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一場「環保風暴」在中國內地刮起。
年初，被視為「橡皮圖章」和「弱勢」部門的國家環保總局，以嚴重違反環保法律法規的名義，叫停了30個總投資達1179億多元的在建項目。其中包括國電、華電、大唐等大型國有發電企業，以及同屬正部級單位的三峽總公司的三個項目。理由是，這些項目未經環境影響評價，屬於未批先建的違法工程。
5月中旬，環評風暴剛剛平息，一份由國家環保總局牽頭、起草，經監察部、工商總局、發改委、財政部、建設部等六部委共同會簽的文件──《整治非法排污、打擊環保違法行為》上報國務院。文件將根據國內已頒布的9部環保法律、47部環保法規，對全國範圍內的水、大氣和海洋等污染進行全方位的執法檢查。
繼環評風暴後，一場環保執法風暴行將開始。
環境惡化無路可退
中國的環境問題並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紀90年代，環境污染問題就已非常嚴重。如淮河流域，在90年代五類水質就佔到了80％，整個淮河常年就如的一條巨大的污水溝。1995年，由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到1875億元，佔當年GDP的3.27％。
儘管如此，90年代的GDP的增長率與環境污染損失相比，仍有正數。
時至今日，在中國在環境問題上卻已沒了退路。據中科院測算，目前，由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已佔到GDP總值的15％。這意味著一邊是9％的增長，一邊是15％的損失率。環境問題，已不僅僅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同時也已成了吞噬當前經濟成果的惡魔，這恐怕是這次「環保風暴」掀起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導因。
目前，中國的荒漠化土地已達267.4萬多平方公里，佔國土總面積的27.9％；全國18個省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而且荒漠化還在以每年1萬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長。
全國廢水的年排放總量為440億噸，超過環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類即完全沒有使用價值的水質已超過40％。全國668座城市，有400多個處於缺水狀態。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質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寧波市，地處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匯口，卻因水質污染，最缺水時需要靠運水車日夜不停地奔跑，將鄉村河道裡的水運進城裡的各個企業。
中國平均1萬元的工業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並產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創造1億元GDP就要排放28.8萬噸廢水。還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經處理，就直接排放進河道。2004年，中國的工業增加值是62825億元，如按GDP年均增長9％的速度，要不了10年，中國就會出現望水興嘆，無水可用的局面。
全國1/3的城市人口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有1/3的國土被酸雨侵蝕。經濟發達的浙江省，酸雨覆蓋率已達到100％。酸雨發生的頻率，上海達11％，江蘇大概為12％。華中地區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賓、懷化、紹興、遵義、寧波、溫州等，酸雨頻率超過了90％。
在中國，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許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200─1400萬噸。而2003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就達到2158.7萬噸，比2002年增長12％，其中工業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國僅火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將達2100萬噸以上，全部排放量將超過大氣環境容量1倍以上，這對生態環境和民眾健康將是一場嚴重災難。
1月27日，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正式對外發布各國「環境可持續指數」(ESI)。在全球144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位居第133位。有人預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類歷史上突發性環境危機對經濟、社會體系的最大摧毀，很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出現在中國。
欠帳過多陷於兩難
有一種說法，要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控制好環境，在環保方面的投入須達到GDP的1.5％以上。但這是環境保護本來就非常良好的情況下，在中國，根據上海經驗，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環境，環保投入須佔到GDP的3％以上。而在過去20年裡，中國每年在環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只有0.5％，90年代後期為0.8％，最近幾年也只有1％多一點。
環保是一種「奢侈性消費」，投入大，對GDP貢獻小，某些方面甚至會影響GDP的快速增長。因此，一些本應用於環保方面的專項資金，也被挪作他用。上世紀80年代初，山西就設立了一個環保專項基金──「煤炭能源基金」。20年多來，全省因挖煤造成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損失達3988億元，累計徵收的煤炭能源基金400億元，但同期該省投入到環境治理方面的資金僅13.85億元，所謂的專項基金並未專項使用。
過多的欠帳已使中國在環境問題進退兩難：再不治理，未來無法保障；真要治理，則需大規模投入，眼前的經濟又難以承受。
以太湖流域來說，早在1998年，其五類和劣於五類水質就達到了54％。為此，江浙滬三省市曾想聯手治理太湖。但算下來投資額至少需2000至3000億元，佔太湖流域年GDP總額的25％，超過三省市一年財政收入的總和。結果，出於眼前經濟及政績考慮，這一打算至今仍是一種打算。
太湖流域是筆者老家，也是全國環保工作做得最好的地區之一，它的污染與同期地區經濟相比，還算是得大於失，先污染，後治理，仍不失是可為之途。
有人計算過，雲南滇池周邊的企業，在過去20年間，總共只創造了幾十億元產值。然而要初步恢復滇池水質，使其達到三類水標準，至少得花幾百億元，需要全省一年的財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紙廠，20年累計產值不過500億元，但要治理其帶來的污染，即使是干流達到起碼的灌溉用水標準（五類），也需要投入3000億元。要恢復到20世紀70年代的三類水質，不僅花費是個可怕的數字，時間也至少需要100年！
中國目前的經濟實力，顯然難以承受如此沈重的治理負擔。
環保腰桿無靠山？
就微觀角度說，在過去20年裡，國內製造業最大的競爭法寶就是低價。在無法依靠技術進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況下，只能朝2個方面挖潛：一是工資，二是環保。最簡單的事，例如水泥生產，要達到起碼的環保要求，每噸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佔水泥出廠價的5％。紡織業，每年排放的廢水超過10億立方米，如要處理，則每噸需花費1.2至1.8元，提高生產成本5％。而絕大多數企業根本就沒有這麼高的利潤率，因此只能在環保問題上打游擊：或是不建任何廢水處理設施；或是建立以後就當擺設，白天把污水放到處理池裡，晚上沒人時在排放到河裡，這樣就可以節省一大筆成本。在市場的無序化競爭中，這5％的成本，往往就決定了企業的盈與虧、生與死。
而中國在環保執法上的兩高一低──守法成本高、執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也助長了這種傾向。通常的情況是，環保部門為取證一件違法偷排事件，需耗費50萬元，而最終落到違法企業頭上的罰款，則只有區區5萬元。包括正在勁刮的所謂「環保風暴」，一些投資數十億元的特大電站項目，違反環境評價擅自開工建設，最後的罰款也不過20萬元。區區20萬元罰款，對於一個投資超億元的項目來說，簡直是九牛一毛。這樣的處罰力度對違法行為談何震懾力？因此在中國，環保法來歷被人稱之為「豆腐法」。豆腐法能硬到什麼程度？
從宏觀角度看，若要治理好當前的環境，國家至少需投入一年GDP總額的40％。從微觀角度說，製造業佔全國經濟總量超過50％以上，就業人口超過8000萬。一場環保風暴將涉及數十萬家企業，由此帶來的結果必然是：大批企業的破產倒閉，大量人員失業，企業成本大幅提高，國內物價指數迅速地突破兩位數。因此，無論是宏觀成本，還是微觀成本，實際上都無法承受。
環保風暴，會成為中國經濟由高增長向低增長演變，由溫和的通脹向惡性通脹演變的拐點嗎？這種可能性並不能排除。
難越重化工業時代
中國是一個在環境上迴旋餘地極小的大國；又是一個在全球資源、市場基本被瓜分完畢後崛起的一個後起國家。因此，中國沒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國家那樣，等到環境惡劣到極點後再來治理。
但中國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別人走過的先發展經濟，再治理污染的道路，在中國不可避免的也會走一遭──只要中國無法跨越工業化階段，直接進入當今發達國家的後工業經濟，這條道路就難以完全避免。
世界各國的歷史已經表明，在經濟增長與環境變化之間有一個共同的規律：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會有一個環境污染隨國內生產總值同步高速增長的時期，尤其是重化工業時代；但當GDP增長到一定程度，隨著產業結構高級化，以及居民環境支付意願的增強，污染水平在到達轉折點後就會隨著GDP的增長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環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謂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當年日本的發展過程就嚴格遵循了這一規律。
毫無疑問，中國沒有可能跨越這樣一個重化工業時代。因為中國的人口太多，國家太大，社會制度也與其他國家不盡相同，無法像芬蘭那樣，在本國製造業尚不發達的情況下，藉助於全球化分工，直接進入高科技時代。
90年代末，筆者曾回過蘇南老家，小時候那種清清河水，坐著船就可到達四鄉八鎮的情景已一去不復返了。而令筆者吃驚的是，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這給筆者留下深刻印象：在中國，即使不發展工業，由人口增長帶來的污染物，也足以使中國的環境惡化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這樣的污染，也需要大筆投資，需要有經濟基礎。
中國在治理污染問題上，腰桿不可能很硬。所謂的環保風暴，根本是內地媒體的故作驚人之語。依法辦事，不要太把環保不當回事，制止惡性環保事件的發生，延緩環境惡化的速度，中國目前能做的只能如此。所謂風暴，根本就刮不起來。
(原題《中國環保風暴虛張聲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