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回國講學，陳鴻珊教授告訴我所領導準備為病毒室建一個P－3級實驗室，更好地開展抗愛滋病中藥物研究，同時也作為我經常回所指導的基地；我則提議我在丹佛的試驗室可以為所裡培訓在P－3級實驗室內工作的實驗員。當我返回科州向 Schooley主任匯報後，他不僅一口贊成，而且願意提供資助，隨之雷厲風行地讓其秘書辦好一切相關文件，由醫學中心向3位被培訓者發出IAP－66申請表。中國醫藥生物技術研究所、醫科院和衛生部等對這個培訓計畫大力支持。3位技術人員中的第一個被培訓者去美國駐華大使館簽證前，我的確很擔心，一是最近申請簽證被拒簽的比例很高，二是她的英語口語不是很好。為了保險起見，我又電傳給她一封信，申明培訓期間我們可以用漢英雙語溝通。不幸的是我的擔心變成了現實，簽證處官員只是隨便翻翻材料，不做任何解釋，就拒絕了她的簽證申請，書面理由是移民傾向。當我將上述情況據實告訴Schooley博士時，他大惑不解，詫異之餘，正式給美國駐華大使館發了一個電傳，中心意思就是強調他只資助每一個受培訓者3個月期限，她(他)們回北京後將開始P－3實驗室技術操作，他本人不會資助受訓者在美國繼續停留。第二個被培訓人為得到簽證，作了精心週到的準備，包括自家房屋財產公證、院所證明信以及Schooley博士電傳的複印件。然而，好時機(正在美國獨立節之前)、好心情(自認為有確鑿的把握)同樣落個拒簽的結果。
當Schooley博士聽到第二個令人沮喪的結果時，隨口拋出一句「STUPID(愚蠢的)」，我心裏明白，簽證成功率與時下的政治氣候的冷暖密切相關。正在我無可奈何之際，Schooley博士提出找科州國會議員幫忙。他的建議一下將我的思緒拉到11年前。
1990年，我在哈佛醫學院作高訪學者，妻女要來波士頓探親，但兩次簽證申請均遭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拒絕。正在萬般無奈之際，正是Schooley博士為我另辟新徑，他拉著我找到了他的朋友約瑟夫．肯尼迪眾議員，也就是肯尼迪前總統的侄兒。聽我陳述後，肯尼迪議員提筆給當時的駐華大使李潔明發了一個電傳，並送我電傳複印件。當我妻攜此複印件第三次來到大使館時，一個移民官員面帶慍色地用中文說：「我們已收到肯尼迪議員的來函，沒想到你們走後門走到國會。法律是國會制定的，國會議員怎能帶頭破壞它……」妻聞言如冷水澆頭，正欲轉身離去之際，忽見那官員滿臉堆笑，非常友善地說道：「夫人，祝賀您拿到赴美簽證，願你和丈夫早日團聚，願你丈夫在哈佛工作順利。」
然而事過境遷，Schooley博士的法寶今天還靈嗎？儘管從理論上講，國會議員應為每一位納稅人仗義執言，何況求助者是一個名聞遐邇的教授。不過，我心中無底，其一，上回是妻兒探夫父，乃天經地義，為美國人最為推崇的家庭團聚，沒有理由不成全。其二，上次是著名的肯尼迪議員，而此次為科州普通議員，正如《紅樓夢》中所言「這鴨頭不似那丫頭，頭上沒有桂花油」，大使館未必買賬。更何況按照美國法律，駐外使領館有權自行其是，在簽證與否上可拒聽國內甚至頂頭上司國務院的指令，並且可無須陳述任何理由，如同中國一古話：「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若如此，Schooley博士的一番苦心將化作東流之水。
擔心歸擔心，事總歸要做下去，這不，與科州國會議員辦公室的電話已打過。不過，我更寄希望於即將到來的布希總統訪華，那時，中美關係會升溫，3個被培訓技術員的簽證會有很大可能性獲批准，因為，這畢竟是利於兩國合作交流的好事。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