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新加坡是一黨執政，目前94名國會議員中，只有兩名民選的反對黨議員，因此反對黨對執政黨不具備任何挑戰的能力。在政府的嚴密監控和威脅下，一般民眾不敢甚至害怕與反對黨接觸，更不敢公開支持反對黨。因此，反對黨在新加坡的威權制度下實際上變成一個給外界看的花瓶，一件偽裝民主的外衣。少數幾個敢於站出來挑戰政府權威，特別是敢於加入反對黨參加大選的鬥士，不是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公開講話，或一些無關痛痒的文章，就被輕易以「誹謗罪」等罪名控上法庭。新加坡的司法體系基本上聽命於政府，涉及到挑戰政府、政治領袖的案件，一般人幾乎沒有打贏的可能性。
被控的反對黨人士，在政府操控的司法制度下，敗訴實際上預先就可以斷定。然而，那些可憐的反對黨人士在明知道不可能打贏官司的前提下，還必須一次次出庭辯護，除了要支付昂貴的法律訴訟費用外，還要面對最後的巨額罰款。在冗長的法庭程序下，那些人多數傾家蕩產，有些人因無力支付罰款被打入窮級。被打入窮級的人就被剝奪了參選的資格，或名譽掃地。在90年代中的一次大選中，一個小有名氣的律師毅然加入新加坡反對黨之一的工人黨參選議員，但其在競選集會上的公開講話中被抓住辮子，被多名執政黨議員控上法庭。該名人士最後為逃避政治迫害，逃離新加坡，定居澳大利亞。其在新加坡的房產被強行拍賣以償付罰款。
在僅有的一、兩個反對黨選區內，當地居民能感受到生活在反對黨選區內壓力和制約。例如，在選區內的市政建設、教育、甚至交通等發展上均備感落後於其他執政黨選區，這是不聲不響的報復和壓制。原有幾個反對黨選區就是因為這些原因，被迫在大選中投票給執政黨候選人，從而使反對黨越來越無法立足。
新加坡原本是非常反共的，其幾個共產黨分子早就被關進監獄了，其人民很難去大陸探親或訪問。去過大陸的國人多會遭到內安局得的盤問。但從80年代後期，新加坡開始與中國交往，外交上越來越親共，現在基本上全面親共，討中共之所好，干中共喜歡之事。這就不難理解新加坡膽敢在中共壓力下，不顧臉面，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兩名為了讓遊客和警方瞭解真相的法輪功人士控上法庭，並處以重罰的惡劣手段。
新加坡的兩大傳媒集團，一個是報業控股，控制了當地主要的日報。另一個是新加坡電視機構，控制了絕大多數電視臺。兩大集團表面上是獨立運作，實際上受到政府的強力影響。在當地媒體上，很少能見到反對黨的聲音，報紙上反對黨人士的觀點總是放在最不顯眼和小得不能再小的版面上。也很少能看到或聽到對政府政策或執政黨領袖發表不滿或負面看法的報導。此外，新加坡媒體受中共影響也是非常大的，新加坡聯合早報據說是海外唯一一家可以進入中國大陸的親共報紙，連香港的親共報紙如星島、明報或臺灣已染上共產黨顏色世界日報也自嘆不如。在此情形下，早報自然必須把自己打造成海外人民日報的角色，在報導上全面親共。凡是中共不喜歡的消息基本不登，我在新加坡住了多年，很少看到揭露中共貪官、民憤、罷工、社會道德淪喪等消息。更看不到中共殘酷鎮壓民運人士、基督教和法輪功人士的報導。據我的一位朋友告訴我，他有一次和一個編輯見面，得知，中共大使館定期給早報供稿，有些必須得登，而且規定早報那些內容不得刊登，否則就被趕出大陸。一旦早報那天疏忽登了他們不喜歡的文章，大使館官員就暴跳如雷，又是威脅，又是利誘。就差直接拿出槍打了。
本不想寫這些，但實在看不過新加坡政府的卑鄙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