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厲以寧對「網際網路」如此不滿、如此反感?為什麼要讓中國的經濟學家都要能頂住「網際網路的壓力」?我們的「網際網路」究竟對中國的經濟學家產生了什麼樣的「壓力」?我們的「網際網路」究竟怎麼啦?
平心靜氣地說,只要不抱任何偏見,那麼,你就一定能對「網際網路」對當今社會的政治、經濟、法律和社會生活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會持一種正面的肯定作用。
然而,厲以寧的要有勇氣頂住「網際網路的壓力」之「高論」,毫不掩飾地表達了他對「網際網路」的反感。什麼原因?我看在前一兩年的政治生活中以「網際網路」為代表的 「新興媒體」以特有的方式全方位地、多層次地參與了劇變社會中的諸多變革,它表現在很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狠狠地批判了一些像厲以寧、張維迎這樣「主流經濟學家」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觀」。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由於千萬計網民直接參與的「口誅筆伐」,已經開始「動搖」了「主流經濟學家」過去獨霸社會「話語權」的不正常局面,社會已經開始「感覺」到像厲以寧、張維迎這樣「主流經濟學家」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觀」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危害作用,而且像國資委這樣的高層機構從「網際網路」千萬計網民的吶喊疾呼聲中已經調整了、並正在制訂一系列的新的適合國情的國企改革政策……
這就是厲先生為什麼對「網際網路」持如此反感態度之「根」,這就是為什麼他要讓中國的經濟學家都要能頂住「網際網路的壓力」之「因」。正因為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對「網際網路」產生的 「巨大壓力」不僅感到不耐煩了,而且感到受不了了,所以這個被人稱為「泰斗級的經濟學家」就主動走上了前臺,「號召」中國所有的經濟學家要「頂住」這個 「網際網路的壓力」。
想想也有點窩囊,二三十年來「話語權」(「說話權」、「解釋權」和「發表權」)一直掌握在自己手中,「主流經濟學家」之「自由意志」之表達從來就沒有受過什麼阻抑:一些地方父母官對自己那套以賣光國有企業的、不顧「4050代3000萬職工死活」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觀」的「改革觀」,真是言聽計從、百依百順,從來就不打什麼折扣;走到哪裡都是喝香的、吃辣的,前呼後擁的;口袋裡呢,因為有眾多大富豪們「支付」的高額講課費、諮詢費,因而總是滿滿的,從來就體驗不到數千萬「下崗工人」的「生存危機」……所以他們的「自我感覺」非常良好,因此他們就「非常珍惜」幾十年下來一直享有的(獨佔的)「話語權」。說真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話語權」是他們的「命根子」啊!
然而,這個近些年來突然冒出來的「網際網路」,居然在「太歲」頭上「動了土」,居然一點都不買這些「主流經濟學家」的帳,居然所有的網站都站在「平民層」立場上為「弱勢群體」的利益大聲疾呼起來,居然直呼其名地對厲以寧、張維迎這樣的「尊者」口誅筆伐了起來,居然還能形成巨大的聲勢引起了中國最高層的高度重視,居然……
「屁股決定腦袋」這句話一點沒錯。如何看待「網際網路的壓力」呢?我看,若是將近些年來的「網際網路的壓力」作一個抽象的「概括」,那就是它是一種為「3000萬下崗工人」吶喊後形成的「壓力」,是為「4000萬三無農民」吶喊後形成的「壓力」,除了像厲以寧、張維迎這樣的「主流經濟學家」之外,我想,這是任何社會都不能無視的,現在我們不是大力提倡「和諧社會」嗎?如果不努力消除形成「3000萬下崗工人」和「4000萬三無農民」的因素,那麼,這個「和諧社會」就是空的。幸好,十六大以後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都在為消除這種「不和諧的因素」在努力著。
我並不想神化「網際網路」,我也不想掩蓋「網際網路」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是我想提醒厲以寧這樣的「主流經濟學家」,你們不是最最重視「大方向」嗎?為什麼一涉及到你們的「經濟發展觀」就表示懷疑,就要求「頂住」呢?這不是有點莫名其妙嗎?!
我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平面媒體的「話語權」就是掌握在像厲以寧、張維迎這樣的「主流經濟學家」手中,根本聽不到對厲以寧、張維迎這樣的「主流經濟學家」的不同意見、批判意見,「獨尊厲張學」的這種現象絕對不是一個民主社會所希望看到的……
其實,誰都沒有想到的、誰也沒法阻止的「網際網路」興起不過是讓「平民層」分享到了一小部分像厲以寧、張維迎這樣「新自由主義經濟派」長期以來一直享受到的「話語權」吧,然而即便如此,他們就受不了了,就要號召整個經濟學家「頂住」……幸喜的,正是由於「網際網路民主」的興起,不僅是在「網際網路」上而且在平面媒體上批判厲以寧張維迎等 「新自由主義經濟觀」的聲音逐漸多了起來。我想,過一段時間後是不是我們的厲大教授又要號召經濟學家們為頂住「平面媒體的壓力」而大聲疾呼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