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個百姓供養一名共官
官民比例一比二十六，一個最新的數字點出了中共官員系統的膨脹和低效。這一綿延了二十多年的機構改革多次無功而返，已經成了共產極權體制的歌德巴赫猜想。數學上的歌德巴赫難題，曾經被文革倖存者陳景潤撼動過，而中共國黨官系統的這個難題，顯然也需要等待思想解放了的中國人才能解決。
作為共產國全國政協委員和國務院參事的任玉嶺做了一個統計：官民比高達一比二十六，比西漢高出了三百零六倍，比清末高出了三十五倍。即使是對照中共「改革開放」初期的一比六十七和十年前的一比四十，黨國吃皇糧人口攀升之快，也是史無前例的。」
二十六個人養一名共產官的概念在很多人眼裡也許不那麼直觀，有必要對這一數字作出更形象的表述。按照最新的統計數字，中共國吃財政飯的人數已經增加到了四千五百七十二萬，另外還有五百萬人在仰賴於中共政府賜予的權利「自收自支」。如此龐大的、超過半億的人要中共國老百姓來養活，不能不說是一件非常可怕、不可思議的事情。
一位在共產國汽車工業協會工作的人員透露：事實上，不僅僅黨官吃財政飯，許多行業協會裡更充斥著各個部委退下來的黨干，他們同樣在靠老百姓的錢養活。這些人，在行業協會里根本不用幹活，可拿的錢卻比聘用進來的人多得多，這似乎已經成了中共國寄養退休黨干的又一種不成文的規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吃財政飯的共官級別都相當高，而且人數又非常之多，這就又造成了中共國特有的另一種怪象，即無論是國家機關還是企業單位，往往是多數人指揮少數人幹活，就好像整個社會都被顛倒了過來一般。
*越貧窮的地方供養的共官越多
調查發現，在官員人數不斷增多的中共國，越是落後的地區老百姓養活的共官就越多。河南「大河報」的一項統計表明，到一九九九年為止，陝西省的官民比例為一比三十四，河北省為一比四十，河南省為一比四十一，山西省為一比二十七，寧夏省為一比二十四，青海省為一比二十二；而山西的三十二個發不出基本工資的縣，有八個縣官民比在一比二十以下，其中大寧縣拔得頭籌，官民比是一比十三。不過，中共國還有比這更邪的，陝西省黃龍縣，九個農民就得養活一個共官。
河南的一名農村黨干胡斌承認，越窮地方，削尖了腦袋要擠進共官隊伍的人就越多。因為，大家都看到了，只有當官才能活得最輕鬆，不但錢拿得多、拿得容易，而且擁有特權、威風八面。胡斌一九八八年大學畢業後，就是托關係進入鄉鎮機關工作的。他覺得，在鄉鎮工作油水會更多一些。胡介紹說，鄉鎮機關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而且差不多全是當官的，他剛去的時候一個科五個人，一個正科長，三個副科長，只有他一個科員。
共產政協委員任玉嶺在披露中共國畸形官民比時痛心疾首。她說：在鄉里，除了中央政府的外交部、國防部等沒有對口單位外，其餘的是應有盡有，結果導致一個三十萬人的小縣，財政供養人數就高達一萬多人；這還不夠，地方上的黨官地頭蛇還要巧立名目亂收費，又讓農民多供養了五千餘人。任玉嶺指出，一般認為在鄉鎮一級有七站八所，其實比七站八所還要多，什麼農機站、農技站、水利站、城建站、計生站、文化站、林業站、廣播站、經營站、土管所、財政所、派出所、工商所、郵政所、供電所、司法所、房管所、信用社、法庭等等，應有盡有，一個小小的鄉財政就要供養三四百人，最多的甚至得供養一千人。
*縣鄉鎮財政紛紛破產
縣級財政要養活的共官實在太多了，可中共中央突然心血來潮，它們為加強北京的控制力度，正準備要取消農業稅，這顯然會斷掉基層黨官最基本的收入來源，併進而加劇共產國縣級財政破產的速度。
任玉嶺在分析中共國共官多如牛毛時就指出，官多不僅機構臃腫，而且還令許多該下放的權力不能下放、該管的事情又到處踢皮球找不到負責的人，尤其是官多了花銷就多，縣級財政又豈能不破產。來自中共國的統計顯示，僅機關車費、招待費和出國培訓考察費，全共產國已經分別達到三千億、二千億和二千五百億，而其中的大部分，又都是中共各級頭目消費掉的。在此，如果再考慮中共國官場的黑暗以及跑官、買官、賣官造成的腐敗和貪贓，那中共國的財政消耗就遠不是已經披露出來的數字了。
當然，縣、鄉、鎮共產各級政府財政破產還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黨官地頭蛇多年來朱門酒肉臭的生活品質必須保證，當官的最起碼一天也得用公款吃喝一次，地方政府真要是拿不出這筆錢，那就只好強行向老百姓打白條了。由此可見，中共國縣、鄉、鎮三級財政的破產是事物發展的必然。來自大陸的報導稱，中共財政部能認可的基層債務額度是四千億元，但專家估計，黨國縣、鄉政府的債務早就突破了一萬億元。
*機構減肥陷入窘境
談到這些，人們就不能不再次回顧中共二十多年來所承諾的精簡體制之路。一九七九年，中共國在編共干有二百七十九萬人，一九九七年，經過精簡之後，反而擴大到了八百多萬人；到目前，據權威人士估計，共產國僅縣和縣以下由農民養活的黨政共干就高達一千三百一十六萬二千餘人。中共國的這種機構改革簡直是惡性循環：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福建省石獅市的精簡歷程，當數這類惡性精簡的一個縮影。
據石獅編製辦披露的材料，一九八八年石獅建市時，市政府按市場經濟原理規定，機構設置不搞上下對口、不設專業經濟管理部門。當時，石獅市黨部僅設市委辦公室和黨務工作部，政府則只設經濟局、內務局等十一個部門，整個編製規模僅佔共產中央規定的縣級市編製的百分之三十七。但是，面對黨國上級機構要求對口的壓力，最終還是迫使石獅市不得不跟上共產國機構膨脹的大潮流。福建省科技廳就曾以石獅未設科技局不斷予以刁難，泉州地區各部門下基層調研時，也曾以石獅市一個局長要接待上面七八個部門為藉口，乾脆不予合作。由是，石獅市的事業單位編製，不得不從原來的一千四百二十一人迅速擴展到了五千七百四十七人。
黨國的各路御用專家學者，針對中共高喊精簡機構二十餘年、越改革共官越多、越精簡機構越膨脹的窘境，都曾紛紛出籠發表高論；他們對於中共官僚體系「減肥」提出過許多汗牛充棟的意見，但問題至今還擺在那裡，併進而衍生成了共產國的一個比歌德巴赫猜想還要難解的數學難題。
*極權政治決定中共難脫困境
有人曾經作過橫向比較：一九九九年中共國的官民比是一比三十，印尼是一比九十八，日本是一比一百五十，法國是一比一百六十四，美國是一比一百八十七。但是，美國如此之高的官民比並沒有招來民眾對政府行政效率的批評，其原因就在於：在美國，負責人同辦事人員的比例為一比一點一七；而在中共國，負責人和辦事人員之比為一比○點八四。當官的比當兵的多，勢必導致了濫官充數，人越多點，辦事效率越底。
再有，美國政府工作人員主要都集中在公共服務部門，包括政府僱員在內的環境衛生人員、灌區管理人員、公共圖書館管理人員、公園管理人員、負責公共安全的警察、消防人員、證券管理人員以及公共交通人員等，平常的工作都是在社會的最基層，全都在作公共服務項目。而中共國的官員和管理人員，卻都是坐辦公室的，他們只會支嘴，絕不會親自動手。
美國政府的財政支出，其大部分也都用於為納稅人服務的公共安全、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文化教育及貧困救濟等領域，政府僱員自身的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費用，所佔比例都相對要低。但在中共國，政府部門不僅自身運轉支出佔到了相當高的比例，甚至還出現了許多縣、鄉、鎮共官在財政實際上已經破產的情況下，仍然不改大手大腳花錢的毛病。
所以，當人們震驚中共國官民比居高不下、節節攀升之際，一些更深層次的原因也就跟著暴露出來了，這就是官僚極權體製作祟的惡果。因為，共產黨為了達到其控制人民、劫掠人民、屠殺人民的目的，它就不可能壓縮它在各級政府中豢養的打手和爪牙，尤其是隨著廣大人民群眾的日益覺醒，它就更必須膨脹它的專政機器來維持其極權暴政的苟延殘喘了。
(中華評述三月十七日綜合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