」來說，則是一次能夠「龍顏大悅」的文化桑拿。
張藝謀通過這部史詩般的《英雄》，成功地完成了由一個「西部憤青」到「中宣部部長助理」的轉變。一位署名「一無所有」的網友在《粉飾美化暴君的<英雄>》一文中評論說：「這種『藝術』手法實在似曾相識，天下為暴君、苛政粉飾、辯護者，所通用的手法亦不過如此。在這種『藝術』的裝點之下，獨裁者和暴君都成了暫時不能為世人所廣為能理解的大智大慧之聖者，又都成了最能理解別人的人，還成了被『激憤的民意』所左右、所要挾的無辜受害者，所做的一切『違心』事，都不是出自於其本意。同時，乖戾沒有了，殘暴沒有了，苛政沒有了，『寧任天下人負我不讓我負天下人』的梟雄本性沒有了，『以百姓為芻狗』的『聖人不仁』沒有了。反正，天下最美的詞都能套到其身上，所幹下的所有壞事都可以找出無可奈何，不得已為之的原因。於是，接受了這些灌輸的人民，便會在瑟縮於其淫威之下，享受著其殘暴之時，仍會深深地為自己有這麼一位偉岸的君主而由衷地感激涕零，發自內心地謝主隆恩，山呼萬歲了。」因此，在我看來，《英雄》最應該獲得的並不是奧斯卡獎，而是中宣部的「五個一工程獎」－－略為遺憾的是，蘇聯帝國已灰飛煙滅，斯大林先生也壽終正寢，不然老謀子一定能夠獲得斯大林獎金之一等獎。他為專制和獨裁辯護的功勞和貢獻，豈是當年寫《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丁玲所能比擬的！
如果說侯孝賢是一位有良知的大藝術家，那麼張藝謀只能算是一個股票市場上絕頂聰明的掮客。我看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的時候，曾經數度落淚。當時，國民黨白色恐怖的餘威尚存，「二•二八」慘案依然是一個不能被言說的「禁區」，而侯孝賢本著藝術和歷史的良知，第一次大膽地在電影中集中表現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後來，侯孝賢說，他並不想批判什麼，他只想呈現真實。我想，這也許就是一個大藝術家的「底線倫理」。相比之下，張藝謀並沒有任何「確定性的人生體驗」，他不會堅持什麼，也不敢觸動什麼，而只是對金錢和權勢察言觀色。張藝謀輝煌的成功恰恰是今日中國文化「空洞化」、中國文化人「寵物化」的典型代表。我認為，第五代導演中最優秀的人物既不是張藝謀，也不是陳凱歌，而是名氣比他們小得多的田壯壯。田壯壯的《藍風箏》呈現了一個普通中國家庭在「文革」前後所承擔的種種生活的煎熬和折磨，也像《悲情城市》一樣讓我感動得淚流滿面。
也有人說，《英雄》是一部純粹的商業片，只要好看就行了，不必對其做如此深入的「文化分析」。但是，我想反問的是：《角鬥士》難道不是商業片嗎？《角鬥士》中張揚的是個體尊嚴的至高無上，擁有龐大帝國的暴君在這樣一個堅韌的鬥士面前，顯得那樣的卑瑣和可憐。《勇敢的心》難道不是商業片嗎？《勇敢的心》中主人翁在被五馬分屍前一刻，那響徹雲霄的呼喊是什麼？是「自由！自由！自由！」《泰坦尼克號》難道不是商業片嗎？《泰坦尼克號》中音樂家們衣冠楚楚地站在即將沉沒的甲板上，全神貫注地演奏《更加與主接近》，讓觀眾感受到的是藝術對死亡的勝利、光明對黑暗的勝利，以及上帝對人類永恆之愛。商業片為什麼不能宣揚崇高而善美的人性呢？商業片為什麼非得充當權力的幫閑、幫忙和幫凶呢？
「六•四」慘案之後，像領導「天安門母親」運動的丁子霖女士那樣百折不回的知識份子少之又少。相反，在金錢的「軟招安」和權力的「硬威逼」之下，大多數文化精英自覺或不自覺地走向了「寵物化」。
曾經被寄予厚望的「海歸派」們，除了拚命往仕途上擠和在商場中撈錢以外，並不在意中國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公義不公義。其中代表人物之一，現任北大黨委書記的閔維方，在「十六大」上榮升「中央候補委員」。此人留學美國多年，曾經獲得普林斯頓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然而，在回答記者關於「六•四」屠殺的問題時，他撇開千百計的人命而振振有詞地回答說：「這是對黨的一次考驗。」閔維方可恥的表現再次證明：北大的自由主義和啟蒙主義的傳統已經淪喪了，北大早已成為黨化教育、奴化的犧牲品。
另外一名同樣榮升「中央候補委員」的女作家鐵凝，則因此成為作家之中擁有最顯赫的「黨內地位」的人物。近年來，鐵凝先後擔任了河北省作協主席和中國作協副主席等要職，此次更是飛黃騰達。「十六大」之後，她立即在報刊上發表學習「三個代表」的長文，宣誓效忠。
聯繫作為「十六大」代表之一、在會上發言強烈要求江澤民留任的「帝王小說」作家二月河來，「寵物」們向「主人」撒嬌、獻媚，確實需要爭先恐後。「寵物」眾多而「主人」只有一個。因此，無論是在「文代會」上聲嘶力竭地呼喊「江核心」的王蒙，還是自告奮勇地充當為「十六大」獻禮的大型電視專題片主持人的余秋雨；無論是以「法律資源本土化」之說為中共的惡法酷刑遮羞、從而成為北大法學院院長的朱蘇力，還是專門研究「不要良心的經濟學」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在如何才能討得主人的歡心的問題上，他們全都絞盡腦汁、無所不用其極。不久前，就連有「四小花旦」之稱的四個最當紅的女演員－－章子怡、趙薇、周迅、徐靜蕾，也都紛紛表示要求「入黨」，並且對記者表示：「雖然離黨員的要求還很遠，但我們一直在努力」、「入黨是我們一生中最大的願望」。中國現實生活的戲劇化，超過了任何一個戲劇家的想像；從學術、教育界到娛樂界各類文化精英整體性的墮落，也超過了任何一個時代和任何一個國度。
這是一個謊言氾濫的國度，而文化精英們在帶頭興高采烈地說謊。對於這樣一種狀況，哈維爾早已有過精彩的描述：「在這個制度下，生活中滲透了虛偽的謊言；官僚統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的名義下被奴役；把徹底使人渺小說成人的完全解放；剝奪人的知情權叫做政令公開；弄權操縱叫做群眾參政；無法無天叫做遵紀守法；壓制文化叫做百花齊放；沒有言論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鬧劇式的選舉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因為該政權成了自己謊言的俘虜，所以它必須對一切作偽。它偽造過去，偽造現在，偽造將來。它偽造統計數據。它假裝沒有無所不在、不受制約的警察機構。它假裝尊重人權，假裝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裝什麼都不怕，假裝從不作假。」作為這場戲劇的主演的中共，需要文化人來當配角和幫腔。這場大戲演得轟轟烈烈。然而，謊言不可能永遠佔據真話的位置，「寵物」也不可能在某一天突然「脫胎換骨」而擁有人的尊嚴。
我堅信，那些喪失了最基本的恥辱感的「文化名人」們，不僅將遭到逐漸恢復正常的判斷力的公民們的唾棄，也將在未來民主和自由的中國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