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河北省，一個中小城市的郊區有一位老人，據我所知這位老人無論在家鄉還是在他曾工作過的天津都有著良好的口碑，他是抗日時加入共產黨的，為了「革命」 撇下了家裡婆媳兩個小腳老太太和四個尚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不過十一歲，最小的還在懷裡抱著，由於是共黨家屬叫敵人逮去就沒命了，他們過著流離失所，隱姓埋名的生活，經常飢一頓飽一頓一直熬到解放。
土改時由於老人一直在外地工作，兒子也在外調唸書，家裡稀裡糊塗（壞人使壞）被劃成地主成分，其原因是老人沒參加過農業勞動，老人小時家境確實不錯，十幾歲參加「革命」.按國家成份的劃分年限，那時老人家早已是過著比貧農還貧農的生活，而且居無定所，（原因這期間經過綁票，分家，失竊替全村人拿村差等等）其實當時只要老人一句話就能把成分改過來，但是他沒有，他說什麼事最怕認真二字，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
就這樣，在大煉鋼鐵的年代，由於成分不好，被發配到西北鋼鐵公司，在那裡工作到1962年，此時正值國家困難時期，老人被廠方多次開會動員回鄉支農（說是動員老人，實際上就是強迫，還要自己說願意）給國家減輕負擔－因為他這種人的工資待遇相對一般工人都是比較高的，就在這一年被遣送回鄉，臨走時發給700塊錢，從這時起老人被共產黨一腳踢出門外，「革命幹部家屬光榮證」的所有待遇一掃而光。從此沒吃過一片公費醫療的藥，政府沒有過一聲問侯和安慰，一直到今天，老人成了一個切頭切尾的農民，而且是地主成分。
接下來就是四清，文化大革命，老人被當地政府認為是犯了錯誤才回鄉的（因為他們認為他這樣的人怎麼可能平白無故回去當農民），拉出去批鬥兒子們陪綁，全家只要在社會上做點工作的都有大字報個人專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那時老人就有兩個兒子已高中畢業了，由於不服被關進牛棚，不准送吃喝，老二本來就有肺病，加上這種刺激，從此躺在炕上再也沒有起來，老人由於長期壓抑和戰爭年月留下的傷痛，後來也得了半身不隨，不能下炕，就這樣炕頭躺兒子，炕尾躺老人，家裡是一貧如洗，不但如此，那時所有貧下中農應享受的待遇（如買紅白糖，鹼面等）老人家沒有，因為他們是地主成分，他的孫子、孫女們上學在學校任由老師同學罵「臭地主」而不敢抬頭，每次上街都繞著人走牆根，就這樣還經常被攔截。
大兒子外出務工幾次被用人單位看中，要留在外當工人，都被當地政府強行糾回，聲稱不聽就斷口糧。三兒子打了一輩子光棍，四兒子長年在窯廠脫土坯，得了胃病，經常痛得死去活來，有兩天起不來炕，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老人用一隻還有一些知覺的左手，由家人把著給當地民政部門寫了一封申請，要求百分之四十醫療救濟；重新審定成分，要兒子接替工作等等。
不久，申請打回來說，他是後來得的病，不予救濟，連一分錢都不給，其它的幾項也不予理睬，全部退回。後來老人被譴返回鄉時，廠方說如有困難可以向民政部門申請，他們會幫助解決的。到頭來都是假的，老人在徹底絕望之際，急得（用一隻手）把炕席都拆了，幾個月後得腦溢血身亡，與其二兒子僅相差八個月，父子前後命赴黃泉。
老人臨終前留下遺囑說：「千年的文字會說話，他的問題一定得到解決。」之後老人的後人先後到過民政局，冶金部，中南海，鋼鐵公司，並多次給其廠去信。在中南海出來一個不知什麼人說：「噯！冤死的多了，你們這還是好的呢？現在沒人管這事，回家吧。」
冶金部的人說：「河北沒政策，等有政策再說吧。」
鋼鐵公司說：「河北沒政策，國家功臣不是自己封的，是國家公認的，那時跑回去的多了」等等翻臉不認人，老人的後人千里迢迢來到西北那個鋼鐵公司，結果在門房被連推帶搡的打了一頓，轟了出來，聲稱再不走就弄死你。
老人的後人把告民政局的信，請人直接拿給民政局長看，局長說：「膽子不小，我想見識見識。」結果一見面，他曾和老人的兒子兒媳在一起工作過，是很熟的人，當時就答應給落實政策，但是他得了癌症，不久就死了，老人的事又成了無頭案。
他們也曾試著找過老人解放初在同一政府部門工作的下級，他們有的當了市裡的領導，有的當了省裡的領導都沒有回聲，有的還說，那時他們想見都見不著（指老人）。有些市裡的領導說，說你有理你就有理，說你沒理你就沒理，等政策吧！到時通知你們，一直到今天老人家裡也沒等到政策，老人的老伴九幾年才去世，也沒等到共產黨的一分錢。
我想要是那些省長、市長家裡灘上這種事恐怕早就有政策了，我個人認為不管有沒有政策，這樣對待一個老革命及其家人也未免太缺德了。什麼叫人民的公僕，你們那才是自己封的呢！嫌不嫌害臊！老百姓承認你嗎？我想老人的家人早已不知我是誰，因為時間太長了，知道這事的人也太多了，大家也只是背地裏說一說，共產黨沒良心，卸磨殺驢等等，我現在已離開了那個是非之地。所以把他寫下來，讓全世界人都知道，以慰老人的在天之靈。
李天意
2005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