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來說，那些科學事件當然使我受益匪淺，但是更讓我震驚的卻是愛因斯坦的一次對話。這次對話發生在德國科學家埃瓦爾德和愛因斯坦之間。埃瓦爾德訪問美國時在普林斯頓拜訪了愛因斯坦。臨走時愛因斯坦說：「請代我向勞厄問好。」埃瓦爾德問：「也向普朗克和索末菲問好嗎？」愛因斯坦回答：「代我向勞厄問好。」
埃瓦爾德當時頗有點不理解愛因斯坦的問答：為什麼愛因斯坦只向勞厄問好，連普朗克都不順帶問候一聲？在認真思考之後埃瓦爾德明白了，他後來寫道： 「普朗克是一個悲劇角色，......英雄只有一個，他是馮．勞厄，而不是普朗克... ...現在我才真正明白了這一點。」
埃瓦爾德明白的是：除了勞厄以外，愛因斯坦不能原諒德國知識份子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表現。赫爾曼寫道：「愛因斯坦的主要觀點也許可以總結為以下三點：(1) 德國知識份子對20年代初納粹的興起、並在幾個月內就奪取了政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2)沒有跡象表明德國知識份子對納粹黨的罪行有自責和負罪的感覺；(3)沙文主義不可能在德國消滅，它將永遠是世界的一大禍害。因此必須永遠解除德國的軍備，必須阻止德國有一個強大的工業。」
前兩點愛因斯坦應該說是很有道理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正如赫爾曼教授所說，「所有德國學者(知名的學者和年輕的同事)都信仰國家主義。」正因為如此，所以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10月，德國學者們發表了一個臭名昭著的文件《告文明世界宣言》，為德國軍國主義分子發動的罪惡戰爭辯護。93位德國最有名氣的學者包括普朗克、倫琴在內都在文件上簽了名。只有包括愛因斯坦在內的三位德國學者，立即對這一份可恥的文件提出嚴厲的譴責，並且針鋒相對地發表了《告歐洲人書》。
事後，包括普朗克在內的許多學者為自己的簽名表示後悔。但是，不到十年，德國學者又故態復萌。當納粹分子開始猖狂地向文明世界暴露其嘴臉時，愛因斯坦稍有反擊，他的同事們就會勸告他，不要和這些人一般見識。他們甚至對愛因斯坦的「激烈」態度和行為表示不可理解！連勞厄也勸告愛因斯坦說：「想成為納粹的人畢竟是少數。」正是由於這種不負責任的妥協態度，使得納粹勢力一天一天地壯大起來。普朗克就悲嘆說：「納粹像一陣狂風橫掃我們的國家，我們什麼也幹不了，只能像風中的大樹那樣聽憑擺佈。」大部分德國學者就是這樣，先是認為納粹成不了氣候，不贊成與他們辯論，揭露他們的無恥企圖；後來當他們壯大起來以後，雖然感到憤怒、羞恥，卻又認為無能為力，只好更加嚴密地把自己縮進象牙塔之中去。勞厄是惟一的一個例外。當他終於覺醒以後，立即開始了他的反抗行動。他是退役軍官，退役軍官協會要求退役軍官加入納粹外圍組織，勞厄堅決不加入；猶太人科學家哈恩流亡在國外不幸去世，勞厄公開讚揚了哈恩的偉大的科學貢獻；納粹提出什麼《德國物理學》，以此污蔑、反對愛因斯坦的「猶太人物理學」，勞厄公開駁斥了這種卑鄙的陰謀；當納粹黨人想控制德國科學，又是勞厄挺身而出堅決反對，結果陰謀未能得逞。勞厄因此博得了世界各國科學家包括愛因斯坦的敬重。
但是已經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1934／35年冬季，包括愛因斯坦、哈伯、邁特納等一大批最優秀人才在內的教授、學者、藝術家被趕出了德國。
愛因斯坦受到的傷害不止他本人人格受到了侮辱以及被趕出了德國，而且他有幾個親人被殺害在德國的集中營裡。他，以及許多受害者的傷害，是無法彌補的。但是，留在德國的學者們的戰後表現，卻仍然無法讓世界各國的學者們滿意。愛因斯坦當然更是反感之極。舉一個小小的例子：當德國學者認為應該恢復科學學會活動的時候，為了「表現科學活動的連續性」，竟然一開始就堅持要繼續使用原來學會的名稱：威廉皇帝學會。這使得許多留亡的學者感到傷心、痛苦。連性格最為平和的邁特納都認為德國學者太過分了。諸如此類的事情，無法讓愛因斯坦相信德國人會自己懺悔。因此，即使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愛因斯坦也再沒有踏上德國的國土一步。
(《激動人心的年代：通向原子時代之路》，〔德〕阿爾明．赫爾曼著，肖潤喜、黃世新譯，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版；《愛因斯坦：一位曠世奇才的一生》，〔美〕邁克爾．懷特、約翰．格裡本著，容士毅譯，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2000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