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約翰保羅二世駕崩，新的教皇本尼迪克十六繼位。當世界向這位羽化登仙的世紀偉人告別時，各國主要政治人物，除了中國領導人以外，幾乎都前往梵蒂岡向他表示最後的敬意。不僅來自基督教世界，而且來自伊斯蘭世界，其中既有美國和伊朗的總統，也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總理。甚至古巴共產黨的官員也來為他的去世表示悼念。美國之音和 BBC，世界各地的大小報刊都紛紛報導教皇的身世和貢獻。最受稱道的，是他對共產主義陣營的反抗，對蘇聯東歐專制垮臺所發揮的作用，他在遭受槍手刺殺受傷後，仍然請求寬恕凶手，並與凶手兄弟相稱，還有他走訪猶太教教會，向猶太民族表示歉意，檢討當年法西斯殘害猶太人民的時候，天主教教會沒有關注猶太人民的悲慘遭遇。
但是對於中國知識份子來說，恐怕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最震撼人心的舉措，莫過於他為義大利天文學家伽利略公案的平反和道歉。因為作為梵蒂岡教會的最高領導人當然會反抗無神論的共產主義營壘，宣揚「愛你的鄰人」的傳道者，當然決不會認同共產黨人的階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實踐。主張 「寬容」甚至去「愛自己仇敵」的人，當然可能去跟行刺的青年稱兄道弟。以懺悔文化為主要特點的天主教會向猶太民族表示懺悔和歉意也不足為奇，是理所當然的懺悔。而為伽利略歷史公案宣布平反和表示道歉，卻牽涉到天主教教會的教義的詮釋，牽涉到《聖經》及其意識形態。伽利略案是四百年來基督教教會的重大思想禁區。然而，約翰保羅二世沒有因此退避三舍。他登基伊始，便責成手下組成專題小組，專門研究伽利略歷史公案的解決之道。1979年梵蒂岡舉辦紀念愛因斯坦誕辰一百週年，他就提出要為伽利略平反，而且公開承認，伽利略公案是「教會無法磨滅的污點」。 1992年十月三十一日約翰保羅二世正式向世界宣布，為伽利略歷史公案表示道歉。約翰保羅二世實際上順應了時代的要求，扮演了基督教文化與現代科學實現和解，重新攜手的角色。在哥白尼和伽利略生活的時代，教會的教條成為了近代科學發展的阻礙。宗教裁判的悲劇正是這種衝突的集中表現。此後科學不斷發展，不斷奪取宗教神學的世襲領地，恩格斯曾經志得意滿地在論述中嘲弄神學和教會。可是隨著時代的演進和科學的逐步走向極端，科學的侷限和弊端也逐步彰顯無遺。對於科學主義的痛定思痛，人類發現科學並非萬能，科學的濫用足以造成遺患無窮的災難。人們不得不承認，人類仍然需要包括宗教在內的傳統的人道價值觀。教會和科學都已經認識到自己的使命。教會不再強行佔領科學的地域，強作解人。科學也承認傳統的價值，接受道德的規範。從這個意義上說，教皇為伽利略公案的平反，剛好標誌了科學與教會重新攜手時代的開端。約翰保羅二世正是這位「聖之時者也」。
直觀的對比
在數十年無神論教育背景的中國大陸，反宗教小說《牛虻》曾經多年暢行不衰。梵蒂岡被妖魔化為一座反華反共的堡壘，教皇被描繪成反革命、反科學的意識形態敵酋。中國大陸的人民只知道梵蒂岡跟臺灣建交，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表彰三十年關押決不認罪的上海主教龔品梅等人，支持國內非官方的家庭教會，甚至膽敢冊封中國歷史上殉教的中外人物為聖人。中國大陸人民很少知道梵蒂岡是一座什麼樣的歐洲古典文化重鎮，不知道那裡有如何豐富的圖書館、博物館的文物和藝術館藏，不瞭解梵蒂岡本身就是一方遍地傑作的建築藝術展覽地，而教皇本人也是一位曠世罕見的語言奇才、博學多聞的教授和學者。正是這樣一個教會，居然並不堅持錯誤，敢於面對世界公開承認歷史上的不公正。這是何等的胸襟和氣度？中國人不由得不把約翰保羅二世跟中國黨政領導人加以對比。1957年反右鬥爭中的許多所謂右派言論，今天都一一被證實為真理和常識，至少五十多萬右派獲得「改正」而恢復名譽，可是仍有所謂的六名大右派不予「改正」，以維持黨中央關於「反右是必要的，僅僅是擴大化」而已的荒謬結論。全國三年的大飢荒造成了至少三千萬以上的人民非正常的死亡，中國的教科書從來都絕口不提這樣慘絕人寰的史實（中國官方指責日本教科書問題，其實日軍殺害的中國人比共產黨害死的人數還少得多）。文革的浩劫又造成多少人民的非正常死亡，製造了多少冤假錯案？中國黨政領導人除了作出個案的平反之外，何嘗面對世界面對中華民族作出過道歉？黨的歷史問題決議中沒有任何道歉之詞，黨的宣傳中只有「黨交了學費 」，「娘打了孩子不覺疼」之類的說教。
科學領域的對比
一般來說，自然科學的結論可以經過實驗，反覆驗證，比較容易獲得正確的解釋。政治主張和社會科學的結論，往往需要更長時間的實踐和選擇，不太容易短期內獲得正確的評價。所以社會、政治的爭議更加需要寬容和容忍。可是北大校長馬寅初的人口理論與毛澤東相左，就讓他去職反省，打入冷宮，結果「批倒了一個人，多生了幾億人」，貽誤了整個民族的建設戰略，黨從來沒有向人民為此道歉。其餘關於方針政策的爭議則更是釀成了中共黨史上數不清的血案，從富田火拼，到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從高崗饒, 漱石，到彭德懷，劉少奇，直到被軟禁至死的趙紫陽，還有林昭、顧准和張志新等知識份子，說明黨一貫不能容忍即使是內部的不同意見。更不必說，不給六四被殺害的學生市民平反，不給法輪功學員平反，六四只是一場和平的諫言運動，法輪功只是不同的信仰和修煉而已，血腥的鎮壓說明黨遠遠比梵蒂岡教會更不寬容，更加嗜血凶殘。當教皇奔走天下, 向所有教會和政治力量呼籲寬容與和解的時候, 中國黨政當局卻在搜捕網上自由寫作的作家, 並把和平修煉的法輪功逼上政治反抗的道路。
時代遠近的對比
再從歷史時代來比。《聖經》的產生大約要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甚至更早的神話時代。《聖經》中的許多論斷其實在當時是早期人類的科學，今天則被我們看作美麗的神話。它與科學研究的結論發生衝突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在現代科學尚還遠不昌明的十七世紀三十年代，拘泥於《聖經》的教條而對哥白尼、伽利略作出不公正的裁決，當然是錯誤的，違背人道的，但是從時代的侷限上看，又多少還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共產黨人自我標榜為「科學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從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問世至今，還區區不到兩百年。馬列主義的論斷跟社會現實已經發生了許多不可迴避的衝突，（例如社會主義腐敗衰亡，資本主義反而欣欣向榮），而且五十年代的北大右派學生譚天榮和七八十年代的科大教授方勵之都已發現恩格斯、列寧的一些自然科學論斷不周延，從而對馬克思主義的權威發生懷疑。馬列產生的時代如此晚近，又以「科學」相標榜，受到質疑是理所當然的。而在宗教裁判已經過去四百多年的科學昌明時代，中國還持續發生如此蠻橫的壓制不同意見，政治迫害的慘劇。共產黨人的政治懲罰，唯火刑之外，殺（頭）、關（押）、管（制）、勞改、革職、軟禁，都跟宗教裁判幾乎一樣嚴酷，而且更加株連親屬，至今還沒有完全廢止。
梵蒂岡與中國的關係
胡錦濤提出意識形態要學古巴，古巴曾邀請教皇到哈瓦那佈道，教皇去世後，古巴也派員前往弔唁。胡錦濤在這方面學不了古巴。梵蒂岡關心中國天主教教徒的信仰自由和人權狀況, 他們願意放棄跟臺灣的正式關係, 以換取同中國建立正式關係. 倒是中國當局進退維谷。 梵蒂岡擁有億萬信徒的真實情況, 敢於面對歷史和科學的負責態度, 都令中國當局感到相形見絀.，左右為難。約翰保羅二世五十八歲登基，立刻突破意識形態禁區，以愛心和寬容拓展了梵蒂岡影響力的天地，胡錦濤五十九歲「接班」，處處都繼承和維持前任領導的老例。當年馬列作家嘲弄教會在科學面前節節敗退的言詞，今天拿來描寫中國當局面對民主人權理論而進退失據的窘態，實在惟妙惟肖，恰到好處。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現居德國。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