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泡沫經濟雖然已經過去15年了，但在日本國內其作為一段沉痛的歷史教訓，還在不斷地受到專家學者的探討研究，以避免類似的錯誤重演。可是在世界範圍內，類似的悲劇恐怕正在上演。反過來說，假如時間能夠倒流，在日本80年代那樣的社會經濟條件及國際環境下，以現在對泡沫經濟的認識水平，人們能否明智地採取種種打壓泡沫的政策措施，避免泡沫經濟的發生呢？對於這個問題，很多的日本專家持悲觀的態度。這是因為，促使並放任泡沫經濟產生的各項政策措施並不像人們事後評論的那樣愚不可及，在當時的社會經濟氛圍下，這些政策措施被認為是恰當的，並受到絕大多數人的認可與支持。如果違背大多數人的意願，採取事後看來是正確的政策措施，那麼你也許只有承擔失敗的風險，卻不會享有成功的榮光。因為在歷史上，不曾發生過的事情是不存在的。這就需要決策者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來推行自己堅信正確的政策措施。而正確的知識只能來源於對歷史的科學總結。歷史雖然不會重複，可是歷史又往往驚人地相似。有日本學者回顧泡沫經濟時期自己的想法時說道：「對於消費價格及批發價格都很平穩而只有資產價格急劇上升這一現象，我以為這只是股票、房地產等特定市場的問題，未必是整體經濟的問題。可是翻開歷史，同樣的泡沫已重複了無數次，而當它在自己眼前發生時卻沒有想到，真讓人羞愧不已。」他人的失敗是我們的一面鏡子，我們應以此為鑒，避免再去驗證一次。
導致日本泡沫經濟「繁榮」的一個主要因素是當時日本央行實行的寬鬆的金融政策，它是「泡沫生成的必要條件」（日本前央行總裁速水優語）。「廣場協定」達成（1985年9月）之後，為了減少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強勢日元的閘門被打開，開始了大幅度的升值。在「廣場協定」達成前一天的東京匯市上，1美元＝242日元，而到了1985年底，美元就已跌破了200日元的大關。到1988年年初，美元甚至跌到了1美元＝128日元的水平，在短短不到兩年半的時間裏日元升值了將近一倍。日元的急速升值給日本經濟造成了一定的衝擊，經濟出現衰退的徵兆。為應對這一局面，日本央行在1986年分四次把基準利率從5%下調到3%，並且在87年2月再次下調0.5%，達到當時的歷史低點2.5%。80年代的日本經濟不像現在這樣疲弱，表現出驚人的適應性。通過技術革新及經營合理化等努力，高科技產品出口大增，到了87年年中，經濟就開始出現復甦的跡象。本來這時央行應考慮加息以保持經濟的平穩增長，可是由於當時國際及國內的情勢，迫使日本央行把2.5%的超低利率維持了2年零3個月，直到89年5月31日才上調到3.25%。長期維持低利率政策的最大負面效應是，強化了人們對低利率將長期持續的幻覺。
當時的國際因素是，87年10月19日美國股市出現「黑色星期一」的暴跌。為了防止美元也因此大跌，出於國際協調的考慮日本央行被迫維持低利率政策不變。國內的情勢主要是物價的持續穩定。傳統的經濟學認為，經濟復甦將帶來信用的擴張，通貨膨脹也會隨之出現。所以央行應在經濟出現復甦跡象時就開始逐步調高利率，以防止通貨膨脹的蔓延。可是當時由於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使得進口商品及原材料價格下跌，導致CPI出奇地平穩，批發價格指數甚至還一度出現負值。
低利率的長期持續使貨幣供應量大幅增加，出現了所謂的「過剩流動性」。本來這應該反映在物價上，可是由於日元升值而沒能顯現出來。在日本政府擴大內需政策的鼓勵下，全國掀起了國土開發熱潮，到處興建休閑娛樂設施，建造商品房及高檔寫字樓。大量資金流向了股票及房地產行業，使得資產價格出現暴漲。從1986年夏季開始，日本央行就用「乾柴」這一比喻來指出潛在的通貨膨脹危險。可是這一警鐘由於遲遲沒有出現的通貨膨脹，不光沒能說服廣大的民眾，連日本央行自己也開始發生了懷疑。日本的CPI在泡沫經濟的末期才開始緩慢上漲：1989年3月比前一年上升了1.1%，到1990年4月超過了2%，同年11月達到了3%以上，一直到1991年8月一直維持在這個水平。本來日本央行
在有出現通貨膨脹的可能性時便開始調高利率，可是這次卻是在通貨膨脹出現之後才調高利率。當時的日本央行總裁澄田事後承認了這一做法的失敗。當時雖然知道不斷地下調利率會導致資產價格的上漲，可是當時日本央行的優先目標是匯率及物價的穩定，從而輕視了資產價格的上升，結果導致了資產的通貨膨脹。這裡讓日本央行煩惱的是，為了防止資產價格出現泡沫，實現持續的物價穩定，就必須在統計上的物價穩定階段便開始大幅度地提息。可是在當時這種大環境下，誰又能自信看清了整體經濟的方方面面，並且有絕對的權威果斷加息，逆勢而行呢？泡沫吹大的前提條件是持續寬鬆的貨幣政策，而物價一旦上升，寬鬆的貨幣政策便無法維持下去，大規模的資產價格泡沫也將不會形成。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物價穩定是資產價格泡沫形成的必要條件。
日本前央行總裁速水優在檢討當時金融政策的失誤時這樣說：「圍繞當時泡沫的發生及擴大，金融政策在什麼方面負有責任這一問題，我認為重要的是，在景氣恢復已明確化了的1988年下半年以後還比較長地維持低利率，使得這種低利率將永存下去的期待在一般人的心中紮下了根這一點。這是泡沫經濟擴大的原動力之一，對於這個無法否認的事實，必須深刻反省。」這就是說，利率政策必須具有彈性，而決不可長期停留在某一低水平，從而造成人們對於未來資產收益預期的偏差。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如何辨別何為泡沫，何為正常的經濟快速發展？同時，在判斷出現差錯，出臺了錯誤政策的情況下，哪個對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長期持續健康發展造成的危害大？對於這個問題速水優認為：「實際上，在泡沫擴大的過程中，是否是泡沫的判斷真的是非常的困難。其中的一個理由是，我們無法否定這是經濟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可能性。比方說，在當時東京地價暴漲時，人們所舉的一個在當時很難分辨的，似乎理所當然的理由是：東京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的提升。必然的，中央銀行總是面對著兩個不同的風險，……一個是，經濟在正要獲得飛躍性的發展時，如果錯誤地採取緊縮政策，就可能剝奪一個大好的成長機會；另一個是，把只不過是虛幻的生產效率的提高誤以為是真實的，放任泡沫的擴大。中央銀行在進行政策判斷時，不能光注意哪個風險的概率高，還要關注在政策判斷出現失誤的情況下，哪個造成的社會經濟成本高這一問題的評價。泡沫經濟時期的經驗顯示了，對於把只不過是虛幻的生產效率的提高當成是真實的這一錯誤，從長遠來看對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造成了沈重打擊這一點，當時的日本銀行的認識是有所不足的。」
在速水優看來，放任泡沫的擴大所造成的損失，遠比錯誤地採取緊縮政策而給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負面效應要大。事實也確實如此。進入80年代後，支撐日本戰後30多年高速發展的政治經濟體制都漸漸地不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了，而這時出現的日元升值在客觀上加劇了這一點。日本當時應利用這一危機進行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和產業結構的調整。
可是當時的政策制定者卻只顧眼前的經濟繁榮，從而放任泡沫經濟的形成與擴大。結果該改革的沒改革，該調整的沒調整，不僅白白浪費了4、5年的大好時光，而且給以後的經濟體制及產業結構的調整帶來了巨大的困難。
經濟學理論還在不斷地發展完善之中，更何況當前的主流經濟學理論主要是針對西方經濟的歷史經驗總結。因此，我們在應用發源於西方的經濟學理論來指導經濟發展時，一定不能脫離對具體現實的研究。日本的泡沫經濟對我們的一個啟發是，中央銀行的金融政策不能完全以CPI的漲跌為依歸。這個除了CPI的統計方法本身有問題外（比如沒有把房地產等的資產價格的漲跌包括在內），CPI的漲跌還受到各種因素的干擾，並不能真實地反映經濟的實際情況。拿日本來說，當時除了日元大幅度升值外，日本經濟還面臨著產業結構調整的問題。通俗地說，日本當時面臨全面的產能過剩，即通貨緊縮陷阱。
如果不是出現了泡沫經濟，日本90年代經歷的通貨緊縮局面有可能在80年代中期便提前到來。不對過剩產能的行業進行壓縮調整，尋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使經濟脫胎換骨，上一個新台階，國民經濟就有可能陷入長期停滯不前的狀態。因為泡沫經濟的衝擊，日本不僅錯過了經濟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機，而且使問題變得更加嚴重。這是日本遲遲不能
走出泡沫經濟破滅後的困境的一大原因。
回過頭來看我們國家。雖然在經濟發展水平上我國與當時的日本還有很大差距，我國相比日本還有充分的發展潛力，可是我國當前的經濟表現卻處處有當時日本的影子。首先，我國經歷了90年代初開始的大規模投資，到了90年代末出現了普遍的供大於求現象，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通貨緊縮的局面；其次，人民幣雖然沒有像日元那樣大幅度升值，但在歷史上也第一次面臨巨大的升值壓力；最後，我國雖然還是發展中國家，可是低利率政策卻比當時的日本持續了更長的時間，利率也更低。而在這些現象背後，我國同樣面臨著通過改革各種不符合時代發展的政治經濟制度來化解諸多矛盾的問題。這種時候如果企圖通過製造虛假的繁榮來化解眼前的矛盾，只會像日本一樣把問題越拖越嚴重。
日本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第一，匯率的調整並不能阻止經濟的泡沫化；第二，尤其在CPI的穩定時期，我們更應該當心資產的泡沫化；最後，我們應處理好眼前的經濟繁榮與經濟的長期持續健康發展之間的關係。在我國當前反對加息的理由之一是，目前的經濟過熱並非全局性的，所以加息有可能影響經濟繁榮。速水優對日本泡沫經濟的反省給
我們的啟示是：在面臨這兩種風險時，犧牲暫時的經濟發展，比起聽任泡沫經濟擴大可能造成的危害，從長遠來看前者要小得多。總之，我們不應過多地糾纏於CPI的漲跌，把CPI的漲跌作為調控宏觀經濟的唯一風向標，重蹈日本的覆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