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日本當局對梁啟超是有大恩的，而梁啟超也對日本有著特殊的感情。當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四處捕殺「xx」之時，若不是日本公使林權助全力相救，梁啟超恐怕早就和譚嗣同一起到刑場高吟「有心殺賊，無力回天」了。後來他的學生蔡鍔在雲南反袁護國，梁啟超急於從上海趕赴廣西，說服「南天王」陸榮廷起兵響應，又是日本外交官和商人主動伸出援手，歷盡千難萬險，將他送到了南寧。在梁逋居日本期間，他和日本政、商界人士犬養毅、高田早苗、柏原文太郎、志賀重昂等過從甚密。梁還很快學通了日語，然後用日語閱讀日本人譯著的政治學、資生學(經濟學)、智學(哲學)、群學(社會學)等書籍。他在《論學日本文之益》一文中形容自己的心情是「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並主張「我國人之有志新學者，盍亦學日本文哉」。正是在日本期間，梁啟超越出了康有為的思想框架，建立了自己獨立的思想體系。他曾不止一次地對日本友人表示：日本是我的第二故鄉！
然而，1915年，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支持自己一圓皇帝夢，準備接受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梁啟超在獲知「二十一條」的內容之後，義憤填膺，通過《京報》、《國民報》和《亞細亞報》等報刊，接連發表了《中日最近交涉評議》、《中日時局與鄙人之言論》、《中國地位之動搖與外交當局之責任》等 8篇文章，對袁政府發出嚴厲警告，並痛斥日本的侵華罪行，尖銳指出，日本此舉是企圖趁歐美因戰爭而無暇東顧之機，「謀蹙我於死地」，這是典型的侵略！並強調日本如欲尋求中日「合邦」，同化與滅亡中國，只能是痴心妄想。中國幾千年來素有反侵略的傳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日本必須撤回那些「傷害我主權為我所不能堪」的條款！
梁啟超的行動讓日本一些人感到了恐慌和不解。誠如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日本文化非常強調「報恩」。在他們看來，「恩」 是債務，而且必須償還，「難以報恩於萬一」是日本人經常說的一句話。日本當局在派人對梁啟超進行「種種運動」遭到嚴詞拒絕之後，不由得惱羞成怒，通過其報紙污蔑梁啟超接受了德國的賄賂(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屬於「協約國」，德國屬於「同盟國」。中國在戰爭後期加入了「協約國」，對德宣戰)，很多日本報紙也指責他「忘恩負義」。梁啟超則對此進行了坦蕩的反駁。他指出：維護國家民族的權益是我的權利和義務。我難道因為曾受日本保護十餘年，就可以放棄對國家的責任嗎？難道日本一些人要我「日思引外人以擾亂祖國而始為報恩」嗎？他正告那些日本軍國主義者：「凡以正義待我者，無論何國，吾皆友之；凡以無禮加我者，無論何國，吾皆敵之」。
作為「言論界之驕子」，梁啟超的文章引起了巨大反響。「二十一條」最終未能付諸實施，梁啟超是有很大功勞的。後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召開的「巴黎和會」期間，梁啟超又重演了這一幕。作為中國的文化名人，他受到了東道主法國方面的熱情禮遇，在法國政要為他舉行的歡迎宴會上，梁啟超就《凡爾賽和約》中關於中國山東的不平等條款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他嚴正指出：「若有一國要承襲德人在山東的侵略主義遺產，就是為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媒，這個國家便是和平公敵！」梁啟超的演說贏得了在場各界人士的熱烈掌聲，對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起到了一定作用。
梁啟超還在會場內外積極活動，並與國內的「不簽字運動」相呼應。5月2日，《晨報》發表了根據他的巴黎來電撰寫的新聞《山東亡矣》，如實介紹了和會的情況，驚呼「國亡無日」，呼籲「願合四萬萬民眾誓死圖之」。這篇新聞立即引爆了北京各大學學生的遊行示威活動，「五四運動」就此爆發！從這個意義上說，梁啟超雖然沒有直接參加「五四運動」，但卻是「五四運動」的間接推動者。
梁啟超強烈的民族情感，使他超越了個人恩怨。和梁啟超同時代的那些經常「往來於中國與他國之間」(梁還在自己的長詩《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中自詡是「世界人」)的知識份子，比如康有為、陳天華、楊度等等，其實都具有強烈的民族情感。但到了當下，那些口口聲聲「世界公民」、有條件「往來於中國與他國之間」 的知識份子，卻有不少人不認同梁啟超這一代知識份子的選擇。
為什麼會這樣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有一點卻很清楚：那就是儘管都能自由往來於國家之間，儘管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普世情懷」，但從前的梁、康、陳、楊那一代知識份子都是理想主義者，所以，他們往往能夠將國家民族的利益置於自身利益之上。而前面提到的那部分當代知識份子，首先考慮的恐怕是如何能夠在資本 「全球化」的條件下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梁任公有如此優越的條件，卻不懂得如何充分利用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難怪要遭人懷疑有「精神病灶」了。只是當時的人們如果都如懷疑者這般「精神健全」，今天我們怕是要用日語來寫文章了。每念及此，總要為梁任公等人抱屈。
