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用林與華人社區舉行了首次座談
他表示，他在總領館工作四年期間，華人社區除了異見人士和法輪功學員對中共的揭露和批評比較多之外，很少聽到不同的聲音和意見，聽到的都是對中共高唱讚歌，他認為這是不正常的現象。在澳大利亞的自由民主的社會裏，華人朋友享受這種民主自由的權利，他說，我們敢於對何華德政府進行抗議和痛罵，而對共產黨所做的很多違背人性的事卻沒有膽子提。
陳用林與華人社區舉行了首次座談
陳用林認為這種對中共的懼怕，源於中共的洗腦，中國人從小學開始就受到洗腦。陳用林還說，好多人只看到中國的表面繁華，他們希望從中共那兒賺取一些外匯，他認為這是可以理解的，他說：「但是，我們不能放棄原則、放棄民主自由、人權的基本理念。我們不能像豬、狗一樣活著，我們要活得像人」。他表示這就是他為什麼要離開中共、要出來揭露它、剝掉它的外衣，讓人們明白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政權和制度。
陳用林與在座的華人朋友分享了他出走以後的一段特殊經歷和感想。他表示從出走一直到拿到簽證，總共歷時43天，感嘆出逃竟是如此的艱難。5月26日在遞交庇護申請時候，當時移民局立刻就跟總領館溝通，導致澳大利亞政府第二天就拒絕了他的政治庇護申請。他說：「根據我的推斷，當天中共駐坎培拉大使館已經向澳洲外交部施加了強大的壓力，就如傅瑩前二天所說的，如果你給陳用林簽證的話，那麼就像打開洪水閘門，你澳大利亞要不要？第二方面如果你接受陳用林，那麼我們二國關係將受到重大損害，那麼這個自由貿易協定你還要不要？要不要把澳大利亞作為資源和能源供應基地？這是澳州政府最關心的經濟利益問題。因此中共的壓力直接就導致了澳方第二天就作出決定拒絕我的政治庇護，根本沒有給我見面申辯的機會。」
陳用林與華人社區舉行了首次座談
他當時在郊區暫住受到總領館和中共特務的追捕，他不得不轉移地方。他說：「在6月3日的時候，我聯繫朋友想要開新聞發布會，從而得知在馬丁廣場有個六四紀念集會。所以我就在那天的集會上出現，揭露中共的醜行，使得中共惱羞成怒，甚至揚言要不惜一切代價百分之百把我送回去，還給我的朋友打恐嚇電話。幸而，澳洲廣大人民和全世界有良心的人沒有被中共矇騙，他們及時給予我支持，堅定了我追求自由的信心。」
7月8日下午，澳洲政府給了他永久保護簽證。他認為這說明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在澳洲是深入人心的，中共想把澳洲納入「大周邊」勢力範圍的圖謀是白費力氣。他說：「我很高興從現在開始能夠跟大家一樣能夠呼吸澳洲民主、自由的空氣。所以我今天想說什麼就說，想做什麼就做，中共不能在控制我，這才是做人的感覺。我期盼所有中國人民都能夠過上「人」的日子。」
出逃的原因歸納起來主要有3點
首先擺脫中共對我的精神控制和良心迫害。
這方麵包括他父親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這在他心靈中留下深刻影響；「六四」期間他見證六四流血屠殺事件；在外交部工作期間他接受無情洗腦教育；在駐外任職特別是悉尼工作期間他被迫做違背良心的事。他說：「許多人不理解以為我們過著上流社會的生活，其實駐外工作有如牢獄生活。大家看我們在外面很風光，穿著體面去參加酒會，與官員會面吃飯，不瞭解我們生活的人是無法理解的。」前幾天傅瑩說陳用林貪婪，作為一個年輕人，中共政府給了他哪麼多，給提了一秘，他怎麼還不知足阿！陳用林說：「我不知足是因為我在領館沒有自由，我追求的是自由而不是財富。我要是貪婪錢財就應該學傅瑩，走陞官發財之路，一個腐敗的中共官員收入豈是澳洲一般平民能比。」
他透露他們在領館的生活，出門都要請示。他說：「我們是不允許有私人朋友的。我們在中領館工作，有些人想跟我交朋友，有些是線人想跟我談，談完之後，我必須報匯報，口頭或者書面向領導匯報。我們在駐外使領館生活，是沒有個人的生活，出來就是為中共工作，不允許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有一天交了私人朋友，那就值得懷疑了。你有沒有出賣中共的機密，又沒有做對自己和家庭個人有利的事情。因此我們每次出來，去社團也是一樣，都要至少二個人參加。二人可以互相監督，所以在社團活動中，大家看到一個人參加的恐怕很少。一個人要請示匯報，你去哪兒了，幹什麼去了。說了什麼話,一般來說，講什麼都是事先準備好的。」
他出來之前，護照都要收起來的，中共對人的控制到了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他說：「我們在總領館生活根本沒有個人的隱私。所有人的房間他們都配有萬能鑰匙，領導和辦公室的頭目可以隨時隨地的開門進來。所有的信件放在一個盒子裡，如果我去得晚了，領導想檢查我的信，就拆了，就這麼簡單，我的信件被拆了無數次，他們從來不會跟人說對不起。我們不允許有私人朋友，拆了信，你又能怎麼樣哪？中共的這種體制內的生活是西方社會是不能理解的。
他說，別以為中共的外交官很風光，很有地位，傅瑩也說給了你年輕人這麼多，你還不滿足，這麼貪婪，但我要自由，她一點也不給我。」他認為傅瑩的這種說法跟中共在國內控制了人民的思想是一致的，79年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生活改善了，餵飽了就不要提反對意見，提反對意見就殺，這就是中共的邏輯思維，餵飽了你就好好睡覺，不要反抗，服從統治， 他就是不堪忍受中共邪惡控制，走上脫離中共的道路。
出走的第二個原因，他說：我在中共駐悉尼總領館工作期間，曾幫助法輪功人員，接替我的人肯定會瞭解，讓我突然擔心回國後會受到嚴重迫害。
一般法輪功學員被中共政府認為是危險人員，護照延期是不給的，不但不給，還要沒收護照。中共政策護照是國家財產，應當沒收。中共的目的是製造法輪功學員生活各方面的困難，這就是迫害。就像民運人士袁紅冰先生剛到悉尼的時候，領館的副總領事包括坎培拉的大使都去外交部、移民局施加壓力、交涉，讓他們不要給袁紅冰簽證。他們藉口袁紅冰是旅遊簽證，而中國每年都有很多的人來澳旅遊，如果你給了袁紅冰簽證，那麼這麼多中國人，你澳洲受得了嗎？這就跟前二天她說澳州政府給我簽證一樣，打開洪水閘門一樣邏輯，威脅澳州政府，不要給袁紅冰簽證，無非是想給袁紅冰的生活製造困難，不讓他很快拿到身份、讓他感到不安全、讓他的心靈受到一定的折磨，這才是她的真正的目的。
陳用林表示接任他工作的人名叫高麗（諧音），曾經在她來澳之前，他們通過一次電話，她應該六月初來。如果她接任了我的工作話，她就會很快發現我所做的一些事情，特別是法輪功原先有8百多人一份名單，其中包括大部分是只有人名，沒有護照細節、沒有出生年月，這種需要總領館繼續核實，我已經把這部分名單從總領館電腦上刪除了。如果是這部分人現在去申請簽證的話，應該不會遇到麻煩了。我跟法輪功打交道，我同情他們是因為他們遵從真善忍，特別他們真善我感覺特別明顯。中共之所以覺得法輪功好控制好打壓，是因為法輪功很誠實。當他們到領館取簽證，問他們是不是法輪功的，他們要麼就會說是，要麼就不回答，很容易辨認，他們不會說謊。
在2003年中央防範和處理x教辦公室的副主任袁靖（諧音）來澳洲時告訴陳用林，國內法輪功有6萬人還在受到迫害，其中三萬關在監獄裡和勞改營裡，三萬多被地方政府、區政府、街道監視居住和洗腦教育，這個數字使我很震驚。中共自稱對一般法輪功學員採用團結、教育、轉化的政策，所謂團結教育就是洗腦，就像教育中共內部的黨員一樣。從六四以來，進行了反自由化教育，針對的是民運，後來江的三講、三個代表、胡錦濤的保先教育，從去年年底開始，在我出來之前，悉尼總領館還讓我寫了一份總結報告：悉尼總領館保先教育取得了重大進展，保先教育告一段落。下半年深入開展思想教育，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由此可看出中共的本質。
第三個原因是為了支持中國民主運動，推翻中共專制政權。
文革的時候，他父親因為寫了一手好字，為無辜的村民寫了一份訴狀，當時村裡的當權派就在他回家的半路上把他劫持後活活打死了，使他的心靈受到嚴重的創傷，但他對自己父親的死總不能明白。當他見證了六四天安門屠殺事件，開始對中共的本質有所認識。而當他出現在六四紀念集會上，就宣布跟中共徹底的決裂。隨後他托朋友在退黨網站上公開聲明退黨。
他說:「有些人覺得文革只是中共某些領導人犯的錯誤，大家想一想，從49年以來，有8千萬無辜生命被中共的殘暴統治殘害了，這個數字比二戰死的人還多。中共的體制、中共搞的一系列運動，這不是偶然的。有些人覺得文革之後，中共開始反思了，開始搞改革開放了，它自己說是撥亂反正了，真得如此嗎？看看89年六四，中共向無辜學生開槍，我有三個同學受傷，其中有一個是傷得很嚴重，差點死去。醫生說他們用的是開花彈，這種在國際上都是禁用的子彈。」
他透露根據他的瞭解這次六四鎮壓行動的決定其實是鄧小平在家吃飯時拍的板。在學生示威運動的後期，大家已經對中共領導人不滿了，特別是鄧小平，他們把「他」用汽水瓶吊起來以示反抗，鄧小平的家屬知道後表示再不鎮壓，我們這些後代、我們這個家族就死無葬身之地了，所以鄧小平就立刻開始鎮壓。其實這是為了家族的利益。
陳用林認為現在的中共政權跟經濟結合得越來越密切了，他們不會輕易放棄它們的家族利益，他們不會分權於民，實現真正的民主。他估計目前國內的這個形勢，最後只有人民起來造反推翻它。
對有人問他為什麼選擇這個時候出走，而不是更早一些，他表示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人，有家庭，跟許多人一樣，在體制內能忍則忍。出走是被逼出來，在他親耳聽到 610負責人說國內有6萬的法輪功學員受到迫害的行為，而且他又是親自負責監督他們的活動，他的良心再也無法接受，他說：最後一段時間在總領館的工作是我度日如年。特別是九評共產黨發表以後，他們搞的系列研討會，上面要求他去瞭解情況，以便採取對付的政策，他採用拖延的辦法，藉口忙於接待國內的訪問團。他說:「我的這些表現和舉動，當我回中國後，他們也不會放過我的，而且回去後我很可能被迫成為他們迫害人民的幫凶，發展下去可能成為膾子手。而這個時候眼前是一條自由之路，也是最好擺脫中共的機會。這些都是促使我選擇此時的原因，前後準備了2、3個月的時間。」（大紀元記者駱亞、梁宇悉尼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