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安全局威脅海外華人的工作用語
6月10日，美國大使雷德到上海探監，看望幾年前被中國當局以逃稅罪抓捕並判七年刑期的美籍華裔商人邵裘德，於是中國政府歧視外籍華商的問題再次成為關注點。
吃柿子專揀軟的捏？
邵裘德原名邵靜祖，生於上海，1984年赴美留學，1993年獲美國斯坦福大學MBA學位，1997年歸化為美國公民。他在上海浦東外高橋保稅區投資註冊了外商獨資企業──希比威貿易（上海）有限公司，進口美國醫療設備。上海的兩家進口代理公司先後為希比威公司進口了53批醫療設備，並開出與設備相符的增值稅發票，希比威向他們支付了包括6％關稅，17％增值稅在內的全額進口費用。
邵裘德當時並不知道這兩張增值稅發票是虛開的，他的全部災禍由此而起。1997年8月，稅務檢查人員以此為由凍結他公司的銀行帳號，上海公安機關隨後將之與世隔絕地關押二年多。2000年3月他被判有期徒刑16年，並處罰金86,000美元。邵裘德目前在上海西郊的青浦外國人監獄服刑。美國雷德大使在邵被判刑的2000年6月對美國商人的演講中，就將邵裘德的案子列入中國政府「侵犯人權」的名單。當時海外媒體披露，邵裘德的母親和姐姐稱，在他被關押期間，警方和政府官員曾在兩個不同場合索取約30萬美元，稱那樣「處理案子起來會更容易些」。他的家人拒絕了，據說這一拒絕使他的處境更惡化。
在這裡，筆者感興趣的不是邵裘德到底逃沒逃稅，而是在成千上萬的逃稅外商當中，為什麼只抓華裔商人？最近據香港《鳳凰週刊》今年第14期報導，近十多年以來有一萬多名香港商人被中國政府拘押，這份媒體一直被視為中國政府在港喉舌，這數字應該屬實。
美歐日本港台資，港台商人最易欺
不少學者曾經總結過中俄兩國經濟改革經驗，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得益於海外的華人資本，而俄羅斯的經濟發展舉步維艱，則是因為俄羅斯沒有龐大的僑民資本支持本國經濟。確實，是港台資本支持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他們在80年代率先進入他們魂夢系之的「祖國」，用他們的聲音向世界宣示中國是塊投資寶地，於是引得日本、美國及歐洲等國資本紛紛進入，從而促進了中國九十年代的繁榮。
然而近年來，港商被中國政府貪官侵吞資產的事件多有發生。港資是中國外資中的大頭，在80年代中期曾一度居外資總額的90％，後來漸次下降，到90年代上半期也還高居70％左右，目前據說已經下降至45％，但其比例之高仍然非常可觀。
與其他國家的商人相比，港商當然比較懂得「中國特色」的內涵，也最早走上與中國政府官員權錢交易之路。但港商與中國政府官員的交道愉快嗎？且不說普通港商，歷來被中國當局尊為「上上賓」並被賞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香港商界大佬霍英東，其在南沙投資的事業，就被廣東番禺一些職位不高的地方官員巧取豪奪，多年忍辱負重，直到這些地方官當中的梁柏楠貪污腐敗事發，霍英東的下屬才敢半吞半吐地向外透露了一些粗略內幕，這些情況還只能在香港見諸媒體。
據瞭解，近年來港商在大陸吃官司、被關押的人數上萬。香港商人哀嘆，美、歐、日等國商人有本國政府的做保護傘，台商因為涉及兩岸關係，境遇亦較港商好一些。而只有港商，早在1980年代，就被北京計程車司機冠以「港熊」之稱，「熊」者，「熊包」也，熊念「松」音，意為好欺負。港商受欺之事很多，連霍英東基金會顧問、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統戰部長兼副秘書長何銘基這種「黨官」都感嘆說，「港商一人一顆淚，一人一身傷。」
但臺灣商人的境遇真比港商好嗎？恐怕台商未必認同此說。2004年端午節以後，「綠色台商」被查稅、補稅、罰稅，與地方官員藉查稅之名勒索台商的報導，大量見諸媒體與一些 Calling節目。有些「臺諜」案件，據說抓的並非諜報人員，而是「綠色台商」。投資大陸的人身安全風險也不小，根據臺灣海基會經貿服務處的資料，從 1992年至2004年9月止，該處共協查處理台商人身安全案件共679件，其中涉遭殺害69件、遭搶、傷害、恐嚇勒索80件、失蹤159件、遭人綁架或非法拘禁55件、因案限制人身自由207件。而且上述數位遠非全部，許多台商並未尋求海基會的幫助而自行想法解決。
「國家領導人」受制於番禺地方官
霍英東在南沙投資，在廣東是件相當有名的事情。但整個投資過程卻詭譎離奇，風波迭起，這在廣東的報紙上都常露端倪，2001年「洛溪大橋事件」一度成為廣東各報的頭條與熱點。但這條消息只被追蹤報導了兩天，就被政府部門攔腰一刀，嚴加禁止。報界業內知是牽涉霍英東，「上級」不讓報導，但對內裡情形還是雲裡霧裡，少有人明其所以然。
霍英東何許人也？在李嘉誠與中國政府結好之前，霍英東是中共在香港的頭號「統戰對象」與「首席愛國商人」，如果不是因為香港媒體揭出霍青年時期曾與黑道有染，「形象」蒙上陰影，迫使中共棄霍選李，霍英東今天的位置可能就不止是全國政協副主席，當年董建華的港督一位可能由霍出任，任國家副主席亦有大望。
廣東最初的開發，處處可見霍氏足跡。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霍英東從廣東中山溫泉賓館起步，建廣珠四橋，擴建相關公路，打通珠三角西部走廊。廣東經濟發展中外資的湧進，霍氏實有率先垂範之大功。霍氏在廣州建了白天鵝賓館後，便移資珠江三角洲中線，希望以廣州為始點，全力南拓。為達此目的，霍英東捐資改造廣州以南的投資「硬體」，幫助興建洛溪大橋、大石大橋，翻新改建番禺賓館，投資興建沙灣大橋與南沙大道。其間霍氏還同時捐鉅款幫助番禺興建體育館、醫院和大中小學。其目的只有一個：打通珠三角東西兩岸，在珠三角中心建成一個現代化的海濱新城，整合大珠三角市場，擴展南北腹地，完善投資環境，最後再集中精力開發南沙。
但南沙卻成了霍英東一生事業的滑鐵盧。從1993年開發至今，霍的南沙開發一直處於半死不活的狀態。何以如此？筆者曾問過一位在霍英東基金會任職的熟人，這位歷來爽快的熟人卻三緘其口，不肯多講半個字。直到去年，人們才知道，霍英東怕在地方官那裡丟了「裡子」又在公眾眼中丟面子，不欲其受欺之事見報──對霍英東而言，在中共那裡的政治地位仍然是其在港地位的基礎。
何銘基在番禺政協主席梁柏楠倒臺後，撰寫一篇文章透露了一些情況，外人方從中知曉大概。
霍英東原本想像以他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兼之他斥鉅資營造南沙的投資「硬體」，畢路藍縷辛苦開發，南沙開發非他莫屬。不料當地的地方官非常聰明地先走一步，借霍英東在南沙投資奠下的基礎和信譽，向中央申請成立開發區。結果，1993年5月中央政府批准南沙劃出九．九平方公里土地成立國家級開發區，霍英東有苦難言，而糾紛亦從此而起。此後凡霍英東建任何工程，地方官也立刻效法，惡性競爭。霍英東建南沙廣場，地方官要硬插一腳，從施工到監理全由地方官安插親信與人馬，要價高於市價，品質則完全是拆爛污。而所有工程的供電供水，又全卡在這些地方官手裡。其間遇到各種赤裸裸的敲詐勒索，整得霍英東七葷八素，有苦難言。而最讓霍英東氣憤難忍的是，投入天文數字般巨大資金，先後興建新技船廠、南沙有榮船廠、洛溪大橋、南沙大道、番中公路及其上三橋、三善大橋、沙灣大橋、虎門渡輪碼頭等許多大項目，每個項目都充滿詭詐刁難，將霍英東及其手下折騰得百般無奈，心力交瘁，不少項目血本無歸。洛溪大橋是霍英東贊助投資修建，但投資人裡卻不見霍氏名字，而在收取「過橋費」的名單裡，霍氏名字卻赫然列於其上，而霍氏卻從未領過分毫。直到廣東省各界指責洛溪大橋收費過高，並指錢進入從未投資的霍氏錢袋，霍英東才知道自己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冤大頭，剛想辯解一番，又被廣東省政府禁止報導。霍氏如此辛勤勞苦，卻沒有得到半點補償：在所有宣傳南沙的讚辭裡，從未提到霍英東半個字。
霍英東身為國家領導人（全國政協副主席算國家領導人），一向被視為在中央政府玩得轉的人，為什麼在番禺遭遇如此困難？一位地方官道出了其中原因：在廣東地方政府官員眼中（或者還可以擴展到「中央政府官員」？），身為「國家領導人」的霍英東仍然只是個「外商」。
資財被無端劫奪的外商知多少？
外商投資於中國，都指望與政府部門（或官員）合作，得到一些便利，但卻沒想到被合作方依仗政府勢力明火執仗劫奪資財，此類事件今年見報的有若干起：
被炒得沸沸揚揚的「北京門事件」，事涉香港嘉利來公司6億資產。事情梗概如下：1994年9月，北京市二商集團（政府機構北京市第二商業局的官辦公司）、北京恆業房地產公司、香港嘉利來集團簽署合約，成立北京嘉利來房地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合作公司），在北京朝陽區亮馬河興建北京嘉利來世貿中心。合作公司於 1995年1月通過北京市商業局批准，投資總額為3,000萬美元，註冊資本1,200萬美元。香港嘉利來集團投入註冊資本逾1,225萬美元，並另為合作公司籌措資金3,500萬美元。投資期間，因受東南亞金融危機影響，樓盤一度停工，後來北京房地產形勢轉好，樓盤升值。據權威房地產評估機構評估， 2000年，在業界有「京城一號地」之稱的嘉利來合作項目，可成交價值逾10億元人民幣。但辛苦播種有份的香港嘉利來公司卻收穫無份，這位持有60％股權的大股東於2001年9月被合作方一腳踢出局，踢的理由是嘉利來投入合作公司的註冊資金中有6,500萬元人民幣（約合772萬美元）是通過廣東佛山匯通公司和佛山華強公司匯入的，因此按國家商務部和國家工商局《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營各方出資的若干規定》有關條文，嘉利來集團「未履行出資義務」。合作方在未知會香港嘉利來公司的情況下，將嘉利來公司出資形成的巨額股權「轉讓」給了香港美邦公司。香港嘉利來集團因出局而造成的損失約人民幣6億元。此案波譎雲詭，幾上法庭，據說牽涉高層與黑道勢力，至今還處於了猶未了之局。有興趣者可以去讀瑪雅在《鳳凰週刊》今年第14期報導的「北京門事件」。
香港運洋實業公司與遼寧省水利廳下屬公司長達6年7審4判的馬拉松經濟糾紛。1993年3月，香港運洋實業有限公司應遼寧省水利廳邀請，與該廳所屬遼寧勝天通訊技術開發公司簽訂合同，在大連共同組建800兆赫集群防汛通信網。雙方約定，香港運洋提供項目資金61萬美元和41萬元人民幣，包括遼寧方的出國考察費用、專案前期費用和設備費用等；遼寧勝天負責辦理專案審批手續和全部設備的定貨、報關、驗收，以及項目的經營。遼寧方承諾，一年內還本分利，並做了財產擔保。但運洋老闆胡福生卻未料這一投資為他帶來的竟是一場長達6年的馬拉松官司，6年7審4判，並經過大量運作，才算是討回了一些投資。
這類案件甚多，但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投資者原以為與政府部門合作，易於賺錢，並且保險。卻沒想到被重重地涮了一把。
上述事件中，是非還易分清，澄清或許有望，只是在澄清之途上要承受外人無法想像的艱難痛苦與巨額花銷。但有些案件則黑白難明，比如最近美籍華裔商人季龍粉執掌的APEX與號稱中國長虹電器公司之間的巨額債務糾紛浮出水面，而季龍粉本人則於去年10月的中國之行中被中國警方扣押。雙方目前正在大打口水仗，季龍粉被大陸媒體塑造成玩「空手道」的騙術高手，而季龍粉入美籍之前的中國經歷更使此事蒙上一層神秘色彩。
海外華人眷念「祖國」得到什麼回報？
世界各國的僑民中，只有中國人始終與其移民國保持距離，哪怕在移居地繁衍三代後都要諄諄告誡其子孫：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在歐美社會，也許是由於人種與文化的原因，華人始終與主流社會有距離。於是他們普遍認為，祖國的強大意味著他們在海外地位的提高，為了祖國的強大，當然還有自己的利益，他們都願意到中國投資，並且為中國在其國籍所在國作各種利益遊說，而對中國的專制政府的惡行視而不見。
這些到中國投資的華裔商人，得到了什麼待遇？
一段中國國安局官員常用於威脅外籍華人的話，充分表明瞭中國政府對海外華人的蔑視心態，而且這些華人包括商人、學者、記者與非政府組織負責人：「不管你的國籍是哪個國家，也不管你是否講中文，只要你是華人，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有權管你。」──這話筆者已經聽好幾個人談過，這些人互不認識，但敘述這話時卻驚人地相似，似乎已經成了國安部對外籍華人的統一工作用語。至於這種「管」的惡劣內涵與對人的折辱，已經有不少人領教過了，有些人醒悟，不再對中國政府抱有希望。但有些人為了國內的地位，比如某大學給的學院院長職位，一筆研究經費，一項商業項目，他們還是寧願忍受這種屈辱。中華文化心態中這種對名利與權力的深深眷念，還有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構成了海外華人眷念祖國的內在深層心理因素，這些就不是本篇文章所能盡述的了。
無須否認，華人的文化特性是喜歡依靠關係辦事，海外華人「回到祖國」投資，大多也抱有依靠關係共同發財之意。但霍英東南沙投資的遭遇應該使海外華人醒悟，因為結論是現成的：沒有幾個華人能夠修煉到霍英東那麼高的道行，以霍氏挾「國家領導人」之尊與投資中國所起「表率作用」之重，尚須忍受種種無端之辱，巨額投資血本無歸，一般商人又何能免遭劫奪之災？
海外華人在歐美國家的社會地位不高，不是緣於其母國中國的國家地位不高，而是緣於中國政府對子民那種蔑視態度與蹂躪行為。在這種蹂躪下生存的人，對人格尊嚴於人之重要性的認識，畢竟與西方文化中長大的人有所不同，而這種不同，又使得華人融入主流社會有一定文化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