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四日星期天的太陽在北京上空升起時，這是大家問的第一個問題。沒有人問：「軍隊真的殺人了嗎？」更沒有人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而是：
「多少人？」
這曾經是，現在也仍然是一個無法解答的問題。之所以無法解答，是因為我們無法判斷各類事件和數據的真偽；無法解答是因為不去想像未來，而只能修建過去；無法解答還因為政府不但無意公布人數，而且還竭盡全力不讓人們瞭解死亡人數。然而，一個數字卻是那天的北京市民所想知道的信息，也是我所需要知道的信息。
沒有齊全的數據，也沒有理想的圖表。可能永遠也不會有的。我們所有的僅是估計，來自醫院的對死亡人數的不完全估計，以及無數目擊者所提供的他們看到中彈倒地的人，他們抬著人去醫院，看見掛在校門上被子彈打穿一條條孔的衣衫。傳說有隱形凶殺；傳說屍體被堆在一起焚燒；還有那些無名死者的傳說。政府也公布了死亡人數。但是，怎麼說也無法讓人們接受為什麼要死這麼多的人；也無法滿足人們所想知道的，究竟死了多少人。在此，正確與精確是不存在的。
即使有精確的數據，它們也只能展示北京人那天晚上所體驗到的一方面。政府承認的數字是：近三百人被殺，八千人受傷。這足以將發生在北京的事件稱之為大屠殺。然而，人們在星期天早上所想的則與之不同。他們認為，死亡的人數達幾千，而不是幾百。三千很快變成街頭巷尾的人們所公認的數據。因此，大家堅信他們的政府草菅人命，把他們當作不值分文的東西。
我們有必要區分三百與三千嗎？從遠的角度來看，死去三百或三千都是無比殘暴的。因此，數字本身毫無意義。從近的角度來看，即使死去一個人也是太多了。但是歸根結底，少數一個死亡人數，都將是駭人聽聞的謊言。因為對於每一個死去的人，對那些哀悼他們的人來說，屠殺了多少人事關重大：不被計入，就意味著永遠的抹煞。儘管對其他人來說，數字可能並沒有那麼重要；從廣義上來看，重要的是屠殺行為本身的特性，政府對人民背叛以至讓軍隊開槍，並且在最初命令下來很久以後還繼續在開槍；對摧毀生命的任何記數，都足以證明對人民的背叛。然而，數字還是越精確越好。
精確的價值在於，一個明確的數字有助於澄清北京大屠殺的事實，使之不再侷限於僅僅是指控。否則，事情則顯得含糊，其形狀不清，其意不明。一個明確的數字，能經受住每個政府賴於保持權力的易變和誤傳侵蝕的影響。 在本章中，我們將通過估計，通過數死亡人數，通過目擊者對個人經歷的敘述，來尋求那個數字。我們去尋找，儘管我們無法窮盡真相，但我們相信，尋求會帶來教益。它會為我們展示當事人所體驗到的災難之特性，幫助我們勾畫出整個死亡之輪廓。
那麼，我們的工作從那開始呢？不能從目擊者那方面去找。因為有許多目擊者看到有人被殺，但還有許多目擊者則沒看見這些。更確切地講，沒有一個人能見證所有的屠殺。人們所看見的，是發生在周圍的事情，其距離最多也不過是案發現場的方圓幾十米之內。而恐懼、混亂和黑暗，有時能把他們的感覺產生錯亂。怎麼能把人們各自所經歷的屠殺，歸結成一體呢？
我們也不能按外國電視臺攝影組所拍攝的長篇錄像帶來計量死亡人數。許多節目的收看者以為，他們從電視上看到了屠殺，但是他們所見的只是混亂的呼叫，軍車疾駛而過，有人開了幾槍，一些血染的衣衫和臉膛。錄像帶上看不到對市民的殘殺。 正如BBC記者 Kate Adie所指出的那樣，從錄像上是估計不了傷亡人數的。「事情發生得那麼快，那麼殘暴，再加上一片混亂，即使是世上最好的攝影記者，也無法像故事片攝影師那樣。他們沒有時間，沒有角度，也沒有奢侈去記錄死亡。這不像電影，八分之一秒，倒下一個。人們死於從七百五十碼發射過來的高速子彈衝擊。攝影記者轉過身來，他們已經倒在地上不見了。這些在電視臺攝像機上是看不見的。」
雖然記者們不能在現場記錄死亡，但是他們能夠在第二天到現場調查傷亡情況。大多數人就是這麼做的。他們找到東單血流成河的地方，他們找到長安街上沾有內臟和腦漿的人行道，他們找到紫禁城牆上齊胸的子彈坑。這些證據後面所隱含的行動之特性，使在場的觀察者認為屠殺範圍廣泛，死亡人數必然非常多。荷蘭的一個記者說有六千人死亡。蘇聯記者報導死亡人數多達一萬。有兩個目擊者從歷史博物館外揮舞警棍的士兵那兒逃到城南。其中一位認為，任何少一些的數字都讓人難以相信。「軍隊從五個方向一路打過來，一直打到天安門廣場，把所有的交通要道都堵了。」他說：「如果我們發現死了一萬個人，我也不會吃驚的。一萬個人可能還是低估呢。我不清楚是不是我所看到中彈的人都死了，但是士兵用了致命的槍支，更不用說那兒沒有人立即把你送到醫院裡去。把我所聽到的那些都歸在一起，死亡人數不可能少於一萬。」 可見，這位目擊者和許多人那天晚上所感受到的憤怒和背叛，需要一個相同力度的數據。他們自己看到那麼多人在他們視線一二十米內死去。許多人死了。「許多」不可能是幾十個，也不可能是幾百個，這個數字得比這些都多。
星期天早上，第一批從廣場回到校園的學生們吃的是一樣的午飯。雖然他們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但各自可怕的經歷都使人們震驚。「一些學生歇斯底里，大哭不止」，一位北大的住宿生在回憶自己看到第一批早上六點鐘回來的學生時說：「一些學生被所發生的一切搞糊塗了，一會兒哭，一會兒笑。另外一些學生非常緊張地坐在車裡，一動也不動，什麼也沒看見。還有一些學生氣得發瘋。」 這些學生帶回來的，比他們所掌握的證據多得多。他們把這些經歷與感受傳達給來聽新聞的同學和本地居民。
有關部隊致命行為證據之一，是學生帶給大家看的子彈殼。「金屬像花一樣地彎下來」。一些住宿生說：「人說這是一種碰到你就爆炸的子彈。有個人告訴我，他看見他的朋友在廣場上跪倒在地。他走過去看見他腹部有個小圓點。他想，媽的，他受傷了。當他伸手扶他的朋友起來時，發現自己的手伸進朋友背上的一個大洞裡。他愣了幾秒鐘之後不得不把屍體留在那兒。他跑了。」
看到那些可怕的傷口，大家便以為解放軍使用了為日內瓦公約所禁用的開花彈或達姆彈。其實，那些傷口是由解放軍和北約組織的部隊使用的進攻形步槍所至。那種子彈的鋼心外包著一層防止槍管磨損的銅套，衝擊時，子彈像炸開花式地脫開其銅套。它碰到人體時扎進一個小孔，但出來時則將肉炸開。那種傷口需要特級治療。造成這類傷口的目的，是為了減少敵軍數量，同時加重敵方醫療負擔。
在北大和其它校園裡，學生們不僅展示了彈殼，還放置了屍體。早上十點，載有幾具屍體的卡車停在北大。車上有一個中了七、八顆子彈的九歲男孩。在沒有屍體的地方，大家就陳列照片。到星期天中午，人民大學前廣告欄上已貼滿了被屠殺的屍體快照。人們把血衣和外套掛在正門的樹叉上。校園外也有類似證據的陳列。在三環路北太平莊十字路口，學生們手舉奪來的武器和血衣，證明軍隊之暴行。
但是物證還是不夠。大家想要的是更一般的，不和某個死亡聯繫得太緊的，但又能顯示死傷之規模的一個東西。大家想要的是一個數字。到了上午，傳說中死亡人數的估計在一千和一萬之間。大多數估計是在二、三千之內。在經歷過前天晚上的人的眼裡，那些估計沒錯。那些數字便開始得到公認。在北師大校園，一位美國籍老師從廣場回來的學生那兒聽說，死亡人數為三千。中國的一個心理學家，從北師大附近十字路口一位演講的一個學生那兒，也聽說人數為三千。早上八點，加拿大的一個記者在北京飯店樓梯上聽到的，也是相同的數字。
這個數字是從哪裡來的呢？來源之一是中國媒體。早上八點，電視新聞播送有二千人被殺。北京電臺英文廣播在下午一點時報導的數字是上「千」。政府沒有公布這些數字。他們公布的數字很低。數字在幾百之間。但是，大家視二千為下限，認為總數比二千多得多。星期天早上，北大的一個學生列印的傳單上重複了電視臺的報導，聲稱至少死了二千人。其中學生死亡人數有幾百，受傷人數有幾萬之多。早上從北大學生自治聯合會擴音器裡傳出來的死亡人數為二千一百。近午時分，北大傳單公布的三千為最合理的估計。學生聯合會傳單聲稱，還有七千人受傷。
其它有關三千人死亡的消息來源於中國紅十字會。這可能也是電視新聞所依據的消息來源。星期天早上，紅十字會根據醫院報來的數字估計，死亡人數為二千六百。他們將這個數字傳達給包括加拿大廣播公司在內的外國新聞機關。星期天早上，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聯合會播送了紅十字會的數字。日本紅十字會也開始用這個數字。但這個數字為中國政府所否認。即使如此，一個在星期天到三環路紅十字分會獻血的美國人聽說，紅十字會還是估計死亡人數有「幾千」。這位美國人和他的一個英國朋友曾聽到一輛救護車發出的需要獻血的緊急呼籲，結果他們來到分會獻血時，卻被護士長命令離開。
星期天早上，負有外交使命（包括代表國際紅十字會使命）的瑞士大使確認了紅十字會的數字。那天早上大使到醫院巡查後估計死亡人數達二千七。出於外交禮儀上所需要的尊敬，這位大使被要求來否認他所估計的數字。由於缺乏文件，國際紅十字會也無法把它作為檔案。
我們無法證明二千六百這個數字。重新找到傷亡人數的唯一希望，是回到被紅十字會作為其數據根據的各所醫院。星期天，醫院收集併發布了一些數據，但它們沒繼續下去。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上班的大夫能較準確地提供一些估計，可是這以後就很少有人敢談那天晚上的經歷。大屠殺之後的當年，北京各醫院的人事調動使得尋找那天在醫院急診室工作的醫務務人員更為困難，而他（她）們，才是死亡情況最可靠的見證人。
大屠殺之後，北京傳說醫院並不是毫無準備的。有人接到做好受理傷亡準備的通知。六月一日，一個護士告訴北大的一個學生，她的醫院接到命令要他們撤空除了特護病人的所有病床。我還從北京的一位信息提供者那兒得知，六月三日下午，北京醫院也接到通知要做好接收傷亡的準備。有個太太在醫院工作的人告訴我，她的上級提醒她不要在那天晚上上街。我還聽說醫院接到指示，叫他們只接受幹部和士兵，不要接受市民，或者先給軍人，然後再給市民治療。指示中還禁止他們給市民簽寫死亡證書。如果確有這些指示的話，也沒有人照辦。
可是有關醫院已做好準備之說卻和那天晚上發生的事對不上號。市民醫院可能接到需要他們服務的通知，但是我所採訪的見證人都不知道他們將接收到的傷亡之規模。他們也缺乏應急所需的醫療器械和足夠的血。
醫院已做好準備之說，也不符合我所知道的兩個那天晚上在醫院工作的大夫所講的情況。其中一位大夫寫下他那天的經歷，並在香港的報刊匿名發表。另外一位大夫則接受了我的採訪。他們所描述的一切，只能為在戰爭中服役過的醫務人員所想像。讓我通過他們的經歷，而不是他們的統計來重現當時的情景吧。
週六黃昏，第一位大夫從醫院回了家。他注意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我們還是能看出他的醫院是南市距離廣場三公里之內六、七家醫院中的一所。晚上十一點以後，他聽到裝甲車轟隆隆地往長安街開去。子夜後不久，他家附近的槍聲使他回到醫院。到醫院時他發現第一批傷亡人員已被抬了進來。其中，四、五個年輕人受槍傷，另外幾個頭上挨了打。子彈大多在肌肉而不在內臟中。他開始動手術，取出彈殼，縫合傷口。大多數受傷的人是不同年齡的本地居民，而不是學生。醫院附近槍聲越響越烈，傷亡的人不停地湧入。
週日凌晨三點，「幾個人抬著一個男人進來，一個婦人扶著擔架哭泣，我們檢查後發現他的呼吸和脈搏已停止，瞳孔已完全放大。我們給他心臟注射，按摩，想把他救活，但沒成功。他胸和腹部上的三處槍傷還在流血，但人已經死了。抱著他還活著的一線希望，他太太不停地呼叫他的名字。」
兩個受同樣傷的學生幾乎同時被送進來。「他們的靜脈動脈被擊中，股骨頭折斷。送他們的學生，把他們的上衣和褲子用作止血帶，紮在他們大腿上部以減少流血。但是鮮血依然如注。他們已出現休克症狀：極度乾渴，臉色慘白，血壓突然下降。那時，搶救室的職工幾乎都在，我們便立即把他們送進手術間。」
夜深了，那位大夫看到病人身上銅彈殼的尺寸比先來的病人大。他感到吃驚。子夜時，彈殼的直徑為1.5cm。後來送來的近3cm。「傷口比例變大，失血變多。我們用完了從醫院其他部門拿來的大量紗布和繃帶。更糟的是血庫裡的血快用完了。我們的病人在休克之中，而我們卻只能用血漿來維持他們的生命。」
受傷者有些被擔架抬進來，有些被救護車送來。往往是幾個一起來。「有一輛救護車上五個人迭在一起。我們把他們接下來時，發現其中三位已經死去。從校徽上來看，他們是(天津)南開大學，北京大學和科技大學的學生。把他們送來的學生說他們被天安門廣場上自動步槍發射過來的子彈擊中。我們竭盡全力搶救另外兩位學生。他們的胸、腹部多處中彈。」沒過多久，又一輛超載的救護車開來。這次車上有七個人。「其中四個已經死了。他們渾身流滿血。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合上他們的眼睛。這時的急診室已亂作一團：到處是血，人人在哭罵，好像都發了瘋；所有的病床都滿了，新來者只能躺在地上接受治療。」五點三十分以後槍聲變少，往醫院裡湧來的人流也才減少下來。員工們接收了一百多人，其中十六人死亡。
第二位大夫講的首都醫院的故事和第一位講的相同。首都醫院(參見圖3) 是北京最老最大的綜合性醫院。它是用Rockefeller基金會給北京聯合醫學院的錢建造起來的。解放後，它被改名為首都醫院。雖然八十年代它的老名字又被改回來，但是北京人依然稱它為首都醫院。它坐落在北京飯店東面兩條街外，是接收從廣場來的傷亡人數最多的三所醫院之一。」（另外兩所為同仁醫院和北京醫院。它門都坐落在廣場東面。通常接收高幹病人的北京醫院於凌晨二點十六分開始接收傷亡者。)
我們採訪的那位大夫不在首都醫院工作。午夜時他正好在醫院附近，便決定去首都醫院急診病房義務工作。凌晨近二點時，來了第一批傷亡人員。二點四十分，在廣場東北角軍人形成警戒線並開始射擊後，傷員人數才猛然洪水般劇增。傷員有些是用三輪車，有些用公共車送來。司機一個個中彈，到醫院時，司機已換了兩位。還有些傷員是用救護車送來的。但救護車拂曉之後才開始正常運行。
「最忙的時間是早上五點左右，」 大夫回憶道，「那時天剛濛濛亮。」
我們聽到好多槍聲，還不到十分鐘的時間就來了一大批傷員。開始抬進來的是一床四位，現在是八位，翻了個倍。到處是血。推平床的人都是自願者。有個人告訴我他已進出醫院六次了。
病人都受槍傷。我從一張X光片上看到一個病人肩骨中的一顆子彈。我經手最慘的是一位胸腔被撕裂的病人。他背後中了一槍。我們衝進手術臺搶救他時，他已經死了。我們翻他的背包找證明身份的證件，但找到的只有一本封面上寫著解放日報的筆記本，還有解放日報餐廳飯票。看來他是個軍報記者。他們把他送到陳屍所。這位記者是我親眼看到的唯一一個送來就已死了的人。我所經手的其他病人每人都受槍傷。
雖然我不知道那天早上來了多少病人，但是我經手了四十八位病人。醫院已滿到不能再接收任何病人。手術實在忙不過來。
早上八點大夫精疲力竭地離開首都醫院。雖然員工看到過比這更糟的情景，但他們白天整天仍在繼續接收槍傷受害者。大多數傷員來自廣場東北角。那兒軍人和市民星期天從早到晚作了一天意志的較量。軍人們在廣場的每個入口形成雙層警戒線，但數以百記的民眾還是聚集在入口。東北角人最多。他們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瞭解廣場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另一方面是為了對清場表示無聲的挑戰。軍人警戒線和市民憤怒的僵局形成一波又一波傷亡人流。早上九點四十六分，見證人看見士兵擊倒九個人。十點零九分，又倒下二十個。兩輛救護車幾乎立即到場，但軍人不讓抬人。士兵伏擊了一輛救護車，並在十點二十分火燒了這輛車。這以後的半小時之內，又有兩個去拖傷員的人被擊倒在地。這種貓捉老鼠的遊戲進行了整整一天。黃昏時，北京飯店視線內約一百個市民和醫務人員被擊倒。許多傷員被送進首都醫院。
北京大多數醫院也和首都醫院一樣接收到大量傷亡者，但它們沒有床位也沒有醫療器械。英國記者Jasper Becker 六月四日早上來到位於西單北面二公里的人民醫院。他說：「醫院看上去像個屠場。傷亡者被放在椅子、病床或地上浸透血的床墊上。許多人胸、腿或頭上有子彈口子。學生還搶救了被打壞的士兵。我們看見一個渾身是血的士兵，顯然他是沒救的了。」
早上五點十五分，北大的一個學生到郵電醫院時看到一幅相同的場景：350個床位，走道裡被子彈打爛的人橫在地上。有幾張臉被打得血肉模糊。麻醉藥用完了，員工累垮了。坐落在北京北面的第三醫院是家大醫院。只有這家醫院報導了另一種傷：那兒，送來的學生為大面積燒傷。除此之外，整個城市醫院都因缺乏人手和資源而不能處理大量中彈傷亡者。唯能起調節作用的是時間－－這取決於醫院和部隊進軍的距離。
復興醫院是星期六晚上第一家接收傷亡者的醫院。這是一家有一百多個床位的小醫院，位於城市西面靠近木樨地的致命路口。六月三日晚上十點三十分左右，開槍從那裡開始。晚十一點四十五分，一個外國新聞小組隨救護車來到復興醫院。國際大赦從一個組員那兒得知「幾乎每分鐘自行車或三輪車就送來一個傷員。傷員大都是些設置路障的年輕人。」子夜過後一小時左右，學生們看到十九個人死在醫院裡。到了凌晨二點四十五分，死亡人數達二十六名。報告這個數字的學生，還看到士兵向營救傷員的救護車開火。受傷的醫務人員也在這裡接受治療。凌晨三點二十六分，路透社接到一個電話。打電話的人說復興醫院已有二十八人死亡，二百人受傷。
但是，那個區域的戰鬥遠沒有結束。據來自學生方面的消息，早上五點死亡人數達五十九人。事後醫院的一位護士告訴北大的一名學生，復興醫院已滿到無法再接收任何人。此話並不誇張。第二天早上的一個電話證實，醫院停車場裡擠滿了死傷者，最小的三歲，最老的有六十來歲。
到了第二天早晨，尋找失蹤者的親朋擠滿了北京所有的醫院。宣武醫院是一家坐落在北京西南的小醫院。星期天中午，醫院管理人員張帖出一張名單，上有死者的姓名和年齡。名單上共有五十多個人，最老的為五十四歲，最小的十七歲。這個名單不包括醫院無法找到身份證明的屍體－－他們的數量和姓名。
星期天上午，在醫院裡走動的人中，有的是在統計數傷亡人數。儘管有醫院領導和警察的警告，許多醫務人員還是告訴大家他們所瞭解的情況。北大歷史系的一個學生，因在醫院收集傷亡數據被警察逮捕，並關了十來天。一位加拿大電視小組來到首都醫院時，發現員工對是否接受他們採訪分歧很大。他們甚至為此打了起來。結果是接受記者採訪的大夫和護士制服了反對採訪的員工。大夫們把記者帶到停屍間去看那裡的三、四十具屍體。但是，管理停屍間的人拒絕開門。大夫們使勁把他推到牆上，威脅說要是他不去取鑰匙，他們就把門撞開。他答應去取鑰匙了。但是他沒有真地去取鑰匙，而是去向醫院領導匯報。院領導讓電視小組離開。記者在被趕走之前走訪了一個病房。他們所見的病人均受槍傷。傷口大多在四肢，有些在胸口，有一個在喉嚨。雖然，記者無法核實在停屍間的死亡人數，但那天晚上，首都醫院的一位護士說死亡人數為四十。
表一列出我收集到的星期天十二家市民醫院和一家部隊醫院的傷亡人數估計。報告來自那天不同的時間，有些來自大夫，有些來自學生，有些來自外國記者，是個很不全面的的估計。與其說是統計數據，還不如把它們看作是北京傷亡規模的提示。如表所示，六月四日十一家醫院裡至少死了478個人。八家醫院至少醫治了920傷員。死亡人數的估計和那位北京大夫星期天早上經過和十一家醫院聯繫後所得到的數字相符。 他計算下來這些醫院裡的死亡人數為五百多。
除表一所列以外，還有多少傷亡者到了醫院？看來有好多。目擊者強調星期天北京所有的醫院都「擠滿了傷員和奄奄一息的人。就連離廣場十五公里地的海淀醫院都擠滿了人。」 傷亡人數之多，使一些醫院不得不停止接收病人。人民醫院的一位大夫六月四日早上告訴Jasper Becker ，三百多人那天夜裡來到他的醫院，但「大多數病人傷勢過重，我們不得不把他們送往外院。」我們只能給三分之一的求醫者提供治療。
北京市1989年電話號碼簿上有124家醫院和診所。並不是所有的醫院診所都接收傷亡者。接收傷亡者醫院裡傷亡人數也並不和表一所列相同。但是許多醫院接收了大量傷亡者。我們可以用市三十二家在五月絕食抗議時提供醫護的醫院作基數來作估計。假設這三十二家醫院在星期六晚上都接收傷亡者的話，假設這些醫院搶救病人的平均速率如上表所估計，那麼星期天拂曉的死亡人數則在一千四百左右，受傷人數估計為三千七百左右。此外，北京近百個小醫院和診所以及部隊醫院都接收傷亡者。由此推論，傷亡人數可能為上述的二倍之多。
即使我們能得到這些醫院的完全統計，我們還是無法知道整個傷亡數字。因為許多傷員因擔心被帶上反革命的帽子而不想去醫院。那些受輕傷的人寧可擔當在公共醫療系統之外治傷的風險，也不願冒被檢舉的政治風險。只有需要動手術或縫線的傷員才到醫院求醫。不情願暴露傷情，可能是形成醫院裡死亡和受傷人數不平衡的原因。射擊中受傷和死亡人數之比率一般為十比一，而表一中的受傷人數低得讓人吃驚。
屍體也同樣可以使活著的親戚擔驚受怕，因為「反革命暴動分子」的家屬，可能面臨政治懲罰。……還有些人則拖延安置屍體。他們把屍體作為政府施暴的物證，直到星期二還有一個人用三輪車推著他四歲兒子的屍體，滿市對人群哀述軍人是怎麼朝孩子打了三槍。
「這是個李鵬說的暴亂分子，」 他哀嚎道，「這個暴亂分子犯了什麼罪？為什麼朝孩子開槍？這還是人民的軍隊嗎？」
大夫盡力保護那些到醫院求醫的人。有些醫院的醫務人員只給傷員提供治療而不記錄他們的身份。一個外國記者從一位大夫那兒得知，首都醫院員工「因為擔心士兵來把學生拖走，所以他們盡快包紮，讓學生出院。」 星期天早上，幾位首都醫院的大夫把兩輛麵包車上的受傷學生送到第三醫院。這樣他們離廣場就遠些，因此被舉控犯政治罪的機會可能會小些。
據後來官方發表的文章，首都醫院把一個「學生」轉送到在北京東北方位的中日友誼醫院。其實，這位年輕人是解放軍軍官。轉院是為了保護他的安全。他是首都醫院偷偷地藏在實驗室裡三十四位(或更多)受傷軍人之一。前面提到的那位當晚在首都醫院工作的大夫知道，醫院至少還收了另外九名士兵。他本人沒有給他們看病。他在班上時，有個人手裡拿著軍衣下了樓，他說九個人穿便衣跑了。雖然許多士兵先被送到市民醫院接受救護，但他們為自己的安全擔心。軍隊發表的文章報導，在市民醫院的士兵說他們受到流氓騷擾。醫院員工把他們安置在公眾看不到的病房以防受到攻擊。一有機會他們便被秘密地轉送到部隊醫院。
如果說我們不容易得到市民傷亡人數的話，有關軍方傷亡的消息則更不為人知。我們只掌握一點點受傷士兵是怎麼得到救護的情況。部隊在幾個地方建立了醫療急救中心。其中最大的一個中心，建在人民大會堂北面的入口處裡面。小一些的一個救護中心在城市東南方向的天壇公園裡。但是到了星期二，那兒斷了糧，也斷了醫療器械。星期六晚上部隊派下來一些醫療小組和幾個縱隊。但是這和部隊遭受的傷亡相比，人手還是遠遠不夠。舉個例子，據我們所知，那天晚上到了廣場時只有七個護士還隨隊。雖然部隊調遣人員，但他們還在遠處。義務人員和醫療器械的不足，說明軍隊也沒有預見那天晚上發生的傷亡，或者是他們對傷亡，包括哪兒發生傷亡之要事，失去控制。
部隊盡量將其傷亡者送到解放軍醫院。城市內外有許多解放軍醫院。有些醫院，如附屬二炮（即中國原子能）醫院，接收了一些市民傷亡者，但數目不大。在北京的軍醫指揮似乎不清楚該做什麼。拂曉，三環路北邊的北京野戰醫院到吉普車衝出三元橋路障時才收到一個傷兵。城市那邊傷亡很少。有些醫院因病人過多打電話來求助。整個上午二炮只接救助電話，到早上十一點，醫院才主動開始安排一輛輛救護車去它院接傷兵。午夜時，醫院收了五十四個戰士。
一下子到不瞭解放軍醫院的傷兵，在市民醫院裡接受大夫的全面檢查。據廣為流傳的報導，首都醫院傷兵驗血報告上顯示，他們血液裡有氨基丙笨。我的消息來源有三方面：據說傷兵告訴大夫，為了防止廣場傳染疾病，他們接種了御苗，而不是什麼氨基丙笨。有些軍人真的打了預防針。軍人入伍時按中國軍隊按常規不打預防針。部隊只給到所需要打預防針地方的軍人打預防針。不管怎麼說，亞洲和西方部隊通常給要作幾天準備，並可能會缺少睡眠的戰鬥部隊打預防針。星期六晚上，解放軍部隊的特寫鏡頭暴露出使用氨基丙笨症狀：極度緊張，眼睛突出，瞳孔放大，臉腫。一個生動的例子是上校季新國的警衛。那位警衛是和候德建協商學生撤離廣場的官員之一。從協商會議上季和警衛的照片來看，警衛有使用氨基丙笨的體症。但這個證明本身還不夠詳細。和許多與大屠殺有關的事件一樣，部隊出擊時是否在氨基丙笨藥力控制之下，這個問題還有待回答。許多目擊者注意到的高度緊張，可能只是由擔心所至。
尋求查不出來的數字是件無結果的事。最好的估計也只不過是大膽猜想，我們找不到真憑實據。這正是政府所想達到的目的。因此，尋找死亡人數並且問詢為什麼缺少一個準確的傷亡估計，是件有益之事。講得簡單些，軍隊和政府使用了各種手段阻止準確統計究竟死了誰。
掩蓋屠殺手段之一，是在數屍體之前就使他們失蹤。一些在空地的屍體被收起來裝在卡車上運走了。星期天早上十一點二十分,一位外交官看見部隊在建國門一帶把屍體裝上卡車。另外一些士兵把人群控制在遠處看不見屍體的地方。星期天早上，三環路西邊至少有一輛標有首鋼印記的卡車載著戴黃頭盔的人把遺體往西搬運。聽說，首鋼工人和前夜從西邊來的士兵打了一場惡戰，所以那些看上去像工廠民兵的人，很可能是冒充工人的特工部的警察。星期天和星期一晚上，來往於黑暗街頭沒有標記的停屍間白色卡車把剛死的屍體從公共場所搬走。這些卡車沒有把載運的屍體送到市民醫院。
另外一個讓屍體匿跡的辦法是將其就地焚化，但我們不知道解放軍是否那麼做了。早上五點五十八分，最後幾個學生快離開天安門時，一股濃煙從廣場升起。六點四十分，另一團火升起。北大的一個學生從南面的一幢樓裡看見，廣場上的火焰隨著新扔進去的東西升起,降落。從滾滾濃煙來看，想必在焚燒的東西上澆滿了汽油。早上六點四十五分和七點三十分之間，濃煙上升三次，每次持續約五分鐘。
看到那些火的人，包括一個在北京飯店樓頂上觀望的外國記者，都認為好像是在焚化屍體。她回憶道「那個氣味很嗆人。」 此外，還有許多人憑直覺認為屍體被火化了。這種直覺並不建立在人們所見之事之上，而是人們對前一天晚上所發生事件的感想。……清華的一個學生坐在廣場南角的一棵樹上。他說早上六點四十五分他看見士兵們把塑料裝屍袋重疊在一起蓋上雨布。但他沒有說接下來他們是否被火化。北大學生傳單上寫著：「軍隊用推土機把屍體鏟成一堆，然後焚燒。」
由於死在廣場上的人數有限，並且其中許多人被送上救護車，用推土機堆屍體然後將其焚燒的形象很牽強。許多就地焚化的證明也不夠具體。另外，還有一些實際問題說明火化不可能發生。人的屍體不是很快就被燒掉的。焚化一具屍體需要幾個小時的高溫。一個較可靠的、有軍方信息來源的中方消息證實，至少在一個地方（雖然他不知道哪兒）坦克碾碎的遺體被鏟起來用噴火器焚燒。地址不詳的地方可能是木樨地橋。那兒水泥上留有10cm火燒印，人行道水泥磚上的痕跡有一半深。人民英雄紀念碑後面廣場水泥石頭上很深的印跡，可能也是焚燒壓得稀爛的屍體的結果。廣場其它印跡好像是焚燒帳篷和其它可燃物，而不是屍體。雖然部隊沒有公布軍隊攝影師那時拍攝的火燒照片，他們一直說那天早上燃燒的只是些堆積在廣場的垃圾。在此，我最多也只能提供一個含糊的結論：星期天軍方可能燃燒了一些遺體，但數量很少。
其它使用噴火器的報告不是關於焚燒屍體，而是攻擊活人。一個前一晚上參加活動的學生告訴一位外國老師，士兵把市民逼到市中心的一條胡同裡用噴火器燒他們。如前所訴，大面積燒傷的學生確實被送到城市北端的第三醫院。如果真是那樣的話，那便是個不幸的諷刺。中國匠人早在十世紀前就製造出第一把噴火器。稱為「火矛」的武器，能把燃燒的火藥噴向敵人。但使用「火矛」的目的不是為了焚燒敵人，而是為了與其保持距離。
使屠殺規模不為人知的另一手段是避開眾人視線。大家懷疑部隊偷偷殺人。所有這方面的證據均為二手材料，但我從兩個不同方面聽說軍人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裡槍斃學生。文化宮坐落在天安門東門側，部隊把這個地方作為對付廣場的一個基地。我們從幾個第一手資料那兒得知，文化宮被用作監禁星期天早上抓來的人的臨時拘留中心。雖然大多數治安人員是軍人，但那個地方看上去像是處於警察管轄範圍。星期天中午，五個外國人被拘留在那兒，其中一個是英國觀光者，一對美國夫婦，一個義大利記者和一個十五歲的巴基斯坦男孩。那個英國見證人告訴國際大赦，審訊時警察用電棍折磨他們。「那時他聽得到鄰近樓房裡傳出來的尖叫聲。那兒關押著受了傷的被拘留的中國人。他們頭或其它部位受傷。他們的手被捆在身後，手和套在脖子上的繩子連在一起。」下午兩點離開文化宮時，他看見樓房裡面至少有八十個人。他說：「像個屠場。」香港報界也報導了其它發生在文化宮裡的肆意拘留和折磨。
據說解放軍不但折磨被拘留者，而且還在星期天早上用槍托處死了近兩千人。這個傳說起之於部隊的一個著名將軍的(外)孫子(女)。那天他和別的學生一起被帶到文化宮，但當警察領導得知他的身份後就把他放走了。我還從別處聽到相同的故事，所不同的是，據說士兵用刀處死被拘留者。這兩方面的消息都說他們沒用子彈殺人。如此規模的處決究竟發生了嗎？似乎不可能。對士兵來說用手屠殺是件艱難的任務，對指揮員來說他們難以維持用這種方法處死二千人所需要的時間。因此這類傳說不可能屬實。但蓄意折磨和虐待可能使有些被拘留者死於囚禁他們的人的手中。他們的死亡也永遠不會為人所知。
最後，還有一個事後掩蓋傷亡規模的手段。那就是銷毀所有留在紙上的痕跡。他們是那樣做了。北京醫院放射學家接到指示要他們銷毀那天晚上拍攝的所有槍傷的X光片。一點證據都沒留下。
政府掩蓋真相的最直接手段，是發表與其公布的很少市民和軍人死亡相符的傷亡數字。六月六日那天，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下午的記者招待會上公布了政府省級統計。袁說死了近三百人(包括市民和軍人) ，其中二十三個是北大的學生。據另一個市黨委報導，軍人和警察共死了近一百名。袁木說二千市民受了傷，而受傷的士兵為五千。 陳希同市長在六月三十日的講話中把受傷軍人和警察人數增加到六千多，死亡人數為幾十。他把學生死亡人數增加到三十六位。
這些數字有幾個用途。一個是為了說明軍隊損傷多於市民：士兵寧可自己挨打而不用致命力還擊。他們才是重大犧牲者。他們這樣做維護瞭解放軍的榮譽。第二個目的，是為了說明部隊沒有像大家所擔心的那樣直接鎮壓學生。考慮到成千上萬學生參加示威遊行，三十六位死亡是個小數字。這些數據最後一個含意，是雖然軍事行動引起傷亡，但是傷亡之規模和部隊所遭到的對抗比例相當。部隊不得不使用武力，幾百人死了。但屠殺了幾千人則無此一說。死者的屍體被推土機鏟起在廣場上焚燒也無此一說。
政府的數字可信嗎？就連我十一家醫院的簡單統計表都表明其數據不可信。政府是不是搞錯了？顯然不是。一個退伍軍官告訴一個外國朋友，部隊情報部的軍官們開始接到市民傷亡報告時流淚了。政府為什麼在極力防止泄露與政府不同的證據的同時公布荒謬的數據？
有一個可能，是因為政府自己也被屠殺之規模嚇壞了。所以，他們決定修改統計以隱藏屠殺真相。更現實一些的解釋，是為了平息公眾輿論。不提供可信的死亡人數，可能起到一個作用－－和否認與謠傳不同－－精確可靠的信息不會在國內公眾輿論中造成恐懼。含糊其詞是一個對輿論釜底抽薪的有效工具。一旦官方統計明顯地含糊不清，要是人們忘卻的話，他們會認識到最終信息(也就是最高權力) 掌握在統治者手中。
為了炫耀那種權力，特別是在省裡炫耀權力，中國政府決定控制統計數據。任何傳送和政府不一樣的數字行為均被視為散播謠言－－在中國這種行為可被控告有罪。大屠殺兩天以後北京很少有人敢在公共場合說死了多少人。但在外地，許多人為了奚落政府的統計數據，用誇大的數字來譴責政府。他們因此受到散播謠言的控告。
大屠殺之後和我談過話的流亡在國外的中國知識份子和學生，開始懷疑紅十字會公布的2,600的估計。他們曾經想要一個和部隊殘暴相當的數字，可現在運動失敗了，控制權回到共產黨手中，他們懷疑早先的抱負，覺得那些數字像他們早先的期望一樣為誇大其詞，正如一個人所說，是「痴心妄想。」 北大的一個學生說：
「我的好朋友們一個也沒中彈。」大多數人對我也是這麼說。很少有人提得出名字。因此，他們對上幾千之說存疑。這兒的問題不是在於他們的邏輯，而是在於他們是什麼人。作為知識份子，他們的生活基本上和社會其它部分分開。許多人不接觸工人。但成瞭解放軍炮灰的是工人而不是學生。許多為學生的事業獻身的年輕人並不為他們所知。他們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那些死去的人的身份。
然而，像中國政府那樣，一直聲稱那些人沒有死則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位朋友都安然脫身的北大學生至少還情願說：「死亡者的總數肯定比政府承認的多得多。陳希同市長報導幾十個士兵被殺，那麼用簡單的邏輯可以推出比士兵多幾倍的手無寸鐵的市民已死亡。」 雖然是這麼說了，但他還是謹慎地補充了一句：「但在估計人數時，我變得越來越保守了。」
還有一個人半年之後向我吐露：「我想傷亡人數是幾百而不是幾千。」「我猜三百吧。你得相信政府的統計數據。對於事實中國政府從不說謊。政府試圖隱藏事實，但一旦它說什麼事件發生了，什麼事件就一定是發生了。你得相信它。」 我想對他說，只有中國人才會相信政府。我們對政府要我們相信的事懷有健康的將信將疑的態度。
在這場數字之戰中，政府贏了。人們意識到，他們沒有證據證明他們覺得是對的的死亡人數。私下的估計越來越使人生疑。這種疑心和中國人根深蒂固地相信政府除了不正確地表達事實以外從不說謊，引起許多人寧可作出謹慎估計的誤差。他們接受幾百而不是幾千。就連國際媒體也對把數字去掉個把零之舉彎腰。現在，死亡人數通常被說成是幾百而不是幾千。
這可能是最殘暴之舉：我們現在否認被殺的人是死了，我們遺棄了政府沒有宣稱的事實。
我還是不相信正式公布的三百這個數字，我同樣也不相信過高的一萬估計。真理想必存在於兩個數字之間的某個地方。我不知道具體在哪兒。目前我所能記錄的只是我們無法確定那個數目。在沒有更明確的信息的前提下，我那些不完整的發現使我認為紅十字會星期天早上提供的二千六百死亡人數比其它估計更現實些。也許將來有一天我們會看到真正的數字，但我們也有可能永遠無法知道究竟死了多數人。
話說回來，數字改變不了現實。冷酷的事實是許多人喪生，事實是我們無法數死亡人數。關鍵是不要因為爭執殺了多少人而昏了頭腦。我們該認識到這種屠殺在活下來的人的心靈上留下了深深的背叛的陰影。人們不僅死了，還可能沒被歸入死亡人數。這樣做使他們從歷史上消失。這才是六月四日星期天永遠的遺失。
表一、北京十三家醫院傷亡統計
醫院 地點 床位 死亡 受傷
首都2 中心 --- 40 ---
朝陽3 東北 --- --- 100*
兒童4 西 --- 55 100
二龍路5 西 256 --- 40
友誼6 南 --- 43 ---
復興7 西 --- 59 200
第三8 北 --- 95 125
人民9 西 --- 4 105
郵電10 西 330 28 150
鐵路11 西 711 85 ---
二炮5 西 --- 4 ---
宣武12 南 --- 50 ---
無名13 南 --- 16 100
來源：
1 全國醫院目錄，第1-2頁
2 CDP-1022；CDP-0929
3 A105
4 ASA 17/60/80，第17頁； CDP-1022
5 CDP-0622
6 A109
7 ASA 17/60/80，第17頁； CDP-0716
8 CDP-0717
9 Jasper Becker, 倫敦衛報，1989年6月5日
10 Duke， 鐵屋，第120頁； A100
11 ASA 17/60/89，第17頁
12 CDP-1090
13一個醫生，「一個醫生眼裡」 第74頁
--- 無數據。
*提供信息部門(人士) 說明為不完全。
編者補註：
（1）解放軍三〇一醫院蔣彥永大夫在2004年2月24日上「人大」「政協」會議書中說：該院急診室從6月3日晚１０時至半夜１２時，收治了８９位槍傷傷員，其中７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傷員中只有一名軍人，臂中槍彈。蔣大夫證明，該院的屍體被放在停屍房的地上，由解放軍看守。因死者都被誣稱為「暴徒」，屍體不准領走。6月4日上午，該院還遇到送來的兩名中毒昏迷在坦克中的戰士，因該院不懂處理，轉解放軍307醫院。
（2）2001年6月7日《大紀元》轉《博訊》載文稱，有目擊者見證：6月3日晚至4日，兒童醫院收治傷員達二三百人，死亡者達二十多人。開始醫院還對傷員進行逐一登記，以便以後向本人或所在單位收取費用，但到了十二點時，電臺播出了中央告全國人民書，指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他們立即意識到這個定性將使所有的受傷者有受到迫害的可能性，立即將名單撕毀，以保護傷員。該文說，丁關根的小姨子張先玲女士的兒子，是6月9日以後從天安門西側的二十八中門前的花壇中挖出來的。（見《從「六四」血腥鎮壓到策劃「衛國戰爭」逼人民陪葬》）
原載《議報》第206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