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源頭，它總會引起中國人的痛楚：屈辱的時代由此開始。然而，這並非事情的全部。
鴉片，是罌粟的初級產品。而罌粟確實上帝賜予人類的一個大家族：它有28屬，250多種；主要生長在北半球幾乎整個溫帶和亞熱帶地區。而這個地方幾乎是全人類文明的發祥地。在瑞士發掘的公元前4000年新石器時代屋村遺址中，考古學家便發現了「鴉片罌粟」的種子和果實的遺蹟，並且屬於人工雜交種植的品種。到公元前3400年，如今伊拉克地盤的兩河流域，人們已經大面積地種植這種作物了，而且給它以「快樂植物(joy plant)」的美名。至少在公元前2160年，鴉片已經成為獸醫和婦科藥品。已經發掘的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鴉片」已經屬於高級品牌。延續到公元前300年，古希臘已經把鴉片作為普遍的飲料。在《聖經》與荷馬的《奧德賽》裡，鴉片被描述成為「忘憂藥」，上帝也使用它。至少在公元前兩世紀的古希臘名醫加侖(Galen)，就記錄了鴉片可以治療的疾病：頭痛、目眩、耳聾、癲癇、中風、弱視、支氣管炎、氣喘、咳嗽、咯血、腹痛、黃疸、脾硬化、腎結石、泌尿疾病、發燒、浮腫、麻風病、月經不調、憂鬱症、抗毒以及毒蟲叮咬等等疾病。
繁亢的列舉我們不再繼續，總之一句話：鴉片幾乎伴隨著人類的全部歷史。17世紀的英國醫生、臨床醫學的奠基人托馬斯.悉登漢姆 (Thomas.Sydenham)歌頌道：「我忍不住要大聲歌頌偉大的上帝，這個萬物的製造者，它給人類的苦惱帶來了舒適的鴉片，無論是從它能控制的疾病數量，還是從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來看，沒有一種藥物有鴉片那樣的價值。」「沒有鴉片，醫學將不過是個跛子」。這位醫學大師因此也獲得「鴉片哲人」的雅號。
我們的祖宗也早就熟悉鴉片。文字的記錄是貧乏的，但至少在公元前139年張張騫出使西域時，鴉片就傳到了中國。三國時名醫華佗就使用大麻和鴉片作為麻醉劑；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就有鴉片進口的記錄，唐代阿拉伯鴉片被稱為「阿芙蓉」；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開寶本草》中，鴉片定名為罌粟粟，這後一個「粟」當蒴果解。當成吉思汗的鐵騎踏遍歐亞大陸以後，鴉片也成為社會商品的一個重要種類，但那都只是入藥佳品。大約1600年代，荷蘭人通過臺灣把北美印第安人的菸斗連同菸葉傳入中國，中國開始有吸菸者。其廣泛程度令中國的統治者恐慌，崇幀皇帝下令禁菸。因為曾經有人把鴉片混入菸草吸食，始料不及的是，菸草被禁卻導致了吸食純鴉片的氾濫。直至18世紀中葉的清朝官員黃喻普才首次記錄了臺灣人吸食鴉片的具體過程。他斷言：除了殺掉吸食鴉片者，否則無法令其戒除惡習。
2.鴉片貿易在中國的興起
17世紀末，康熙皇帝恩准外國人在廣州經商，附加了八項嚴苛的限制條件。其中之一就是必須經戶部批准的「公行」方得以從事對外貿易，它成為官方特許的商行，於是就有了腐敗的門戶。廣東的地方官員和具有官家背景的人通過賄賂獲得特許，戶部官員則獲得賄賂。整個18世紀中外貿易在發展之中，英國人逐漸取代了葡萄牙人、荷蘭人成為中國對外貿易
的主角，貿易的範圍十分廣泛：茶葉、糖、蠶絲、瓷器、紙張、珍珠母、樟腦、肉桂、銅、明礬、金銀、絲製品、漆器、植物油、竹器、大黃等商品換回歐洲人帶來的棉花、羊毛及製品、鐵、鉛鋅、鑽石、辣椒、鐘錶、珊瑚、琥珀、魚翅、魚、米等商品，鴉片也躋身其中。
貿易的發展導致西方文化、宗教、道德觀念等意識形態也滲入中國，朝廷擔心這會嚴重衝擊中國的傳統文化，從而動搖朝廷的統治；民間也對於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宗教與文化產生牴觸，於是必須加以限制。迂腐的皇室認定西方貨物包含著誘惑，限制的措施一方面嚴格控制外國商人僅限邊遠的廣東；另一方面禁止以貨易貨的實施。於是官員們隨心所欲地認可允許進口的貨物，且規定出口必須換回金銀。由於中方市場有限，嚴重的出超使英國為主的商人難乎為繼，此外，以英國商人為主的外商，更垂涎三尺於中國內地廣闊的市場。
由於中國的茶葉同樣使英國人上癮，商人們必須用現銀購買茶葉導致巨額逆差，而內地市場嚴禁外商涉足，有限的貿易額不足以彌補這個逆差。為了彌補這種逆差的商人們很快發現，只有兩種商品官員們從不禁止進口：棉花和鴉片。棉花主要產出於埃及和印度，埃及的運輸成本導致無利可圖；即使印度的棉花也獲利菲薄；而產於印度的鴉片卻有暴利可圖，官員們特別需要它來發財。中國雖然已經盛產罌粟，但鴉片質量卻不是印度鴉片可以比擬的，何況國產鴉片遠不能滿足需求。
鴉片導致不良後果的證明在於：雍正皇帝1729年曾下令禁止鴉片貿易。處罰包括100軍棍、三個月戴枷囚禁、流放新疆直至處死。但對於吸食鴉片者免罰，也沒有限制鴉片進口的任何規定。對種植和生產鴉片的嚴處，無異於鼓勵鴉片進口貿易，僅禁令頒布當年，就合法進口鴉片200餘箱。到1767年增加到 1000箱，到1790年便達4000箱。不可思議的措施只能以朝廷的昏庸來解釋。而且另一個原因顯然是，進口鴉片要支付給朝廷執照稅，朝廷珍惜這筆收入。這個稅一直到1796年還在徵收。
一個苦澀的故事是，1793年英國首任外交公使馬戛爾尼(Ma Cartney)率七百餘人的龐大使團攜各種禮品抵達北京。使團的規模與禮品之豐厚表明瞭英王的重視程度。在英皇喬治三世給他的授權書裡，不僅有自主做出讓步決定的權力，而且還有必要時同意禁止東印度公司把鴉片輸往中國的英王允諾，以符合中國的鴉片禁令。英國特使謀求中國開放內地市場。但馬戛爾尼拒絕了必須對乾隆皇帝行跪拜禮的要求，於是被視一切外國均為夷、禮品必是貢品的清朝認定為大逆不道，清廷遂限期逐其出國門。
而他所贈送的大批先進的科學儀器和機器都被安裝於皇宮當做玩物，所提議的建立中英兩國外交與商業聯繫，亦未討論即被拒絕。英王促進英中正常貿易全面開展的企圖壽終正寢。非但如此，馬戛爾尼卻通過與滿清官員的接觸得出結論：「清王朝已經腐敗衰弱，不堪一擊。」稱之為「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他提議英王注意清王朝的垮臺，以便得到「比任何其他國家得到更多的好處。」1816年，英王又派阿美士德使團來華，以繼續馬戛爾尼未完成的使命。結果在跪拜禮問題上又僵持住了，這回清廷乾脆連對話也不考慮，直接把他們遣送出境。
進口鴉片導致國庫銀兩劇減，1799年嘉慶皇帝頒布了禁鴉片令，禁止進口、銷售鴉片和種植罌粟。這使原來就依靠種植和加工本國發財的清國皇室及官僚很傷腦筋。他們陽奉陰違，一方面隱秘地繼續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另一方面藉著禁止進口而加入走私，因為走私連稅也不必交。1800年，至少西南各省自產鴉片就超過進口。到1830年代，浙江、福建、廣東等省官僚與皇室都掩護罌粟種植與加工，產量大大增加。而進口鴉片被禁又使鴉片價格劇增，走私則使皇帝的禁菸令成為一張廢紙，朝廷原來收取的稅銀全部落入官員和買辦的腰包。他們與外國──主要是英國──鴉片商互相勾結，走私鴉片如入無人之境。
魏源追述：廣東水師巡船「每月受規銀三萬六千兩，放私入口」；水師副將韓肇慶專門護送走私，走私鴉片乾脆由水師包辦運輸，每萬箱抽數百箱報功，韓竟因此「保擢總兵，賞戴孔雀翎」。福建水師居然全靠協辦走私鴉片為業，甚至「夷船之鴉片一時不能進口，往往寄頓於炮臺附近」。浙江官軍也不甘落後，英國政府藍皮書稱：「在過去二十年中，中國高級官吏與政府人員，對於鴉片走私公開地默許，前任和現任巡撫都從中取利，聽說北京的軍機處也暗中允許。」「他們縱容煙販從外國船上取走鴉片，有時甚至將官船藉以轉運。」馬克思也在美國報紙上發表評論：「那些縱容鴉片走私、聚斂私財的官吏的貪污行為，都逐漸腐蝕著這個家長制的權力，腐蝕著這個廣大的國家機器的各部分間的唯一精神聯繫。」
由於清國官府與軍官的參與，走私鴉片的數量甚至比禁菸前的進口更甚。英商東印度公司壟斷了印度的鴉片，他們運至珠江口的伶仃島批發給中國有官府背景的走私商，1790年代每年進口約4000箱鴉片，禁菸令以後1810年代達4494箱；1821-1828年擴展到9708箱；1828-1835年增加到18835箱；1835-1839年竟高達30000箱以上。又例如英資怡和洋行的郭士立醫生(Dr. Karl Gutzlaff)每年賄賂欽州官員2萬美金，鴉片就得以長年累月平安登陸欽州港。走私導致鴉片輸入大增，乃至東印度公司急忙擴大印度的罌粟種植，增加鴉片產量，否則就供不應求。據統計，在鴉片戰爭前四十年裡，中國輸入鴉片達三億元以上。
3.英國對鴉片的爭論
英國的鴉片貿易也並非只針對中國，在當時的世界，鴉片貿易是合法而且正常的，但因中國市場需求導致貿易額巨大，1830年代，鴉片佔英國對華貿易總額的一半！唯利是圖的英國政府可以獲得大額收入。鴉片貿易在英國本土也屬於正常貿易，只是沒有吸食鴉片的市場。直至1868年英國才制定《毒品藥店法案》，這個法案只不過對英國本土的鴉片貿易給予
一般性限制而已，真正的禁止鴉片一直到1914年。英國甚至製造相當多鴉片產品，例如一種常見的兒童鴉片糖「巴拉高利」(Balagoli)，直到20世紀20年代還是使嬰兒安靜的家常藥物。而1885年美國才立法禁止美國本土的鴉片貿易，但禁令並不嚴密。一個典型的事例是，著名的可口可樂飲料直至 1903年尚含有微量可卡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