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何不同？我們又該如何閱讀外國人所寫的有關「我們」的故事？
部分外國作家筆下的中國人
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克洛代爾可算是現代法國文壇上介紹中國文化的第一人。在他之前，法國人所知的中國幾乎全都來自傳教士的書，而從克洛代爾之後，才有典型意義上的文人作家以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形式反映他們對中華文化的所觸所感。可以說，正是從克洛代爾開始，中國文化進入了法國文學中。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世界文學》主編余中先說，法國有相當多的作家來過中國，克洛代爾、塞加朗等等，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感興趣，會對中國古代人民的生活方式重新解讀。但是他們以高人一等的西方文人的角度看待中國；也有一些作家關注現當代中國發生的事，實際上大多數是把中國作為西方人故事的一種背景，關注、寫作中國題材的小說只是作為消遣，他們認為他們的文化是中心的，我們是邊緣的。
最近也有一些作家寫關於中國的生活，如女作家阿梅麗．諾冬的《愛情與破壞》寫的就是她離開日本後在北京度過的兩三年。尤瑟那爾也寫過《王佛求道記》。但他們體現的是她所理解的中國，不是真正想反映中國人的生活。最極端的例子就是法國當代著名作家和社會活動家安德烈．馬爾羅《人類的命運》（或《人類的狀況》）。這部作品以中國的國共衝突為題材，好像他親身經歷了中國內戰並在其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法國人長期以來對此深信不疑，而馬爾羅此前根本就沒到過中國，他也無意作出澄清，如果把這類作品作為歷史來讀是荒謬的。
熱衷講中國故事的日本作家也很多。日本的芥川龍之介、橫光利一、井上靖等，都樂意從中國古典文化中擷取素材。辻井橋的《桃幻記》由《李陵之墓》、《世事無常》、《發現者》、《桃幻記》等8個短篇小說組成，全部以新中國成立以來為時間背景，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為描寫對象。中科院外文所研究員許金龍，早在15年前曾編輯過辻井橋的作品。他認為相對於幾年前的作品，辻井橋的寫作技巧有了明顯的提高，他所關注的內容也發生了變化，跨越了中國和日本的界線。我們可以感受到辻井橋是抱有善意地來寫這部作品，希望日本人從另外的角度瞭解中國的情況。
中國的存在讓任何人無法忽視，包括文學在內。漢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母文化。日本文化一直汲取母文化營養，逐漸形成獨特的形態。沒有漢文化，就不可能有日本文化。大江健三郎曾經說過，他的血統裡流著中國文學的血液。如果沒有白居易的《長恨歌》，就不可能產生《源氏物語》；如果沒有魯迅、郁達夫的存在，就沒有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江健三郎的存在。《桃花源》影響了一代代的日本文人。但是1990年，日本一位企業家辻原登曾經寫過一部變形了的《桃花源記》，獲得日本的「芥川獎」。有評論說只從他的小說中看出商社職員的尖刻和淺薄，看不出善意和文學性。這部作品的獲獎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代表了一些人的看法。15年後，辻井橋以肯定的態度來描寫中國，他截取文革中某個斷面，通過主人翁命運把歷史進程折射出來，並對中國現在和將來的發展寄予了一種期望的模式，這說明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已經發生了變化。
華裔作家和外國作家筆下的華人
中國作家在國外用外語寫作並產生較大影響的不在少數，如以《巴爾扎克與小裁縫》名聲大振的戴思傑，法國歷史上首位當選法蘭西文學院院士的華裔作家程抱一，他們的寫作也是中國題材。但華裔作家趙健秀髮現，一些華裔作家的作品會對中國文化產生不好的印象。湯亭亭的《女勇士》，該書獲得該年度非小說類美國國家圖書評論界獎，湯亭亭因此殺入美國文學「主流」。但 「並非所有的華裔美國讀者對《女勇士》都很稱頌。有人對書比較失望，因為它只不過是一部個人傳記，曲解了中國文化。湯亭亭未能真實、公正地反映中國文化的精髓和要旨。」但恰恰這樣的作品反而在國外得到文化上的認同。
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長陸建德認為，國外有很多華裔作家講自己的移民經歷，寫中國題材給外國讀者看，是要做一些妥協的，以《等待》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哈金是這樣，以《紅英之死》獲得第23屆世界推理小說大獎的裘小龍也是這樣，他們在主題創作方面會考慮國外市場。
陶潔在《美國作家筆下的華人》中指出，如果一位美國作家出自對華人的同情描寫華人，即便塑造得不夠完美，我們似乎不應該過多地指責和批評，因為這樣的人畢竟為數不多。我們對待美國作家和華裔作家似乎應該用同樣的標準。
翻譯在外國作這外國作家寫中國題材的作品，再由我們自己翻譯，相對有一定的優勢。但前提是譯者本身要有足夠的學識。學者、書評家止庵認為，一些日本作家如古崎潤一郎、三島由紀夫，他們寫中國古代的事情，我們很難設想最理想的狀態來通過翻譯再現原來的文體。如果寫當代中國，更應該用很好的中國當代的語言來翻譯。但目前很多作品中存在最大的問題是，很多名詞譯者不太知道，使讀者看小說時在某些地方構成閱讀障礙，產生一種隔絕感，進而對小說內容有所質疑。名詞對譯是最簡單的，出錯也是最容易被發現的，難的是作者的原意準確地表達出來。「信達雅」－－－我們的要求不高，首先必須得信，起碼是達，雅是求之不得，翻譯本身是解決困難而不應是製造困難。
文化差異與閱讀價值
陸建德說：「外國作家很少以中國為題材寫作，即使寫，也不是將中國人作為主角。現在這樣的作品出現了，我們有時候看著不像，沒關係，他們至少提供了比較的眼光，哪怕把中國人寫得醜陋，我們閱讀時也不應帶著強烈的民族情緒。我們有時帶有自卑情結，這樣的人到了大庭廣眾下希望得到認同。但是外國人寫中國，肯定會有差異。我們應該比較坦然地看待這個問題。在 19世紀末，張子洞曾提出，中國需要瞭解外國怎樣看中國。在中國有些東西我們習以為常了，就會變得麻木、不以為然，我們需要另類的、第三者的眼光去看，這樣可能會受到啟發，發現更多的問題。我們應該有所警醒。我們讀任何書，要考慮到這書是給誰寫的，讀者的定位是怎樣的誰寫的，表述方式不同，隱含的價值觀念的信息也不同。外國人寫中國題材，也許會涉及一些沈重的話題，我們不應迴避，而應該設法改變。」
余中先指出，外國和中國的文化價值的距離、意識形態背景的距離以及所在文化立場是中心還是邊緣，種種因素都會令中國人在感情上不太容易接受外國人寫中國題材的作品。我們的判斷是：你不瞭解我們。畢竟我們認識自己的東西是比較深刻的。外國作家很難用他們的語言寫中國人的東西，他是不熟悉這些生活的，因此無法真正把握。「外來的和尚會唸經」 在這裡不適用。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分析，外國人寫中國題材，是否能從中看到我們自己的作品中體現不出的盲點？
評論家李敬澤將《桃幻記》界定為執意探索中國人在「文革」後的靈魂狀況的作品。李敬澤認為：作為日本作家，「辻井橋對我們靈魂的想像與我們靈魂的實情存在相當偏差，但正是由於這種偏差，一個中國人有了讀《桃幻記》的理由。」作家鐵凝在評價《桃幻記》時強調說：「辻井橋先生筆下的中國故事和中國作家的故事可能永遠存在著差異，但是作品的價值也就在於這種差異。」
但是中國作家極少有關注外國題材的，他們大多仍侷限在外國背景下的移民生活，更多地關注文本。許金龍認為，中國作家很少長期有效與外國一流作家進行交流，這種缺失影響了他們把中國優秀文化帶到外國去，也是中國作家少有創作外國題材的小說的原因之一。這種情形在以後也許有所好轉。中國作家是一流的作家，余華、莫言等在全世界的影響非常大，中國文學後勁非常足，中國正在經歷一個大的歷史變革時期，該是產生偉大作家的時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