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中國的韓國人，當他們有了坐火車穿越茫茫大地的經歷後，往往會產生一個令他驚懼的印象：「中國，太大了！」
是的，韓國的國土面積僅為9.9萬平方公里，約佔中國面積的百分之一，只相當於廣東省的一半。人口也只有4800萬，約為中國的1/28。
可是，就是這個也曾極度落後、飽受蹂躪的東方小國，卻走在了中國前頭：其經濟規模的總量，已居世界第10位，近乎於中國的一半，而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近15000元美金，是中國的10餘倍。
這一切都發生在短短50年內。1950年代中期的韓國，在經歷了日據時代的殘酷統治，朝鮮戰爭的多年戰火摧殘後，已是一片焦土。農業落後，工業基礎薄弱，幾乎和中國一樣的「一窮二白」。
今天，從廢墟上昂首邁入世界發達工業國家行列的韓國，其成就被形象地稱為「漢江奇蹟」。
除了經濟領域外，近10多年來，韓國在政治、文化、電影、電視、大眾娛樂、體育等各個領域，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政治
在經歷了30多年的威權統治後，1987年，韓國已順利實現向民主國家的轉軌，迄今未出現如南美洲、東南亞等採用民主政體的國家時常出現的政府更迭頻繁、空頭議會、政商勾結加劇等政治亂象。
電影
1997年時，韓國電影人還在為生存而戰，在老導演林澤權的帶領下，幾百名電影人集體示威，削髮明志。僅僅幾年後，韓國電影就一飛衝天，廣受歡迎，儼然成為繼法國後又一個能和美國好萊塢分庭抗禮的電影大國。
這一似乎有違電影創作規律的迷像尤令中國影人困惑：除了能拍出屢獲國際獎項的藝術電影，人家何以在商業電影上也大獲成功？
電視劇、流行音樂和大眾文化
龍捲風一般的「韓流」已滾滾襲過大中華區。韓國明星大受追捧，過去東京是香港、臺北潮流人士的最愛，如今則有讓位於漢城之勢。
體育
足球自不待言，2002年的世界盃，不知疲倦進攻至死的韓國隊，滿場呼嘯萬人同心的啦啦隊「紅魔」，均給世人留下了奇幻印象。
1980年代末，第一個國際圍棋大賽－－首屆「應氏杯」舉行前，連專業棋士都不知道韓國圍棋為何方神聖，可是「黑馬」曹熏鉉神奇奪冠，此後韓國圍棋異軍突起，曹熏鉉、天才棋手李昌鎬等摘走了大部分國際棋賽的桂冠。
什麼原因使韓國迅速崛起？「秘密武器」是什麼？
正統的官方教科書將其經濟成就歸結為「朝鮮戰爭結束後的大量美援」，「美國駐軍大大減少了韓國的軍費開支」；經濟學者們認為「貿易立國」、「外向型經濟」等政策居功至偉；持威權主義論觀點的政治學者們則認為：以威權政體保證政局穩定，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先決條件；「文化是個筐，啥都往裡裝」，人文社科學者們，也許會傾向於「韓國人的國民性」和韓國的「獨特文化」。
此外，在更深刻的思想文化層面上，韓國對儒家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推崇、與經濟社會發展並行不悖的狀況更讓我們驚異：中國現當代史上多次上演的「文學革命」、「文化革命」思潮，以「全盤西化」為主要觀點的對傳統文化的激烈抨擊，在韓國未曾出現過。在保留民族傳統文化，以及向世界主流文明靠攏、學習西方制度文明之間，他們怎樣找到一條和諧共存的道路？
經過長達3個月的精心策劃，4月24日，本刊派出了由5名記者組成的特派採訪組，懷著和讀者一樣的如上疑問奔赴韓國，展開了我們的東遊「取經」之旅。
在一個多星期的行程裡，《南方人物週刊》記者團廣泛接觸了韓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民間等各個領域的近20位人士，希望通過對他們的採訪報導，能多少挖掘出一些「韓國奇蹟」的秘密，以饗中國讀者。
需要說明的是，由於篇幅有限，《發現韓國》專輯將分兩期刊出，本期側重於韓國政治、文化藝術、電影與流行文化等方面，下期側重於韓國經濟和社會。
我們要特別向以下機構和人士致意：韓國文化觀光部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韓國駐華大使館文化新聞處、韓國駐廣州總領事館、韓國聖公會大學中文系教授白元淡教授、金美蘭女士、白池雲小姐、出版家、教授金明壕先生、王元濤先生以及韓國文化產業院駐北京辦事處的權基永先生、趙甲濟先生，沒有他們的幫助，本專輯將無法與讀者見面。
本期刊出採訪人物名單
任鐘皙：
政治家，由學生領袖成長起來的國會議員
韓明淑：
政治家，韓國婦女解放運動領袖
姜帝圭：
導演，韓國最著名的商業大片導演
徐秉文：
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院長，「韓流」刮起的核心
崔皖奎：
電視編劇，韓國十大編劇之一
全仁權：
搖滾教父，韓國的「崔健」
金敏基：
音樂家，韓國進步知識份子的精神領袖
李丙圭：
報社社長，韓國鄉村建設運動的發起人
吳連鎬：
記者，新聞網站創始人
任鐘皙
從學生領袖到國會議員
「386世代」，一個韓國特有的名詞，特指那些出生於60年代，80年代投身民主化運動，為韓國由威權統治轉向民主政體奉獻過激情和血淚的年輕一代知識份子。今天，他們已成為韓國社會的中堅力量。
要想成為一個政治領袖，必須得到團體成員的信任，這是首要條件。我個人的政治理想是能盡早實現南北的和解，充當自己應有的角色 圖/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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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國會（圓頂處）門前的示威者，普通市民可以自由出入國會大門 圖/大食
韓國議會辯論中的一幕，兩派持不同觀點的議員打起來了（居中帶紅領帶者為任鐘皙） 圖/imaginechina
任鐘皙，他們中最具代表性的領袖之一
本刊記者 陳曉守 發自韓國
4月26日上午11時，韓國國會。
敞亮的議員辦公室。喝上國會特供飲品蘆薈後，議員任鐘皙才姍姍來遲。進洗手間拭去臉上的汗，隨即禮貌地向記者表示歉意。隨行人員解釋說，任議員剛從仁川機場回來。這幾天韓國有個選舉，選出6名國會議員和一些地方的市長、郡守，「昨天任議員去了韓國南部的一個城市。因為你們的採訪，他特地匆匆趕來。」
任鐘皙，韓國執政黨開放國民黨發言人，國會統一外交通商委員會委員，國會南北關係特別發展委員會委員。
任鐘皙被認為是「386世代」的代表人物。
「386世代」一詞源於1990年代，「3」指的是這個世代正值三十歲之齡，「8」指在1980年代投入民主運動，「6」是因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生於 1960年代韓國工業迅速發展時期。他們的政治理念是在反軍事威權統治的學運中奠定形成。這批人現已成為政界、商界和傳媒界的中堅分子，他們力主韓國應當與中、日兩鄰密切合作，疏遠西方的關係；結束以腐敗、政商勾結為特徵的舊式秩序和權威主義。韓國總統盧武鉉的助理團隊中就有多名「386世代」，盧武鉉也曾在公開場合指出：「『386』是改革的核心力量。」
當年的學生領袖
韓國的民主化運動發生在1980-1990年代，80年代是運動的高潮時期，尤以1987年的「六月抗爭」為最，它改變了韓國整個政治的形態。當時任鐘皙就讀於漢陽大學，他是這所大學的學生會議長，其時，他已在韓國大學生聯合會(設在漢陽大學)任了三年的議長。
當時南北關係緊張。任鐘皙的前任大學生聯合會議長任守敬(音)，被派遣去平壤參加一個學生聯合會的活動，經媒體報導，在韓國引起轟動。因這一事件，任守敬在監獄裡呆了三年半。任守敬事件對於破除南北隔離這堵牆具有非常的象徵意義。
和他的前任一樣，任鐘皙也蹲了三年半的牢獄。入獄時是盧泰愚掌權，出來時已換成金泳三。獄中不讓寫文章，沒別的事可做，因此讀了很多書，光雜誌就讀了 1000本左右。而自監獄出來後，就「不怎麼喜歡看書了」。當年參與學生運動搞街頭演說和政治宣動所培養的能力，現在國會發言上展示得淋漓盡致。任鐘皙說，對於政治家來說，擅於說話和發表意見非常重要。
2000年第一次當選為國會議員，2004年再次當選。「通過學生運動可以直接採納很多民眾的意見，對自己的政治生涯有很大的影響和幫助」。
有韓國學者認為韓國政界的「386世代」已逐漸分化為三派：以任鐘皙為代表的執政黨(開放國民黨)一派，以元喜龍為代表的大國家黨保守派，以及趨於自由主義的中間派。任鐘皙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大多數人還是進步的，「以前扮演的角色是，要改革，是提出問題；現在呢，是要解決問題的，有一個現實感和責任感」。
任鐘皙向我們闡述他的政治主張：民主主義和南北的和解合作。「民主化在韓國已逐漸成熟，現在的課題是如何落實南北的和平，然後進一步和諧合作。」
如今的政治精英
早上7點開始就有會議，晚上11點才能回家。這是任議員的一天。忙是他的常態。我們對他的採訪，他說是他從政以來接受的時間最長的一次採訪。
他不願意聊個人生活，更願意擺談政治。偶爾會觸及一些有趣的細節，比如我們問他，韓國國會開會的時候，會不會像日本或臺灣一樣，經常會發生打架的情況？任議員大笑：當然有，特別是執政黨和在野黨在非常關鍵的議題決議的時候，就有這樣的衝突。但和日本、臺灣比，打得沒有那麼激烈。「我也打過啊，但是不會因為這個而專門去鍛練身體的。」又一陣爽朗的笑。
更多的是乏味的政治商討。而這是他一生的事業。
仕途上也有過尷尬的時刻。2003年10月18日，韓國政府在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上通過了對伊拉克大規模增派戰鬥兵(7000-12000人)的決議。第二天，任鐘皙便在議院會館門口進行絕食，表示如果政府最終仍決定大規模派戰鬥兵並在國會得以通過，他將辭去國會議員的職務。他得到民間力量的支持。
他在宣言中稱，自己的行為是「一個年輕政界人士的良心」，會在絕食的同時探索韓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和國會應如何服務於國民。
後來韓國政府決定派兵3000人，但任鐘皙並未如事前所說放棄議員的職位，而是用「現實論」為自己辯解，稱「自己的人本主義並未改變」，請大家理解政治家在價值觀和現實之間找平衡的困難，「國際秩序與主觀願望不同，我們不能無視這種客觀性，一味去主張原點性的價值。」他的言行令很多支持者感到失望，也遭到眾多網民的猛烈批判。從政生涯跌至低谷。
其時離議員任期屆滿只有兩個月，任鐘皙在接受本刊採訪時稱，他當時也是希望通過自己的表現重新贏得下一次的議會選舉。「我反對大規模的派兵，後來實際上規模也變小了，性質也不一樣，不是戰鬥兵，而是職員兵。通過努力爭取，我最終還是得到了國民的認可，再次贏得選舉。」至於喪失誠信對政治家而言會造成怎樣的影響，任鐘皙巧妙地避開了。
問他個人從政的至高理想，是否想過當總統 －－任鐘皙大笑不止。笑畢，他正言：「從事政治，就擔當起了很大的責任。既然已經成了政治中的人物，當然希望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至於總理總統的具體職位，這不是個人能決定的，要想成為一個政治領袖，必須得到團體成員的信任，這是首要條件。我個人的政治理想是能盡早實現南北的和解，充當自己應有的角色。」
比政治家更愛國的是國民
人物週刊：韓國民主政治的發展現狀如何？
任鐘皙：韓國的民主化發展相當成熟，包括言論自由、議會政治，更重要的是國民的參與，已經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韓國的市場化解決了效率，卻有一個貧富差距的問題，這是民主化一個最緊迫的課題。
我願意談談中國。中國應該有自己的民主化的道路，中國目前的制度和體制應該受到尊重，但中國自從改革開發以來，貧富差距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特別是經濟發展速度越快，貧富差距就越大。假如不為這個貧富差距做準備，當經濟發展速度降下來的時候，就會成為一個非常深刻的社會問題。特別是東西部差距的問題，即使是犧牲經濟發展的速度，也要解決這一問題。
人物週刊：您如何看待中國目前的發展走向？
任鐘皙：民主化進程一定要根據國家的實際情況、國情、文化，如果脫離國情、文化，民主就很難在這個國家扎根。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評價他國的發展方向是非常危險的。
首先，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眾多，到目前來說，中國的政治家為解決溫飽問題和國家統一的問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另外，市場有一個不人性的根源性的缺陷，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話，這將成為中國民主化的很大危機。盡量把信息跟國民一起共享和討論，讓他們自己理解國家所面臨的問題，然後達到真正的民主。
我發現中國的市民在信息共享上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當然假如他們公開討論社會問題會有阻力，會要突破民眾和政府之間的矛盾和隔閡，但這一步一定要邁開。只有這樣，才會實現公共信息的共享，喚起民眾的積極參與，從而實現民主化。
人物週刊：韓國政界主流怎麼評價中韓關係？
任鐘皙：韓國和中國大陸的貿易量早就超過了美國，這是衡量中韓關係重要性的一個指標。亞洲的和平與發展，中韓之間的合作空間很大。在最近的一次國民調查當中，韓國民眾對中國的友好度很高。韓國人出境旅遊也首選中國。兩國領導人都非常坦誠地來交流各種問題。
針對日本的教科書問題，中韓和日本之間的感情受到極大傷害。
中韓之間也存在歷史問題，需要進行對話。我個人認為這個問題應該由知識份子、學者進行考察，政治家提供平臺。歷史就是歷史，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因為現狀來改變歷史。不要讓過去的問題來干擾今天兩國的交往。我相信中韓關係會得到加強。
人物週刊：作為韓國政治家，您如何評價中國在六方會談和朝核問題上的作用？
任鐘皙：中國的作用舉足輕重。作為南北韓問題的當事者，我們對中國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激。另外，中國跟美國一起，包括國際社會在內，一起制訂可行性的協商方案，這樣更具有實效性。其實北韓已經亮出了自己底牌，所以中國如果能盡快促成可行的方案，將會起到更大的作用。
朝核問題、六方會談要解決其實是很簡單的。2002年10月份美國提出北朝鮮的鈾開發的問題，可是美國至今還拿不出確定的證據。因此，美國是真想實現半島的無核化，還是有別的政治意圖，值得注意。
當時韓日的關係特別好，日本為了改善兩國的關係作出了相當大的努力。現在跟美國勾結在一起，美國又幫助日本激起軍國主義的復活，走向右傾，因此在亞洲，日本在政治上的角色看不到希望，很難看到日本會有積極的姿態。日本像個恐龍，有很龐大的經濟的軀幹，但政治的頭腦很小。
人物週刊：作為386世代的重要一員，您怎麼看金大中先生？他在中國也有很高的知名度。
任鐘皙：對前總統金大中的評價，從歷史上來看，可以說是最高的。他在野30年當中，度過了好幾次的危機，他把韓國的民主政治帶到了一個非常高的水準。第二，他把緊張和對立為特徵的南北關係轉化為和諧與和解，促成南北首腦的會晤。在很短的時間內幫助韓國度過了金融危機。
當然，作為有著這麼長時間政治活動的政治家，他脫離不了他身邊很普遍的官僚腐敗現象，在這方面，他是不自由的。至於在解決金融危機時未能更恰當的調整經濟結構，這些弱點確實存在，但是他在總統執政期間，對低收入階層的福利，還有國民的公積金制度，都是非常具有長遠眼光的。這樣看他的所作所為，他在韓國歷史上會得到更好的評價。
人物週刊：在政治上採取威權主義，經濟上實行自由的市場經濟，以韓國為代表的這種政經發展方式被稱為「東亞模式」，您自己怎麼看？
任鐘皙：在世界經濟這樣一個大結構下，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走威權主義的發展道路其實是不可避免的，韓國當時也是這樣的。但當經濟發展已解決溫飽後，就要著手人權、文化、自尊心的培養，這是必然的。
政府主導經濟發展也有一定的弊端，有很多問題會被擱置下來，比如貧富差距，這就必須提前為這些問題做準備，包括信息共享，更坦率的和國民交流。
韓國經濟起步時期是全斗煥的軍事政府，過分地獨裁，為韓國的民主化發展構成了很大的負擔。所以我強調，比政治家更愛國的是國民，一定要和國民坦率地就國家面臨的問題和未來可能出現的問題進行溝通，一起來解決。
姜帝圭 改寫韓國電影史
1999年以前，韓國人不上電影院看電影，也不看本國電影
《生死諜變》上映後，一切都改變了
本刊記者 陳靜 發自韓國
28個獎盃在座椅後面，每一座都是一個獎項，它們的主人都是姜帝圭－－一位韓國電影界的大人物，任何書寫韓國電影發展史的人，都無法繞開他。
四月末的漢城，暑氣漸盛。這位有「韓國張藝謀」之稱的導演在自己公司的辦公室接受了《南方人物週刊》的專訪。
年過四十的姜帝圭，溫文爾雅，著一件深藍色的卡通T恤，展示了一個與韓國正統精英背道而馳的形象。他的辦公室之外，是整一層樓的開放辦公場所。
韓國導演擁有自己的公司很不容易，《我的野蠻女友》的導演郭在容曾羨慕地說－－只有姜帝圭才能有自己的公司。原因之一在於漢城的地價之高實在駭人，結果，往往是導演的辦公室有多大，他的名氣就有多大。
這一標準，完全適用姜帝圭。在國際電影節獲獎無數的韓國名導演金基德，曾替自己的同行排了位次，其順序是－－李昌東、姜帝圭、金基德。
他的兩部代表作－－1999年的《生死諜變》以及2004年的《太極旗飄揚》，中國多數年輕觀眾並不陌生。特別是前一部電影，被視為點燃韓國電影復興的火炬，一掃之前韓國電影的頹唐局面。
為韓國電影搭建框架
著迷電影的原因很簡單，姜帝圭將之歸結為自身的藝術天分在起作用，在姜帝圭眼中，韓民族本身就是一個有著極高藝術稟賦的民族。
高中畢業之後，姜帝圭進入韓國中央大學電影專業學習。畢業後，順理成章地成了助理導演，開始邊寫劇本，邊熟悉導演工作。5年後，他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電影《銀杏床》。
這部取材於韓國神話傳說的電影，講了一個類似《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故事：兩個相愛的年輕人由於家族問題不能在一起，死後變成兩棵銀杏樹。這部電影的最終上映卻是在1998年，那一年，有著20多年歷史的電影剪閱制度(一種審查制度－－編者注)結束，取而代之的是電影分級制度。類似於鬼片的《銀杏床》，劇情和動作在當時都令人耳目一新，顯得很特殊，引起了韓國電影界的轟動。姜帝圭一直想「通過一部電影給韓國電影搭建一個框架」的願望實現了。
這部電影在商業上獲得了巨大成功，作為韓國第一部獲得銀行貸款的影片，其最終回報率高達30%，投資人非常滿意。適逢當時亞洲金融風暴，手中有資金的韓國企業苦無出路。投資電影成為重要的投資模式。而電影業又因為有保護本土電影的「銀幕配額制度」(Screen Quota)，保證國產電影每年146天的上映時間。為此韓國政府建立了投資基金管理機構，管理投資電影的資金。因此，現在韓國普通人都知道，拍電影的人都很有錢。
《銀杏床》的成功讓姜帝圭成了投資商們爭奪的焦點。他迅速開始了第二部電影《生死諜變》，獲得了25億韓元(約2000多萬人民幣)的投資，而當時平均一部電影的投資是15億韓元。
改變觀眾觀影習慣
姜帝圭語速舒緩，儒雅淡定，染成褐色的頭髮使他更顯年輕，很難想像，他竟是1999年韓國電影人「光頭運動」中第一個剃光頭的。
事情起源於1998年4月7日，美國電影協會亞太地區副會長訪問韓國文化觀光部和產業資源部時提議：「如果韓國政府緩減目前的銀幕配額制度，美方將投資約5億美元在韓國20個城市建立各有10個銀幕的multiplex電影院。」11月26日，姜帝圭等人被文化觀光部邀請參加「非公開懇談會」，文化觀光部承認，已向美方提出銀幕配額制度縮小方案，並稱美方要求以後完全廢止銀幕配額制度。
這一制度如被取消，無疑對韓國電影人的生存提出了最後挑戰。從70年代就開始實行的「銀幕配額制度」是韓國本土電影生存的警戒線，而且90年代以來，好萊塢電影已經佔據了韓國電影市場的70%，本土電影的份額只有20%。姜帝圭有切身的憂慮，此時他正在籌拍《生死諜變》，「銀幕配額制度」如果取消，對他電影的影響也是無法估量的。
得到政府決定不再保護國內電影市場的消息後，一怒之下，姜帝圭剃了個光頭、金基德也剃了光頭，老一輩導演林漢澤也剃了，甚至還有女導演林順禮……150多個導演、演員、劇作家剃了光頭，聚集在市政廳，還有人當場剃髮。
政府被迫妥協，決定繼續維持配額制度，而韓國電影人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凝聚力，姜帝圭說這是隨後韓國電影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
採訪時，記者提到了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院長認為銀幕配額制度的作用現在已經趨於零的說法，姜帝圭直搖頭。
他認為《太極旗飄揚》這樣的大製作，可能不受影響，但是小電影，如果沒有配額制度，就沒有在電影院上映的機會。但那些藝術的、精緻的小電影，是電影產業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抗爭勝利之後，姜帝圭的「大片」《生死諜變》於1999年末上映，最終改變了韓國觀眾的觀影習慣，先前韓國觀眾一直心儀好萊塢大片，對本國電影少有問津。
這部影片創造了韓國商業片的神話，僅有4800萬人口的韓國有超過600萬人次走進電影院，本土票房高達360億韓元(約3000萬美元)，遠遠超過《泰坦尼克號》在韓國的票房，打開了韓國電影的新局面。
他點燃了韓國人對於本土電影的熱情，1999年之後，韓國電影的發展可以用一句俗話「突飛猛進」來形容：李昌東、林漢澤、金基德等多名導演在國際電影節上相繼獲獎；好萊塢大片的市場佔有率下跌到三分之一，而本土電影上升至二分之一；觀眾的觀影習慣有了根本轉變，姜帝圭滿有自信地說，「現在韓國觀眾大部分認為，比起好萊塢電影，韓國電影更有意思。」
韓國投資最大的電影
去年，姜帝圭推出戰爭大片《太極旗飄揚》，這是一部講述兄弟倆被無情捲入朝鮮戰爭的電影，票房又一次大獲成功。這部電影延續了南北韓題材，投資達到150億韓元，是韓國電影史上目前為止最高的製作投入。
提及這部電影，他異常興奮，畢竟這部電影的回報實在沒法令他不滿意，本土票房有781億韓元，約6500萬美元，在美國、日本相繼上映，僅日本票房就有1500萬美元入賬，下月中旬即將在歐洲上映。
他指著左側的《太極旗飄揚》海報，問記者喜歡影片中哪一位(主角是兩位兄弟)，記者笑著說是「弟弟」。但是問及他自己的想法，卻只是微笑，年輕的翻譯說：「他從來不和我談論自己的電影。」 不過，姜帝圭承認加入了自己對於現實政治的一些看法。
但有許多評論認為這部電影太像美國大片《拯救大兵瑞恩》，甚至把姜帝圭稱作韓國的「斯皮爾伯格」，姜帝圭表示他自己想不通，甚至問我們「為什麼」。其實，他透露參考較多的則是電視劇《兄弟連》和一些反映戰爭的記錄片。
對這部電影最好的評論來自美國。他記得很清楚，一家美國網站投票選出2004年最受歡迎的電影，《太極旗飄揚》位列第一，而奧斯卡的熱門影片《飛行家》和《超人特工隊》只分別排第9和第10。
但和《生死諜變》一樣，《太極旗飄揚》也未能進入中國市場，當他知道中國的年輕人看他的影碟時，卻開心地大笑，補充說這樣也很滿足。
給藝術家的自由，姜帝圭認為是韓國電影興盛的最重要因素。如果電影剪閱制度沒有取消，那麼他的兩部電影根本就沒有拍攝的可能，「肯定拍攝之前就被文檢部刪下來了」。1998年前他有過這樣的遭遇，兩個完成的劇本沒有能通過審查：一個是描寫小學老師的不良行為，另一個則是講述全斗煥政權時的一所學校，專門將地方上的流氓改造成對國家有用的人，但這個過程中不少無辜的人被捲入。
「如果中國電影有分級制，中國的電影產業會得到非常迅速的發展」，和大多數韓國人感受到生存危機一樣，姜帝圭用開玩笑的口吻表達他的擔憂：「我很害怕啊！」
韓國電影國際化
28座大大小小的獎盃，沒有一座來自國際電影節。
「我不在意能否在國際性的電影節獲獎。那種電影節有自己需要的電影，但對我來說不是很有意義。我為什麼存在？是因為觀眾。觀眾和我的溝通是最重要的，其他東西都是附屬的。我周圍有很多為了電影節得獎而拍電影的導演，我不能理解。」
他一邊說，一邊摘下眼鏡，輕輕搖晃。「我希望的是商業和藝術兩者結合，換句話說，不是俗氣的商業電影，而是有品位的商業電影。」
「我的夢想是韓國電影國際化，不僅是韓國觀眾，世界各國的人都可以看到有品位的韓國電影。《生死諜變》上映前，日本有一半人不知道韓國在地圖上是哪個位置，日本人因為這部電影對韓國的看法有了180度的轉變，從中我感到自己工作和生存的價值，也有一種使命感。」
他準備拍3部電影，他的公司也不再接其他工作，全心全意地投入自己的電影創作。他把目光投向了亞洲、美洲、歐洲，接下來的一部電影就將採取和美國合作的方式，因此，影片的題材也將走向國際化，不會選擇太有韓國特色的故事。不會像他公司前段時間拍的電影《那時候、那個人》，一部韓國特色的影片，講述朴正熙總統遇刺的那一天發生的事情。他說，中國人對朴正熙時代不太瞭解，就很難理解裡面的故事和有意思的地方。
說起他欣賞的導演，因為語言不通，直接站起身找影碟－－《紅豚》，隨意地把眼鏡叼在嘴裡，一看都是「韓文」，無奈地笑起來。
他很欣賞周星馳，覺得《少林足球》和《功夫》都很不錯，但理由和喜歡宮騎駿一樣，因為他們的想法很滑稽，是和他不一樣的人。
以前也很喜歡張藝謀的電影，但是最近的《英雄》和《戀人》(即《十面埋伏》)，看不到對人性的愛。他和馮小剛是不錯的朋友，認為他是中國有希望拍出好電影的導演。
自始至終，笑容似乎一直掛在這位大導演的臉上，他承認自己是感性的人，很坦誠地告訴記者，最近第一次感覺到幸福。以前一直認為想像中的幸福很遠，不知道如何去拿，現在明白幸福離慾望很強的人很遠，不想太多，反而覺得很幸福。至於人生的意義，他笑言，要繼續活著去探索。
徐秉文 韓國 乘著「韓流」前進
1998年，時任總統金大中宣布：「21世紀韓國的立國之本，是高新技術和文化產業。」
如今,在韓國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韓流正席捲整個大中華區。
本刊記者 陳靜 發自韓國
相信擁有童心的中國人，只要看到流氓兔的卡通形象，沒有不樂的。但是很少有人從流氓兔一下子聯繫到韓國－－韓國文化的各種符號，悄然而堅定地影響著中國的新一代人。
不僅僅是一隻兔子，還有布高娃娃，還有在線遊戲，還有令陳天橋一躍為中國首富的那部原創自韓國的《傳奇》。短短數年，這個半島之國的文化產業迅猛地發展著，持續不斷地衝擊中國市場。幾乎在每個晚上，許多中國家庭的成員，坐在電視機前，被韓國的電視劇吸引；甚至一個韓國影星的自殺，也牽動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的心。
韓國卡通、在線遊戲、電視劇、電影等，大有超越日本文化產業在中國的地位之勢，「哈日」逐漸讓位於「哈韓」。
已經成為產業的韓國文化，影響力不可小覷。他們正在強有力地分割中國文化市場的份額。「韓國文化產業(Content)振興院」的成立，有力證明著，韓國意識到了這將是21世紀重要的產業之一。
自感危機，之後振興。短短几年，韓國文化產品已經佔據全世界市場佔有率的1.5%，雖然遠低於美國的65%，日本的25%，但全世界200多個國家，韓國竟然佔有其中的1.5%，成績卓越自彰。中國之大，市場之龐然，我們的產品在哪裡？
韓國在行動。2000年，《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頒布，在法律上規定鼓勵和建設文化產業。2001年8月，文化產業振興院成立，隨後，在洛杉磯、倫敦、北京都設立了代表處。雖是政府機構，但具有為民間企業服務的性質，院長也是有著在三星公司工作20年的民間專業人員擔任。
2005年4月27日上午，院長徐秉文，在掛著一幅電腦製作的、名為《韓民族夢想》的、身著歷史服裝的韓國人民大合照的會議室裡，接受了中國《南方人物週刊》的專訪。
人物週刊：韓國對於文化產業的界定怎樣？
徐秉文 ：「產業」帶有商業的性質，包括漫畫、動畫、音樂、電影、演出、網路遊戲，手機內容等有關領域，電影和廣播有專門的機構負責。純粹的文化藝術，音樂、美術等，由另外一個機構「文化藝術振興院」負責。
人物週刊：成立振興院的動因是什麼？我們知道，當時金大中總統把文化產業和生物技術列為21世紀重要的產業。
徐秉文： 2001年，不僅僅是韓國，包括美國和日本，網際網路的普及和數碼時代的到來，對文化產業的需求擴大，市場規模擴大很多，所以我們按照需求建立這個振興院。而且，2000年韓國IT業發展迅速，和IT緊密相關的就是CT(文化技術)，建立振興院也是為了促進CT的發展。
人物週刊：同樣是東亞國家，為什麼你們一想到就可以做成呢？
徐秉文：現在還不能說文化產業已經發展成熟了。韓國的電視劇和電影在中國受到歡迎，中國把這個稱作「韓流」，自1999年算起歷史不過5年多，現在說成功還為時太早。
我們之所以能夠很快落實文化產業的發展，主要還是韓國IT業發展較快，4600萬人口，3000萬人使用網際網路，3600萬人使用行動電話，1700 萬個家庭中1180萬已經加入寬頻，比例非常高，全世界數一數二。每當新技術出現的時候，美國也把韓國看作一個測試的市場。
人物週刊：有政府背景的振興院具體如何來支持文化產業的發展？
徐秉文：主要是制定產業政策、統計、支持鼓勵技術開發，最重要的是培養這方面的人才，還有和國外合作等。
振興院不是直接負責人才培養，主要是間接的，通過大學機構進行培養，這樣的機構全國有130多個。比如在動漫領域，最重要的是對已經工作的人進行再教育。
人物週刊：您在中國提到，韓國有一種「風險企業支援制度」，能談談這方面的優惠措施嗎？
徐秉文：不是具體的金額，而是提供相關信息。因為風險企業的初期非常困難，缺少信息和資金，這棟樓上就有風險企業的孵化機構。另外去年中國有一個網際網路博覽會，振興院就帶領願意參加會議的韓國企業去。
人物週刊：怎麼看待中國市場？對中國市場會做什麼？
徐秉文：中國的文化部門對文化產業相當重視。我們接待過的中國客人最多，四川省文化廳也來參觀過，我們覺得中國的文化產業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發展。韓國也介紹中國文化，有24小時播放中國電視劇、電影的電視頻道(Hao TV)，中國有名的導演張藝謀，在韓國也有很多影迷，我也看了很多中國的電影，中國的文化也具有相當的競爭力。在動畫領域，很多韓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和當地企業共同製作，產品甚至出口到第三國，合作十分活躍。
人物週刊：網路遊戲和中國的合作現在怎麼樣？
徐秉文：據我所知，盛 大並購了韓國遊戲開發企業，它現在主要做推廣。在線遊戲，中國目前發展很快，技術也不錯，現在主要做共同營銷。
崔皖奎 讓韓劇到亞洲攻城掠地
中國的電視劇讓人汗顏，製作條件惡劣的韓國電視劇，為什麼在極短的時間內風靡中華文化圈？
從一位劇作家的口中，我們發現韓國的電視劇與眾不同，這種不同，恰恰是我們丟掉
的。
本刊記者 陳靜 發自韓國
訪韓期間，一部以韓國16世紀抗日名將李舜臣為主角的電視連續劇《海神》正在熱播，連地鐵裡，該片的宣傳廣告也頻頻出現。
崔皖奎正是《海神》的編劇。
雖然他的作品至今沒有在中國大陸播出，但在韓國，崔皖奎是最活躍的十位電視劇作家之一。
他的作品在港臺播出的不少，比如《商道》和《All in》(中文有譯作《洛城生死戀》)；而他最有名的作品《醫道》，最近剛在香港翡翠臺和臺灣華娛臺播出，是和《大長今》一樣在韓國極為受人歡迎的長篇歷史劇。當下的韓國，偶像劇逐漸走下坡路，而反映政治角力的歷史劇悄然走紅。
2005年4月27日下午，我們趕到他在汝矣島的公司，典型的公寓房，門口卻有一大堆鞋子，原來這裡聚集了20多個作家，崔皖奎除了自己寫作外，還要指點他們。我們的訪問好像選擇了一個最不恰當的時機，他正在為下週即將播出的一部電視劇絞盡腦汁，原本昨天是向電視臺交稿的日子，無奈拖到今日，但又不忍無情地取消我們遠道而來的訪問，還是破例見了。我們能體會到他內心的焦灼和不安，不停有電話打擾。
身穿一件橙黃色寬大體恤，寬鬆的居家褲，赤腳，崔皖奎好像整個身體都埋在了沙發裡，不停地抽煙，聲音有時如細絲般微弱。頭髮一縷一縷地搭在眼前，已經好幾天沒有洗澡，沒有睡覺，臨近崩潰的邊緣了。他說，這是韓國劇作家的常態，接下一部電視劇，好幾個月都將延續這樣的狀態。
在韓國電視劇編劇中，他非常幸運。偶然的機會，參加電視臺編劇的選拔，作品一下被選中，於是當上了編劇。而且作為新人，一年後就創作了一部長篇《綜合醫院》，100集的片子，反響很好，很快站穩了腳跟。1993年至今，10多年來他的創作沒有間斷，主要作品已有 10多部。
在韓國，電視劇編劇的收入相當高。按照他提供的數據，一部50集的電視劇，編劇的最高收入大概有15億韓元，而在大公司工作5年以上的白領，月薪也不過500萬韓元。崔皖奎憑藉勤奮和才氣，已經站在了收入最高的編劇行列。但是他對於是否幸福的回答卻坦率得驚人：「我一點也不幸福，需要休息，40多歲了，還沒有結婚，沒有談過戀愛，只能通過電視劇來表達心中的情感。」
邊播邊寫的創作方式
人物週刊：韓國電視劇的拍攝方式是邊播邊拍，編劇也是邊拍邊寫，這種創作方式有什麼優點和缺點？
崔皖奎：邊播邊拍，並不是我們願意這麼做的。因為韓國電視劇製作條件惡劣，編劇也是，沒有條件像中國、日本、美國一樣，寫完、拍完之後才播放，這樣是最好的。我現在這麼忙也是為下一週要播的情節而在寫作。但是這種做法的長處在於，在播放過程中看觀眾對哪些人物感興趣，以後的故事就可以圍繞這些人物來寫。《醫道》幾乎沒有改動，反映比較好；《All in 》的結局原來是悲劇，其中一定要死一個人，但觀眾說不行不行，所以後來改成一個美好的結局。
人物週刊：編劇如何知道觀眾的反應？
崔皖奎：可以看網路上的視聽留言，還有一些媒體的報導。有的電視劇甚至在網上採取讓觀眾投票的方式，希望主人翁結局怎樣，然後做出選擇。
人物週刊：韓國電視劇經常被人批評的一點是節奏緩慢，這是因為經常延長劇情造成的嗎？
崔皖奎：韓國電視劇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因為受歡迎而延長的事情非常多，比如說在中國放映的《人魚小姐》，因為比較受歡迎，不斷延長，延長了很多，以致後來受到批判。《醫道》也從原來的50集延長到64集。但是電視臺要求的話，我們只能這麼做。
人物週刊：就你個人的看法，最希望怎樣做？
崔皖奎：我最希望的是像中國一樣，把所有的電視劇拍完以後，交付到電視臺。但韓國的比較長，有五六十集，一下子拍完交付也比較困難。我覺得短的16∼20集的電視劇，可以先做完交給電視臺；而長電視劇，可以先拍完一部分，不像現在這樣，還要準備下一週的內容。
人物週刊：編劇如何處理原來對於作品的構想和觀眾的反映之間的矛盾？
崔皖奎：這兩者都很重要，編劇本人剛開始的意圖，要傳達的信息一定要傳達到，但更重要的是觀眾的要求，觀眾如果樂意看我的電視劇，我會非常高興。編劇的意圖和觀眾的想法之間有緊張度，一定要均衡地處理。
人物週刊：中國的電視劇有很多改編自小說，在韓國，電視劇編劇是專門從事這項工作嗎？
崔皖奎：韓國有專門的人寫電視劇，寫小說和寫電視劇很難聯繫在一起。以前喜歡寫作的人會喜歡寫詩，寫小說，但現在大部分人喜歡寫廣播電視劇，想當劇作家。據我所知中國編劇最高的稿費一集250萬到300萬韓元(約人民幣2萬多)，而韓國要高出10倍，當然劇作家中收入差距也很大，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差距(笑)。
人物週刊：《商道》已經是一部小說，電視劇的改編有什麼不同？
崔皖奎：在韓國，把原來的小說改編成電視劇，不是照搬原來的內容。比如《商道》，15%的內容來自於小說，而85%的內容都是自己創作的，韓語叫「加色」。這可以認為是全新的創作，最終的作品和原創得到同樣的認可。《商道》的主人翁是一個歷史人物，電視臺先決定要拍他，之後才發現有這樣的小說，於是做了參考。而且小說本來不是最暢銷的，電視劇播放之後，小說也變成最暢銷的了。
《人魚小姐》在我看來是失敗的
人物週刊 ：我聽到過一種說法「韓國人離不開電視劇」，韓國普通人對於電視劇的態度怎樣？
崔皖奎：全世界播放電視劇最多的是韓國。韓國每週收視率最高的都是電視劇。但目前製作條件不是很好，大部分劇作家本來想休息一段時間，補充能量，學習一些新的理論，可是沒有時間，這樣作品的質量也會下降。
人物週刊：韓國電視劇現在十分受歡迎，有一個怎樣的發展過程？
崔皖奎：15年以前，韓國和中國一樣，也是引進日本電視劇，當然現在中國引進很多韓劇。我們看日本的電視劇獲取靈感。現在韓流的影響使大部分韓國電視劇出口到中華文化圈，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等，這裡有很多優秀的受到好評的作品，但也有一些不好的作品，我很擔憂，也覺得慚愧，這樣的作品會影響到韓國的形象。為了在中華文化圈維持韓國電視劇目前的地位，必須要改善製作條件。
人物週刊：韓國電視劇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都受到很大歡迎，你認為成功的原因是什麼？
崔皖奎：這樣的問題我回答不了。但現在的情況確實是韓國電視劇受到了大家的歡迎，獲得了一定成功。我最近常往來於日本韓國之間，《All in》已經在日本放映兩集，反響很好。我認為韓國劇作家的成功會持續一段時間，但不會很長，中國受到韓國電視劇的影響後，電視劇質量也會提高，就會形成一定的競爭力。
人物週刊：韓國電視劇的題材比較狹窄，愛情劇、生活劇，現在也有一些歷史劇，但很少有反映現實社會的題材。
崔皖奎：韓國人的口味是「代替滿足」，把自己看成是劇中人，想像自己是灰姑娘或者一下成功等，一般不想看到現實的東西，我想這也是中國的電視劇《流星花園》受到歡迎的原因，這和韓國人的口味有相似之處，不存在好壞問題。
人物週刊：韓國電視劇情節雷同，比如有錢的女人都是壞女人，可憐的漂亮的女孩都會生病等，你怎麼看？
崔皖奎：你們看到的只是韓國電視劇的一部分，韓國也有除了剛才談到的主題以外的很好的作品。出口到中華文化圈的大部分作品，是因為它們受歡迎。但是受歡迎和好的作品是兩碼事，《人魚小姐》在我看來是失敗的，不合情理，受到了很大批判，我更願意象《大長今》這樣的看起來舒服的作品出口到國外。
人物週刊 ：瞭解中國的電視劇嗎？
崔皖奎：對大陸的電視劇接觸很少，但是對香港的瞭解比較多，知道周潤發、張國榮等演員，不太喜歡武俠連續劇，雖然自己寫了不少歷史劇。最近的項目是要寫《101次求婚》，這是一部日本的電視劇， 「加色」重新創作，然後把劇本交給中國，很快會在上海開始製作。中國的製作成本比較便宜，場景的設計佈置也比較好，重要的是中國有廣闊市場，我相信再過一段時間韓國很多劇作家會到中國去。
人物週刊：韓劇作家來中國創作，不瞭解中國國情，能得到中國觀眾認同嗎？
崔皖奎：這不會是很大的障礙，一般的劇作家按照普遍價值的理論進行創作，中國人認同、韓國人也認同的普遍價值，而不是從屬於某個國家的特點。即使有這樣的特別情況，在翻譯的過程中會根據中國的價值觀作一些調整。
全仁權 韓國「崔健」
年輕的年長的都還在聽我唱歌。但我很奇怪，他們雖然喜歡我，卻不理解我的想法，不瞭解我為什麼這樣唱歌
兒子喜歡我的歌，他父親也可能喜歡聽，但是他不希望他的兒子像我一樣。這是韓國
社會最大的問題
韓國人非常聰明，他們會想到很多事情應該做，可是他們太聰明，太會算計，反而不去付諸行動
本刊記者 萬靜波 發自韓國
雄踞樂壇20年
壓抑而沉靜的夜色裡，煙火璀璨的聚光燈深處，一把蒼涼、嘶啞、高亢而悲愴、充滿野性的聲音，突然如岩漿般爆發出來，整個場館也隨之陷入夢魘狀態：全場一會兒寂靜無聲，彷彿被他的嗓音迷惑了；一會兒是無數點燃的蠟燭和燈光，無數雙舞動的骼膊，無數有節律地追隨和唱和的聲音，一種奇異的齊整的美，和萬人同心的沉著和堅毅，同時呈現出來。
2000年初夏，作家余華應邀訪問韓國，在著名的延世大學體育場，看到了這樣一場露天演唱會。
在他的歌聲面前，必然只有兩種選擇：一是張開身體的全部毛孔，浸潤，然後被震撼，被擊中；或者是受不了其生命力的強悍壓迫，戰慄著，捂著耳朵逃開。
他的歌聲裡，能聽到韓國的歷史和現實。
這把有金屬般質感的聲音，出自全仁權的喉嚨。全仁權，雄踞韓國搖滾樂壇二十多年的傳奇人物。他自己也不無驕傲地說，自己的歌聲，自己聲嘶力竭的吶喊，是「像農夫一樣拚命地勞動」。
1952年出生於漢城的全仁權，是三兄弟中最小的，從小的夢想是成為畫家。因為不喜歡學校的死板的教育制度，高中只讀了一年就輟學在家。他跟二哥學會了彈吉他。19歲那年，全仁權第一次聽到Beatles的《IMAGINE》，心靈受到了極大的震懾，決定要當一個約翰．列儂那樣的歌手。
1972年，全仁權開始到酒吧演唱。父親去世後，他傾盡所有家產放手一搏，走遍韓國的酒吧、飯店和夜總會進行演出。迄今為止，他已做了大小近三千場表演，這一記錄，在韓國幾乎無人能望其項背。
1980年代早期，由他任主唱的「野菊花」樂隊成立。1985年9月，他推出了著名的《野菊花－－第一張專輯》，在當時的韓國唱片市場上創下不可思議的銷量－－80萬張。1986年，《野菊花－－第二張專輯》發表，同樣引起了轟動。在20世紀末評選的「韓國流行音樂一百大金曲」的活動中，全仁權被評為當之無愧的第一名。
2003年，時隔14年後，全仁權帶著他的第3張專輯－－《Destiny》(《命運》)重新現身歌壇。他這樣回答別人的疑問：「做不出像《進行》、《愛後》(均由他本人作詞作曲)這樣的名曲，出專輯有什麼意義呢？」
10多年裡，這位特立獨行、桀驁不馴的藝術家始終處於非議和質疑中。他的婚戀，他的多次吸毒記錄，都曾被社會廣為關注。而他的對抗方式是：避開媒體、戴墨鏡、隱居。
今年2月，全仁權再次成為焦點人物：他的朋友、曾在電影《太極旗飄揚》中有出色表演的女影星李恩珠自殺身亡，全仁權與她的關係受到猜測。但在葬禮上，全仁權仍然公開露面，還演唱了李恩珠生前最愛聽的歌－－《不要擔心》，據說是全仁權特意寫給她的。
這是我今晚第3場演出，聲音不好
全仁權顯然頗為重視這次訪問，他把見面安排在uncle tom－－一個遠離漢城市區數十公里的演唱俱樂部裡，就是為了讓中國記者先看一場他的演出。
他的韓國朋友正籌劃在北京開一場由全仁權和崔健共同出演的演唱會，也許在他的潛意識裡，是要看看能否用音樂打動我們這些不懂朝鮮語的中國來客，當夜的演出，將是未來北京演出的試金石。
「你看完後再做評價。」在暗淡得幾乎看不清面部表情的二樓，全仁權仍然戴著墨鏡。
這是個極有明星氣質的人物，當小個子的他一頭膨發一副墨鏡一襲黑色便裝西服大踏步走進來時，彷彿有一個聲音無聲地提醒說：「噓！別說笑，看誰來了！」
臨開場前的10分鐘，全仁權腰桿挺直地坐在黑皮沙發裡醞釀情緒，年輕的女助理緊張地幫他整理頭髮，以讓他本來就如靜電著火般伸展開來的捲髮更具爆炸性，他則自顧自地用食指急促地敲擊著桌子，嘴裡發出鼓點般密集的節奏聲。
他的聲音顯得有些瘖啞乾澀，「這是我今晚第3場演出，聲音不好。」不時抓起一瓶冰凍礦泉水，往喉嚨裡猛灌一口。
12點，全仁權帶領樂隊登臺，燈光起，背景幕布上打出一行字幕：全仁權和他的不打仗的人們。掌聲。
一小時時間，全仁權唱了近十首歌，搖滾，民謠，節奏舒緩的情歌，英文的，韓國歌－－台下的觀眾無一例外地被他感染了，跟著他唱，揮動手臂。
演出結束後，拍照，合影，驅車前往市區宵夜。他坐在司機旁邊，一邊聲調正常地和朋友說話，手不時伸向窗外，張開，好像身上的熱量還沒有消散，只有4月夜晚的寒風，才能幫他冷卻下來。
「這裡的螃蟹很好吃。」帶領一夥人脫鞋、盤腿坐下後，他解釋他為何經常光顧這家韓式小飯館的原因。
全仁權頗有幽默感。「Can you speak English?(你會說英語嗎？)」他突然問身邊的本刊女記者。「會啊。」我的女同事回答。他的答覆是：「I can not speak English .」(我不會)
舞台上的他也有這種能力，往往一個手勢，一句玩笑，就把觀眾逗樂了。
正式採訪開始前，他已要了瓶北京二鍋頭式的白酒，自斟自飲，時不時抿上一口。女助手則在一旁照顧著，撥弄一下他的頭髮，或給他的滿嘴鬍鬚噴些液體。
「我喜歡你們的報紙、雜誌，我喜歡進步的、能記錄歷史進程的東西。」聽完本刊記者的介紹後，全仁權沉靜下來，如此表達。
開始我是體制內的，後來才發狂
全仁權：我喜歡你們報紙和雜誌，你們是在為自由工作。我喜歡自由，可是我沒有享受過。我想吸大麻，可是他們(指民眾)不喜歡，批評我。只是因為金敏基－－我喜歡的導演，他勸我不要吸，我這才不吸了。在韓國不能如願的事情太多了。
人物週刊：我在您的歌聲中聽到了憤怒，您對韓國的現狀不滿意嗎？
全仁權：我憤怒了30年，因為我年輕的時候沒有自由，憤怒也就成了習慣。到現在，憤怒，對社會的批評，已經流到了我的靈魂和血液中。我為什麼成為我呢？因為我愛自己的國家。是不是太沈重了？我是個喜歡開玩笑的人。
人物週刊：中國歌手崔健也是從《一無所有》開始，表達他的憤怒，很抱歉我們不瞭解年輕時代的您，您一直是這樣的嗎？
全仁權：我的情況和崔健完全相反，開始我是體制內的，沒有多少憤怒，後來慢慢變得憤怒了。開始我不是這樣的，後來才發狂的，很多人都很驚訝。但我覺得，可以讓人驚訝，這說明是件好事。如果你變成小偷，我想是不會有人表示驚訝的。
人物週刊：在我們看來，韓國社會的開放程度已經很高了，韓國國民也能享受到很大的自由，那麼您的憤怒和吶喊，根源是什麼？
全仁權：我年輕時非常羨慕那些大學生，他們批評政府，追求自由，而我沒有上過大學，也從來沒有投身社會運動的機會。當時我20多歲，我們的力量太小，對社會產生不了大的影響。等到自己有了能力，就想做出好的音樂。
我們在音樂上有個概念－－狂歡。狂歡－－非常高興，非常開心，韓國人是很喜歡這種興奮癲狂狀態的。我們樂隊的名字叫野菊花，非常正確，1980年代的 「野菊花」，像光州事件一樣，可以說是一個大的歷史事件，整個社會都轟動了。因為我們知道韓國人到底喜歡什麼，知道哪一種選擇可以給韓國人帶來真正的希望，知道如何讓民眾獲得希望，但是韓國的領導層卻不想這樣。政府的做法是無法改變的，這是我們的無力，所以才有吶喊。
韓國人太聰明瞭，太會算計，反而不去付諸行動
人物週刊：這30年來，你有變化嗎？
全仁權：我們後退了，儘管當時我們是先進的。
人物週刊：後退？
全仁權；是的。所有的人，包括我媽媽，都在問我，你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歌手？一些親友和朋友也罵我們。儘管我們沒有變，但我們畢竟也是普通人，有時也會懷疑自己在做什麼。
人物週刊：那30年來韓國社會發生了哪些變化？
全仁權：完全沒有！這個世界沒有改變。朴正熙總統他們總是教我們怎麼賺錢，卻從來沒有教我們怎麼花錢。這種狀況一直持續著，韓國的文化仍很薄弱，所以像我這樣52歲的人還要每天晚上輾轉3個地方唱歌，我們樂隊才有飯吃。
人物週刊：你在開玩笑嗎？
全仁權：我們樂隊是13個人，我要照顧他們。他們也不完全瞭解我，因為年輕人和我的生活經歷相差太多。(在翻譯的間隙，他插話說：你們採訪的態度非常認真，這和我很接近。)我想做個小孩子，自由自在，可我被迫得做個「老大」。
人物週刊：可是我聽說您還可以接拍廣告？
全仁權：我賺錢是比較多。但我希望的是：不要去談論錢的問題，請我來唱歌就是了。
人物週刊：中國有個著名歌手叫羅大佑，對中國現在三四十歲的那代人很有影響力，但現在他的聽眾中年輕人少了，您的情況呢？
全仁權：年輕的年長的都還在聽我唱歌。但我很奇怪，他們雖然喜歡我，卻不理解我的想法，不瞭解我為什麼這樣唱歌。兒子喜歡我的歌，他父親也可能喜歡聽，但是他不希望他的兒子像我一樣。這是韓國社會最大的問題。韓國人非常聰明，他們會想到很多事情應該做，可是他們太聰明瞭，太會算計，反而不去付諸行動。
人物週刊：您理解的韓國人是什麼樣子，或者說韓國人的國民性？
全仁權：韓國人很聰明，有很好的判斷力，但不知道如何執行。
人物週刊：現實如此殘酷，那您會怎麼辦呢？
全仁權：我是非常樂觀的人，非常瞭解自己的個性，我希望能讓我身邊的人過得更加幸福，這是我的一個長處。(但)我也是一個不想讓自己活得太累的人。
李恩珠，我和她有非常親密的關係
人物週刊：您有過自我懷疑，自我動搖嗎？您吸大麻是否與此有關？
全仁權：我嚮往幸福，我會量力而行，不能做的事情而勉強去做，只能好事變壞事，沒有任何益處，甚至要坐牢。你能明白我的困惑嗎？(全仁權因吸毒而幾次被抓－－編者注) 你知道嗎，有部美國電影，就在講一個人為了自由而出走的故事。
我希望喜歡我的人得到幸福，但是他們看我們的方式，是把我們看作吸大麻的中毒者。比如說我女兒要出嫁了，她被人歧視，說是「那個吸毒者的女兒」。這樣就讓我繼續對社會憤怒，讓我繼續唱歌。奇怪啊！正因為我唱歌時的憤怒和不滿，他們反而更喜歡我的歌。
人物週刊：您唱了這麼多年，是什麼讓您一直唱下來的？
全仁權：我非常愛我的年輕，這讓我52歲還站在舞台上。我現在住在山上，我非常愛山，我覺得山很安靜，培養我的靈魂。
人物週刊：您小時候是什麼樣的人？
全仁權：如果沒有接觸音樂的話，我會做畫家。小時候我是非常寂寞孤單的人，山是我的朋友。
人物週刊：一般藝術家的個人生活會不太順利，您呢？
全仁權：我的家庭非常幸福，特別是我的孩子都非常健康，我覺得，只有家庭平安幸福，才會有自己的自由。
人物週刊：您在家裡也會表現舞台上的那種憤怒嗎？
全仁權：(笑)偶爾。但我的孩子不管我這些，我和他們爭論問題時，如果我是那個樣子，他們就會不理我。作為一個父親，我是愛他們的。
人物週刊：您為什麼一直戴著墨鏡呢，就像香港的電影導演王家衛？
全仁權：墨鏡已經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前我回家是先下墨鏡，現在是先脫衣服。
人物週刊：您的歌聲中總是充滿生命力，對生命的愛，有死亡嗎？您怎麼看待死亡？
全仁權：沒辦法瞭解死亡，也不需要。儘管我有時候也會悲哀，傷感，但生命是應該享受幸福的，所以我不讓我的人生承受對死亡的恐懼。
人物週刊：前不久您的朋友李恩珠自殺了，聽說您特意為她寫了首歌？
全仁權：我和她有非常親密的關係。她是一個對生活特別滿意的人，她特別善良，而且非常照顧和體貼別人。她為什麼要走這一步呢？因為她父母離婚之後，她母親愛買東西，她經濟上的壓力特別大。出事後，她母親不想見我，當然現在也恢復正常了。你知道嗎，我跟她見面時，從來沒戴墨鏡，不想遮住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不是很漂亮嗎？ (在周圍人的善意起鬨下，他把墨鏡推到額頭上，讓大家看他的眼睛，他也頑皮地把頭轉來轉去，顯示給大家看)
直到後來才找到韓國人的心聲
人物週刊：您能向沒聽過您歌聲的中國觀眾簡單介紹一下您的音樂風格嗎？
全仁權：我認為音樂是有生命的，我到山上尋找聲音，我對它們有很深的感情。那裡所有的蟲子我都喜歡。我13歲時有次離開家，爬到山上住了一夜，開始覺得非常無聊，簡直受不了，可是過了30分鐘，又覺得美妙得受不了，特別好。
音樂的風格方面，我無法用語言來表達，你們看我的表演就知道了。我覺得：在表演當中，能夠把真正的自我表達出來就是很好的，一進入氣氛，所有的人都會喜歡。我去過外國觀光地演唱，外國人都喜歡，他們說這是韓國的原始的音樂，是真正人性的。
人物週刊：我很好奇，在一個音樂家創作力最旺盛的時候，您卻時隔10多年才出新專輯，是什麼原因？
全仁權：那段時間很彷徨，直到後來才找到真正屬於韓國人的心聲，最TOP的。
人物週刊：作為中國人，我們會把您比作中國崔健，您聽過他的歌嗎？
全仁權：聽過。我能聽懂他宣泄的情感，他歌裡有一些東西。他的魅力在於：他能把他內心的感受，通過搖滾表達出來，這是很難的。我也一樣，我瞭解這個過程，這很了不起。
人物週刊：您會唱到什麼時候，一輩子嗎？
全仁權：我希望做個給別人帶來幸福的人，幫助別人的方式有很多種，對貧窮的人就給他們捐錢，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提高我的音樂。 我不是一個天才，我如果要去中國的話，一定會拿一些時間做準備。
人物週刊：您幸福嗎？
全仁權：非常幸福。我非常喜歡追求和努力的過程，不斷努力，不斷給人以幫助，這就是幸福。
金敏基 金大中的「親密戰友」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韓國前總統金大中稱他為「親密戰友」
在1998年金大中、以及2002年盧武鉉競選總統的關鍵時期，兩人都不約而同地選擇前往拜訪金敏基。因為，得到金敏基的道義支持，就幾乎是贏得了半個韓國知識界的支持
金敏基，韓國著名音樂家，進步知識份子群體的精神領袖
本刊記者 萬靜波 發自韓國
「你好！」在他的劇場辦公室裡，一臉微笑、樸實得有如中學語文教師的金敏基，溫和地走上來，遞過來一張名片，欠身致意。他的辦公室本已很狹窄了，還支了張折疊床，臥具隨意地攤開著。
如果依照才華和創造力，金敏基本應該一輩子都過著「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衣食無虞的高級知識份子生活。
可這位傑出的藝術家，從其青年時代起，就一直過著窘迫的、顛沛流離的動盪生活。本人多次被捕，挨打，作品得不到發表，已出版的專輯也曾被禁止流通，直到1987年以後才被允許銷售。
身為作家、音樂家、戲劇導演的他，現在還兼任漢城學殿劇團團長、學殿小劇場總經理，卻仍負債3億元韓幣(相當於人民幣兩百多萬元－－編者注)，他笑稱自己是「韓國最窮的藝術家」。
韓國音樂現代化奠基人
金敏基絕對是早熟的天才。還在他19歲時，作為漢城大學美術系一年級學生的他，就已經寫出了韓國現代音樂史上的名曲－－《早晨的露珠》(又稱《朝露》)，這首旋律質樸清新、時長僅三分鐘的歌曲，迄今仍是韓國民眾耳熟能詳的傑作。
在1970、1980年代韓國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進程中，《朝露》扮演著凝聚人心、喚起力量的重要角色。當數十百萬的韓國民眾手挽手地走上街頭時，他們口中吟唱的，一定是這支簡單卻動人心弦的歌曲。
1970年代早期，還是在校學生的金敏基，參與了漢城眾多的進步文化藝術活動，他參與並倡導的小劇場活動，以傳統假面戲劇的表演形式，有力地折射社會現實問題，成為1970年代有積極社會意義的「場院劇運動」的決定性起點。
在1970、1980年代，他創作了《工廠之光》，以結合了傳統薩滿教跳神儀式的歌劇形式，反映韓國工人階層的生活現實，再次在全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
今天的韓國音樂界認為，金敏基的最大貢獻在於，他是引導韓國音樂完成現代化轉變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40歲後，他創作出韓國最優秀的音樂劇作之一－－《地鐵一號線》。自1994年5月首演以來，在長達11年的時間裏，該劇已演出了2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