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守常（大釗）先生是我的故交，是至熟至熟之友。」這是梁漱溟回憶李大釗文章中的開首語。幾乎不見梁漱溟如此迭詞造句，可見李大釗同他的關係確實非同一般。
梁漱溟與李大釗同在北京大學任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其實梁漱溟和李大釗相識早於北大同事時。據梁漱溟自己說：「但我們相識稍先於北京大學同事之時，彼時他正任職於北京《晨鐘報》（後改名為《晨報》）。曾記一次他宴客於瑞記飯莊，在座上我和陳獨秀初相遇，陳當時是為亞東圖書館募股而來京的，【陳當時在上海－筆者注】恰值蔡元培先生方接任北大校長，蔡陳早相熟，立即邀陳入北大任文科學長，同時我亦受印度哲學講席之聘，而守常則是以章行嚴先生之薦接任圖書館主任的（此職原由章任之，章離京南去）這樣我們便同聚於北大了。上述為1917年即民國6年的事情。」
據梁培寬先生（梁漱溟先生長子，北大退休教授，現居北京）對我說：「先父與李大釗（最初）是如何相識的，先父已不記憶。只能說有這樣一個可能：先父在中學時的好友郭氏與李大釗為同鄉，同為河北樂亭人。他即由郭之介紹與李相識。」查1917年，李大釗在北京《晨報》任職，梁漱溟在《民國報》跑外勤記者；彼時報紙很少，同為記者，同行互通聲氣，互有來往，自在情理之中。
文化革命前，中共黨史早期圖文資料中有一張相片，是四個穿長袍馬褂的人在北京一公園的假山上合影，文字說明其中一人為李大釗，其餘三人則付闕如。其實，其餘三人中有一人是梁漱溟先生，另兩人是張申府、雷國能。這是梁漱溟先生告訴我的。梁李相熟的程度於梁漱溟的以下敘述可見一斑：
「當一九一九年前和其後那些年，我每次赴北京大學講課，在上課之前和下課之後，必定去他圖書館主任辦公室盤桓十分鐘至二十分鐘。因為太熟了，他忙他的事，我進門和離去均彼此不打招呼。他主編的《每週評論》，我順手取閱。他有時主動的要我看什麼書刊，便順手遞給我，亦不加說明。我坐下翻閱後往往亦無表示。遇有重要書刊我就聲明帶回家看，下次來交還。總之，彼此十分親密隨便，沒有什麼客氣。」
梁漱溟結婚，會事先知會李大釗；李大釗被捕，梁漱溟奔走呼救；李大釗遇難，梁漱溟第一個去李家幫孤兒寡母辦後事。
「一九二零年冬月我走訪守常於其家，告訴他我將結婚。他笑著說，這在他是過去二十年的事了，因而自述出生在父死之後，而母親又在他出生之時亦死去，所以他竟沒見到父母的面，全靠祖父母撫養長大。（頃見《光明日報》1979年10月31日紀念李大釗一文，說他兩歲喪父，三歲喪母，全不對。……）祖父母自顧年老，便為他早早成婚。……趙氏夫人，年長他好幾歲（似是成婚時他自己十二歲而趙十九歲）……」
「如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創始中為首的是陳獨秀、李大釗兩先生。一時有南陳北李之稱。我記得一九二七年春有一天去東交民巷舊俄國使館訪看守常，只見來人滿屋，大都是青年來求見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擾他，隨即退出。不多日就聞知他與全家被捕消息，……當時正是張作霖自稱大元帥駐軍北京和執政之時。我聞訊從西郊趕入城內訪章行嚴先生，願與章老一同出面將守常家眷保釋出來，俾守常少牽掛之念，至於守常本人在勢不能免於一死了。惜章老不同意，自稱與楊宇霆交好（按：楊是張親信的參謀長），他可保守常亦不死。結果直至守常死時，亦不知其家人兒女安全否。熟友如我未得盡小小之力，抱憾於衷。－－據聞臨到守常被引出行刑，其眷屬乃釋放出來，回到朝陽裡舊居。……我趕去看望時，守常之子葆華默然植立，【李葆華，在中共建政後曾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筆者注】不哭不語，其母則哀哭在床上不起來。」
李大釗雖然同梁漱溟熟不拘禮，但他組織共產黨的事卻沒有向梁透露過半點。我聽過梁公在閑談中說過此事，十分明確地說李大釗從沒勸他入黨，也沒說過他自己組織共產黨的事。我在梁公的某篇文章中也看到他寫過此事，惜乎手頭無此文，不能引述。散木先生的文章中提到出資為李大釗厚葬的人是蔣夢麟、胡適、瀋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劉半農、錢玄同、馬裕藻、馬衡、瀋兼士、何基鴻、王烈、樊際昌、梁漱溟、馬敘倫、李四光、魯迅、汪精衛、陳公博、戴季陶。這二十人沒有一個是李大釗同一營壘中人。如果說在李大釗受難的當時，白色恐怖嚴重，中共地下黨自顧尚不暇，那麼，在李大釗遇難後的六年中，在過了六年後，在李大釗的北大同人和其他相熟者伸出援手時，中共仍然對其建黨元老的後事無動於衷則是難以理解的。
大陸的謝泳先生曾著文曰：「陳獨秀在獄中和他死了以後，最關心他、最讓人感到還有人情的，不是他早年為之奮鬥的那個集團中的人，而是和他走了另一條路的那些當年北大的同事。四四年他客死江津時，當時社會上的各種黨派各種團體都以不同的的方式對他的一生表示了敬意，雖然政見不同，但大家都承認陳先生是一位對中國社會有大影響的人物，比較起來，最沒有人情味的，還是他早年為之獻身的那個集團。」
反觀李大釗不向至熟至熟的好友梁漱溟宣傳遊說、拉攏入夥，其獻身精神和為他人著想不連累朋友的品格、風範令人肅然起敬。
2005、6、20於地中海畔
──《觀察》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