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烈士」非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亡，是為參加武裝叛國叛族、更「為中共出賣而死」
有一個可笑得完全講不通的結論是，所謂左聯五烈士是為文學而死，更是為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的。中共的新文學史家們，不知道是無知、無賴、抑或是不敢，竟然遲至今日，還在振振有詞地說著：「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陣地，大部分被進步文藝佔領了。國民黨反動派窮兇惡極，對左翼作家進行了瘋狂鎮壓……最後，敵人使出了最後一招：殺戮。」[52]
我們似乎不必再重複前面已經提及的那些「文學的事實」了。這些文學的事實，就是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中國共產派作家們所擁有的創作和出版自由之大，只能使我們這些生活在中共專制極權統治下的作家們，不能、也不敢想像。但就上述這個在當代中國任何一本新文學史著作中都能夠看得到的 「歷史結論」而言，它的純粹的「胡說八道」，實在只能使得稍有腦筋的讀者，都能夠指斥他的荒誕不經。因為，既然「國民黨反動派」窮凶極惡，對左翼作家進行了瘋狂的鎮壓，甚至使出了最後一招：殺戮」，那麼，「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陣地」，還有可能大部分都被「進步文藝」佔領碼？如果是，五十餘年來，共產黨倒真的是對一切「反動文藝」都進行了瘋狂的鎮壓，甚至不知已經用過多少方法，「殺戮」過了多少次，但為什麼「反動文藝」，「反動文藝刊物」和「反動的文藝團體」，迄今非但一點陣地都佔領不到，而且五十年來連一家也不能夠存在呢？
一句話，就是中共的新文學史家們在撒謊，而且撒的是「彌天大謊」，並且只因這個謊言，是撒在絕對不准許別人說話的前提下，甚至已經撒了成千上萬次，所以，它才不僅成了「事實」，而且成了「真理」。
然而，歷史的事實是：左聯五烈士的「文學」雖然是「要革別人的命」的，但是，他們也絕不是為了這個「要革別人命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的，甚至都不是因為他們早已直接地參加了中共受俄命所發動的武裝叛國而死的，而是在參與中共叛國叛族這一令人髮指的罪行之時，因參加了中共的殘酷內訌和內鬥，才被中共自己蓄意出賣而死。
而要瞭解「五烈士」究竟是怎樣地因為參加中共的殘酷內訌內鬥而死，我們就必須對左聯成立前後中共黨內的所謂路線鬥爭，有一個起碼的辨識。
（一）
這個起碼的辨識之一，就是後來被共產國際批判和否定的所謂立三路線。但這個所謂的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卻是由斯大林決定的、並且從來也不曾改變過的「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根本路線」。
本文在論證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為何竟然是中共叛國叛族的「直轄文學支隊」時，就已經將蘇聯如何命令中共叛國叛族，和中共怎樣受俄命而瘋狂進行叛國叛族的事實，作了相當事實性的介紹。現在，本文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這個相當事實性的介紹，就是立三路線的事實性真相。
因為，事實上，立三路線的由來，就是根據中共「六大」決議。而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共產國際指導下召開的中共「六大」，就已經遵俄命提出了要在中國「爭取革命高潮」和「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方針。此其一。
二是立三路線又是根據共產國際於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給中共中央的三封指示信而來。因為第一封指示信，就已經肯定中國「現在已經可以並且應當準備群眾去實行革命，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而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獨裁」；它甚至指示中共要「積極的展開著、並且是日益地擴大著階級鬥爭的革命方式……」
三是立三路線的代表作，就是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那個有名的「決議案」。該決議案提出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並指出「要爭取革命在一省和數省的首先勝利，無產階級的武裝暴動是最決定勝負的力量……所以要組織政治罷工，擴大總同盟罷工，加緊武裝組織和訓練，以豎立武裝暴動的中心力量……」該決議案還將「汪精衛的改組派和陳獨秀的取消派列為殘酷的反革命派，而號召揭露和消滅。」此即所謂立三路線的基本精神。
四是上述決議案在送達莫斯科之後，一九三零年七月二十三日，共產國際根據這個決議案所通過的「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乃與立三路線完全一致。不僅肯定了中共這個決議案的正確，並指示要將「建設蘇維埃和紅軍為第一任務，」，指示中共要「盡量發展政治罷工，凡在革命鬥爭發展的地方，要努力企圖把革命的職工運動，從秘密狀態之下公開出來……」左聯的公開成立和公開活動就是受此命而來。
所以，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周恩來就曾為立三路線辯護說：「……中央的錯誤，是否路線上與國際不同呢？……目前完全不是的。路線上是沒有什麼不同的。中國黨的目前任務，是在奪取廣大群眾，集中革命力量，組織革命的戰爭，積極準備武裝暴動，去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這些是和國際的指示無絲毫的不同，而是完全一致的……」[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