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之前，備受各國欺凌的滿清政府，放開了義和團「扶清滅洋」的民意泄洪孔，以百姓對各帝國在中國各式團體和個人的非法攻擊，為政權撐起腰桿。長期壓制下的社會民意，如同破堤之水，衝破了泄洪管道，順著轟轟烈烈「義和團運動」的決口，洶湧而出，一時之間，社會無序，政權真空。
直至萬里之外常年相互為敵的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再次蒙辱的滿清政權，掉轉刀頭，砍向了曾經併肩作戰的義和拳民，萬千人頭、萬千屍首填筑了大壩的決口，恢復了政權和秩序。
1989年，不期而遇、從天而降的新聞自由，打破了漸進開放的新聞秩序和社會平衡；長期壓制下的社會民意潮水，順著「反腐敗、反官倒」泄洪口，衝垮控制，而成決堤之勢。數千萬人參加的澎湃洶湧的「八九風波」，既灼紅了「天安門勇士」的雙眼和勇氣，也擦亮了政權的雙眼和屠刀。
一代義士，血濺北京；秩序恢復了、政權穩定了。「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平安」的目的，再有四年就達到了，然而，以後呢？
極端民族主義固然是非理性的訴求，但它在任何一個常態社會中，是一個客觀而真實的存在，因為它本身就是人類社會與生俱來的一個特徵。理性的社會，不會試圖消滅它或堵塞它，而是將其置於法治之下，依靠新聞和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形成平衡，以消弭其巨大的社會破壞性。
與其他任何社會情緒一樣，通過壓制其他訴求以單方面放大某一訴求「顛覆平衡」的做法，都會助長這一訴求對社會秩序的破壞可能；媒體控制下的專制社會尤需警惕這樣的做法，不管這一訴求對政權的利益大小。
中日之間百年來的歷史矛盾，與中俄、中美、中越、中朝甚至台海之間的矛盾一樣，都是客觀真實的歷史存在；相反，中日、中俄、中美、中越、中朝即或台海之間的歷史友誼，也都是客觀真實的歷史事實。媒體片面的局部的突顯中日矛盾，既是對由各種民族矛盾構成的民族主義的歪曲和漠視，也是對歷史上中國與其他民族友誼的忽略和否定，更是對社會大量存在的其他情緒訴求的不公平。
政權常常自滿的通過媒體控制，利用被單方面放大而失去平衡的民意，為自身謀利益，卻往往「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而處於反對派的政客，對這一極端化民意的利用，卻難逃「以百姓血肉為自己奠基的魔鬼」的指責。
二十年前，我是一個反日青年，但今天，我不會為這口沸騰的「反日油鍋」添加一滴油；因為，我期望，中國的進步，不能再以百姓的屍首為台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