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去年讀過一篇有關這位年輕人的文章。文章的題目與內容有些不符。題目是很誘人的，給人的感覺，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評判，就是有點做秀。作者做了一個沒有多大依據的推斷，然後下了一個結論：說這個年輕人肯定遭到了不幸。理由十分簡單，歲月15年了，這個年輕人竟毫無一點消息。我不能指責這位作者說得沒有一點道理，但我也可以作另外的推斷：這位年輕人還活著，只不過他自己認為當時的行為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是一個有勇氣、有精神的人所該為的，並不值得張揚。他的行為是個大智大勇的表現，而這樣的人又豈在乎一點虛榮？同時，我還有一個想法。我說這年輕人活著，我往往不將他看成一個具體的人，而看成是一把准尺與一面鏡子。我用這把准尺來度量自己的行為，用這面鏡子來照看自己的心地。
想當年，狂飆來臨，那些風雲人物已鳥飛獸散。這位年輕人乘勢而起，卻強暴於咫尺之外，真正顯示了「不自由，毋寧死」的英雄壯舉。談到「6．4」，我總想起戊戌變法。那譚瀏陽笑對刀斧，壯烈於菜市口。他非不能走，為勢所迫，知勢之來不可避免。梁任公逃竄於異國，他並非要走，因為知道自己須苟延性命，乘機能開一代風氣。89年的風雲人物們學譚瀏陽是不行了，一是他們沒有視死如歸的勇氣，二是他們沒有感受形勢所迫的理智，就是現在想學也沒了機會。學梁任公，至今我還沒有看到，所以不敢妄下斷言。我想梁任公的後來作為，譚瀏陽的死對他始終是種激勵。我還想說，如果沒有譚瀏陽的死，也許梁任公就不是我們所看到的梁任公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英雄，戊戌變法有譚瀏陽，反帝制有黃花崗諸英烈，今天為爭取自由有「6．4」死難的學生和這位年輕人。雖說時代有所變遷，但一個民族的浩然正氣我想是不會中斷的。它終究要在某些人身上迸放發亮。
我始終相信這個年輕人還活著──他活在中華民族的最深處。因為他是這個古老民族最可貴的精神。儘管這個民族有著許多值得卑視的不足，但我總感到在它的深處有著令許多飽學之士無法看清與看懂的東西。它平時醜陋、卑下、散懶和順從，只有到了非常時刻，它所蘊藏得東西才會露出真容。你看89年之際，風雲人物們已經手忙腳亂，逃的逃、躲的躲；熱血沸騰的學生們一時心慌意亂，成了俎上魚肉。場面留給我們的是血性、混亂和恥辱。而這位年輕人則挺身而出，於鋼鐵之陣巋然不動。於是這個場面留給我們的，不僅是血腥、混亂和恥辱，更重要的是還有不屈。當希特勒狂魔張牙舞爪，丘吉爾對他說「不」時，他至少還有一個國家，還有軍隊，還有千百萬的人民；我們這個年輕人面對僅一輛坦克就能將他碾成粉齏的坦克群時，他所顯示的不屈和心中呼叫著的無聲的「不」字，不比丘吉爾更有力、更響亮、更悲壯嗎？
我始終相信這位年輕人還活著──他活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最深處。我們只要減少一份個人塵世的慾望，就會多一份個人的勇氣與理智，就會窺視到我們自己內心深處的精神。我們就能感到不僅是情感的也是理智上的不屈，就會看到這位年輕人的身影。民族的品性正是由每個成員的一般品性來顯示的。我們無法要求別人，但我們能要求自己；我們不能指責我們的民族，但我們應該指責自己。當我們看到這位年輕人的行為而深表敬佩和感動的同時，難道我們沒有看看自己的行為、沒有問問自己的內心？（2005年4月16日寫於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